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哀荣话书生
一、
清朝诗人黄仲则有诗云：“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后一句已成名言。黄仲则才华横溢，却郁郁不得志，所以这只是他的愤激之辞；书生其实并非无用，不仅有用，而且还堪大用，就是治国平天下。有人向孔子请教怎样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农；于是有人便说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可是孔子精通做官之道，他“弟子三千，贤人七十”，教育的直接目的就是“学而优则仕”。历朝历代，打天下离不开书生，治天下更离不开书生。无法想像，让文盲来管理社会，会是怎样一种情景。
二、
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期的书生，可以集众讲学，可以著书立说，可以学说争鸣，可以言论自由，也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那是一个文化、思想大自由、大开放、大包容的时代。孟子住在魏国，梁惠王给予他很高的礼遇和待遇，喝酒吃肉，住豪宅、乘豪车、穿华服，但他还老是骂梁惠王，当面说梁惠王“率兽食人”（带着野兽来吃人）、“不仁哉！梁惠王也”。又骂梁惠王的儿子梁襄王“不似人君”。他将天下所有的诸侯，一律骂为“五霸之罪人”，全都“嗜杀人”；常常骂得齐宣王“勃然变乎色”，“顾左右而言他”。齐宣王问他，周武王伐纣“臣可不可以弑君”，他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即“只听说周武王诛杀了独夫纣王，没有听说君主被臣子杀害”，强调没有仁义道德的君王就活该被诛掉。他还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致于2000年后朱元璋听了此话还要杀他的脑袋。然而好景不长，到了秦皇帝统一天下以后，便来统一书生的思想，开始了历朝历代对思想、文化强化管制的时代。
书生是一个“高危”群体，他们能治国平天下，也能乱国祸天下；他们能帮这个集团打江山，也能帮那个集团打江山；他们有敏锐的头脑思考问题，有锐利的目光观察事物，有犀利的言辞议论时政......因此又必须严加管控。这就是历代文字狱案不断的根由。但历史上第一个文字狱案，却是发生在秦朝以前，就是公元前548年春秋时期的“崔杼杀太史”案。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国的庄公与大夫崔杼的夫人有奸，被崔杼杀死，齐国太史秉笔直书曰：“崔杼弑其君。”于是崔杼将太史杀了。太史的弟弟接着写，又被崔杼杀了。另一个弟弟又接着写，崔杼终于不敢再杀。当时还有一个史官南史氏，也抱着竹简和刻刀前往，前赴后继，半路听说此事已记录在案遂作罢。这就是文天祥的《正气歌》中所歌颂的：“在齐太史简。”
春秋时期另外还有一起文字狱案，就是“孔子诛少正卯”。少正卯和孔子都开办私学，收徒讲学。少正卯的学校多次把孔子的学生吸引过去，只有颜回没有去。少正卯成为鲁国的“闻人”。鲁定公十四年，孔丘担任鲁国司寇七天就把少正卯杀了，暴尸三日。理由是少正卯“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脑子精明而用心险恶，行为邪僻而又顽固，说话虚伪却很动听，记述丑恶的东西而十分广博，顺从错误而又加以润色）。人们都知道孔子是书生的祖师爷，却不知他也是“文祸”的祖师爷；圣人也干过这样不光彩的事。
三、
秦国原是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全方位落后的边鄙弱国，后用书生商鞅变法，一跃而雄霸天下，到秦王赢政时，又用书生李斯和韩非，横扫六合，一统天下，然而，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更心狠手辣，李斯出于妒嫉，害死了韩非，又怂恿秦始皇焚书坑儒。公元前213年,秦皇帝下令：“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服4年兵役）。”开了中国烧书的先例。第二年，为秦始皇寻求仙药的方士有诽谤之言，又相邀逃亡，于是秦始皇派御史侦查咸阳的儒生、方士，将其中被认为犯禁者460余人坑死。秦始皇焚书坑儒并未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7年后大秦帝国就二世而亡。
四、
曹操由军队起家，戎马一生，征战无数，应该算是个武夫。然而他也是一介书生，戎马倥偬，手不释卷，诗和文章都写得很好，开创了一个建安文学时代。他很重视书生治国平天下的作用，帷幄中书生特别多；他网罗了那么多书生，并非都是为了为他所用，而是不让他们跑到敌对阵营中去与他为敌――例如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而当书生妨碍到他的统治时，他也会拿书生开刀。官渡之战后，其子曹丕私纳袁绍之子袁熙之妻，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武王伐纣，以妲已赐周公。”曹操问出于何典，孔融说：“以今度之，想当然耳。”以后曹操下令禁酒，孔融又写信给曹操说：“你说饮酒亡国，桀、纣因色亡国，为何不禁婚姻？”曹操愈加恼怒，回信说：“即使我不能安邦定国，但杀几个文人还是能的。”算是对孔融的警告。后来，孔融又对东吴的来使有“讪谤之言”，曹操终于以“招合徒众”、“欲图不轨”、“谤讪朝廷”、“不遵超仪”等罪名将孔融杀死。
