古代做过新淦县令的人很多，其中不乏有能力、有作为、有魅力的。新淦县志列传中记载了一些人和他们的事迹，依然值得今天的我们尊敬和纪念。
第一位是西晋时的罗绥,字景南,湖南耒阳人，《晋书》说他“尝宰新淦”，后又当过荥阳太守。罗绥有五个儿子，长子罗瑛,号富雄,配彭氏,迁居江西泰和。次子罗琏,号富贵,配黄氏,迁居江西庐陵。新干、泰和、庐陵，都隶属今天的吉安市。可见，罗绥与新干、与庐陵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的后人至今繁衍在吉安这片土地上。
《晋书》中专门为罗绥的儿子罗含作了小传，并讲了这么一个故事。罗绥在新淦作县宰时，新淦人杨羡正好也在罗绥的老家做官。考虑到罗绥是自己的父母官，杨羡想让罗绥的儿子罗含当主簿。主簿是当时掌管文书的佐吏，官虽不大，当然也是提携照顾的意思。但罗含这个小伙子很有骨气，几次推脱不去，后来盛情难却，终于还是做了杨的主簿。杨羡离职回老家新淦时，罗含把他一直送到新淦。虽然这个时候罗绥已经离开了新淦，但新淦人觉得罗含是旧县宰的儿子，对他非常热情，纷纷给他送东西，罗含推辞不过，一一收下，等回老家的那天，又全部把东西留在了新淦。
新淦县志记载罗绥，主要是感念罗含的德行。反过来说，没有父亲的身教，也不会有这么优秀的儿子。
第一个建议将新淦治所放到现在县城所在地的县令，是李子乐。也可以说，没有李子乐，新干县城在哪里，还说不定。李子乐，开皇十年作新淦县令。当时，朝廷准备将吉阳、巴丘两县并入新淦归吉州管辖。但李子乐认为新淦距离吉州太远，请奏归豫章管辖，并将治所由樟树迁到南市村，也就是今天的县城附近。就这样，新淦县城有了雏形。
继李子乐之后，李筠也是新淦县城的创建者之一。五代十国时期，李筠在新淦作县令，恰好遇到杨行密用了严可求的计策，准备在新淦设置都制置使。李筠便组织民众在南市村兴土木，筑高墙，新淦从此号为雄镇。
到北宋时，王安石的父亲王益也在新干做过县令。作县令之前，王益曾在新淦所属的临江军作判官，临江萧滩的赣江渡口，经常有撑船人缺乏安全意识，用腐烂报废的船载人过江，结果弄得船翻人亡。王益上任后，为了维护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严禁“以腐舟渡”，受到百姓好评。这么有责任心的领导当了新淦县令后，“邑复大治”。
比起其他县令，张好古和汪杲在新淦历史上相对知名。主要原因是，张好古修筑了一座有名的惠政桥，而恰好又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题写了桥名。在新淦，张知县也以勤敏廉明称颂一时。而汪杲的主要政绩在教育，南宋绍兴年间他当新淦县令时，全县的学校为之一新，“文风大振、科第独胜于他邑”，《大明一统志》专门有他的词条。
同样重视教育的还有黄幹。黄榦，字直卿，号勉斋，福建福州人，自幼聪颖，志趣广远，是朱熹的得意弟子，被朱熹纳为女婿，视为道统继承人。离开新淦后，先后在汉阳军、安庆府等多地做过官，多有善政，晚年以大理丞转承议郞退休。黄幹有两件事情做得让新淦人称道，第一件，他刚上任时，新淦欠朝廷纲米万余，黄幹代民请命，得以全免。另一件，“邑有豪寓，前令束手”，黄幹有办法，奏请将豪寓迁到县城东面，建成了高峰书院。不久，黄幹调走，新淦人就在高峰书院祭祀他。后来，高峰书院迁到了城南旧仓被毁。康熙年间，改为启圣祠。《宋史》载其事。
明代正德年间，桂林人刘天锡来新淦做知县，正好遇上“土寇倡乱，邑东南数十里悉为巢穴”，刘知县奏请大兵讨平，为了防患未然，将县城的土城墙全部用砖石加固，不但保护了百姓，也为新淦县城建设作出了贡献。嘉靖辛酉即1532年，浙江定海人乐舜宾知新淦，有海寇数千围新淦县城三日，乐知县亲自率民兵登城拒守，还发明一种药弩，将敌人的首领射死，才解了全城之围。之后，乐知县又带领百姓加固城防，免去了百姓的兵火之灾。为新淦县城添砖加瓦的，还有嘉靖年间的知县夏大勋，广东饶平人，在新干创建儒学，重修县志，增葺城墙、陶母墓而不费民财。
细看历史，不难发现，越是城墙坚固，越说明时代动荡。明朝末年，新淦一带动荡不安，流寇乱窜，倒逼地方官加固城防，保护百姓成为最大政绩。崇祯中期，为了防守流寇，知县刘拯捐资加筑新淦边境丰乐城数尺，知县陈以运更以“缮治城壕”著称，在新淦期间修战备，积钱粮，很有军事胆略和才能，很多人都想推荐他去当军事长官，但朝廷却将陈以运调到福建邵武做副市长（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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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6-23 0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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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6-23 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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