曹操还有一个谋士崔琰，相貌魁伟，让曹操自惭形秽，曾代替曹操接见匈奴使节。崔琰推荐的一个官员杨训，在曹操称魏王时，上表歌颂曹操功业，受到时人讥讽，推荐者崔琰也因此受到非议。崔琰看了杨训的表文，给杨训回信曰：“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意思是“文章我看还不错，你不要在意别人的批评，一切都会有变化的，时间久了人们就会了解你的。”回信被曹操看见，认为崔琰“意指不逊”，是说“在等政局发生变化”。于是将崔琰罚做徒隶，以观后效。但崔琰仍不失名士气节，“辞色不挠，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瞋”，曹操遂将崔琰杀死。尚书仆射毛玠十分不快，说：“天这么久不下雨，是因为崔琰受到冤枉。”曹操又将毛玠下狱，后被人营救出狱，死于家中。
五、
不过，在曹操所处的三国时代，还是书生各领风骚、大放光彩的时代。他们走出书斋，走出山林，投笔从戎，在政治、军事角逐的舞台上，纵横捭阖，舞弄风云，涌现出一大批光耀青史的杰出人物：诸葛亮、司马懿、周瑜、荀彧、郭嘉、鲁肃、陆逊、庞统......然而到了三国一统，魏晋易代，司马氏大肆屠杀政治异已，书生们便噤若寒蝉，惶惶避世，又出现了一个历史上书生最消沉、最颓废、最没有作为的时代。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屡次拒官，隐居不仕，但又偏要写文章讥评时政，在《太师箴》中说司马氏的统治：“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崇丘山。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司马氏“每非汤武而薄周礼”，揭露其篡夺曹魏政权的阴谋。终于被司马昭杀死。于是书生们便转而为清谈――崇尚老、庄玄学，宣扬虚无、避世；喝酒――阮籍一醉三月不醒，刘伶终日酒气薰天，让家人荷锄跟在身后，说：“死即埋我”；服药――服“五石散”，服后狂躁，仗剑逐蝇，出现幻觉，自我陶醉；隐逸――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待至晋室南渡，偏安江东，则更是日耽于湖光山色，夜醉于歌楼舞榭。南朝的君主贵族，都是荒淫无度之徒，书生们便沦为他们的帮闲，为他们制作淫辞艳曲。陈朝的宰相江总，和文臣陈暄、孔范、王瑗等十余人，时称“狎玩之客”，在宫中陪皇帝饮酒赋诗，征歌逐色，通宵达旦。所作诗歌尽为浮艳绮靡的“宫体诗”，终于弄得国破身亡。
六、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自汉末以来400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弓马打天下，《论语》治天下，社会的安定，给书生们重又提供了展现身手的舞台。隋、唐直至两宋，书生的社会地位都是比较高的。从隋炀帝时代，正式开始了传至后世1299年的科举取士制度，出生庶族寒门的书生，从此有了与豪门士族同等的步入仕途的资格和途径，隋唐时期许多宰相、大将都是科举出生的书生。北宋是一个偃武修文的时代，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对书生的待遇特别优厚，在开国的将近百年，待试京师的书生每年有六、七千人，超过唐代几倍；一次录取的进士常达三、四百人，超过唐代十倍以上。对录取的进士，由皇帝赐诗、赐袍笏、赐宴、赐驺从游街，“每殿廷胪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蕃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不可及”。书籍得到大量刊行，从中央的三馆、秘阁以及州学、县学、民间书院，都有上千上万卷藏书；私家藏书如宋敏求、叶梦得、晁公武等都达数万卷。学者著述远远超过前代，有很多是几十卷甚至上百卷的大部头著作。在唐宋时期，还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两座后世无法企及的高峰，就是唐诗和宋词，如果那时也是动辄因为几句诗就将人的脑袋砍掉，能产生这样的文学壮观吗？宋朝的文官，有着优厚的俸给，在离职以后还可以领宫观使的名义支取半俸，武官就没有这样的待遇。宋太祖曾说宰相须用读书人，其实何止宰相，就是主兵的枢密使、理财的三司使，下至州郡长官几乎都是书生担任，甚至统兵的将帅也由书生担任，如韩琦、范仲淹、李纲、宗泽、虞允文、赵方、辛弃疾等。
隋朝发生过一起文祸，但不是政治原因，而是隋炀帝妒才的结果。隋朝著名诗人薛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他的《人日思归》诗：“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传到南朝引起那里文人的骚动。他写过一首《昔昔盐》诗，描写思妇孤独寂寞的心情，其中“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更广为传诵。隋炀帝善写诗文，不愿有人超过他，因而被炀帝所妒忌。薛道衡年老请求致仕，写了一篇《高祖文皇帝颂》，被炀帝挑出毛病，说文章“有鱼藻之义”，《鱼藻》是《诗经》中一首讥刺周幽王的诗，炀帝说薛道衡“以古映今，谤讪本朝”，将薛道衡绞死。唐朝也有过几起文祸，但处罚很轻，没有杀人。唐初，社会流行斗鸡，一次沛王李贤与英王李显斗鸡，时任沛王府修撰的王勃写了一篇《檄英王鸡》，为“沛王鸡”助兴。唐高宗见到文章后发怒说:“身为博士，不作谏诤，反作檄文，是交构之渐。”认为此文会导致王子之间相互争斗，将王勃革除官职，逐出王府。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骆宾王为其写了《为徐敬业讨武曌檄》，说武则天“秽乱春宫，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武则天看后也未发怒，只是说：“宰相安得失此人？”武氏虽是女流，其胸襟则胜须眉远甚。唐高宗时，大将李绩征高丽，辽东总管记室元万顷奉命作檄，文中有“高丽不知守鸭绿江之险”语，提醒了高丽移兵固守鸭绿江，致使征讨失败。元万顷被流放岭南，后遇赦还。唐德宗时，牛、李党争，李德裕的门客卫瓘写了一篇传奇小说《周秦行纪》，以牛僧孺口吻，自述其未举进士时过鸣皋山迷路，而遇汉文帝母薄太后、汉高祖妾戚夫人以及王昭君﹑潘妃﹑杨贵妃等人。文中借杨贵妃之口呼唐德宗为“沈婆儿”（德宗之母为沈婆）。后薄太后又令昭君陪牛僧孺寝宿。皇帝看后一笑置之，说：“此必假名，僧孺是贞元进士，岂能呼德宗为沈婆儿？”
宋朝倒是发生了几起影响很大的文祸，但宋朝的文祸，都不是皇帝制造的，而是大臣的相互倾轧。北宋最有名的文祸是苏轼的“乌台诗案”。苏轼写了那么多诗文，还能找不出问题来？他的《秋日牡丹》中的“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被指为以“化工”比“执政”，“闲花”比小民，意为执政出新意，小民不得休息；《山村五绝》中的“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嬴得儿童闲语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被指为讥讽青苗法；“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讥讽盐法。《八月十五日看潮》中的“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又举《桧》诗中“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两句对神宗皇帝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皇帝还算冷静，对诬陷者说：“诗人之辞，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同时又因太后对苏轼素有好感和王安石等重臣的维护，苏轼被免于死罪。乌台诗案受株连大臣达22人。
北宋时期还有一件有名的文字狱案，即蔡確《车盖亭》诗案。哲宗时，丞相蔡確被免，徙湖北安州时，曾游当地名胜车盖亭，作《夏日登车盖亭》诗10首，被人告发“吟诗寄意”。其中一首云：“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告发者说：“睡起‘莞然成独笑’，今朝廷清明，不知蔡確所笑何事？”尤其是第四、第五两首，“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思公俯碧湾”、“喧豗六月浩无津，行见沙洲束两滨。如带溪流何足道，沈沈沧海会扬尘”，告发者解释说：郝甑山是唐高宗时大臣，唐高宗欲让皇位给武则天，郝甑山在上元三年上疏反对；如今太后垂帘听政，蔡確这是用武则天比太后；而“沉沉沧海会扬尘”一句则是说人寿几何，咒太后不得长寿。太后听后盛怒，将蔡確贬为英州别驾，后死于贬所。
南宋初期，奸臣秦桧弄国，他推行一条投降路线，卖国求和，又恐遭人议论，遂大兴文字狱。那些附势之徒，邀功请赏，“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讳者，无不争先告讦”；又在市间闾巷，遍布“察事卒”，有人对现实不满，即捕送大理狱处死；有上书言朝政者，贬万里之外；又让儿子秦熺以秘书少监掌管国史馆，撰文歌颂秦桧丰功伟绩，凡以前非议秦桧的诏书、章疏全部焚毁。绍兴二十年制造了李光私作《小史》案，副宰相李光被贬，李光的两个儿子死于贬所，另外两个儿子下狱；弟弟李宽被革职；约20名与李光友善或有关系的官员被株连流配或革职。其中，福建安抚司机宜吴元美，曾写过一篇《夏三子》的文章，骂夏天的苍蝇和蚊子，被认为是骂当政。他家有“潜光亭”，因亭号中有一个“光”字，被认为甘心做李光的党羽；又有“商隐厅”，被解释“商”指秦国的商鞅，商隐就是隐去商鞅，因此是不想事秦（桧）。兵部侍郎程瑀，因与李光有过书信往来而受到贬斥。程瑀曾注释《论语》，其中记载了周公对鲁公说的四句话，意思是“君子不怠慢他的族人，不让大臣抱怨未被信用；老臣故旧只要没有发过严重过失，就不应该抛弃；不要对某一人求全责备”。饶州的貶官洪兴祖欣赏其文，作序阐述其意，京西转运副使魏安行又刊刻传播。于是，程瑀虽已故去，仍被“籍其家”，毁掉《〈论语〉讲解》书板，直到秦桧死后，子孙才被免除禁锢。洪兴祖和魏安行被发配到蛮荒之地。
七、
传说书生地位最低的时期是元朝。元朝将人分为十等，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书生为第九等，居娼之下、丐之上，“文.革”中“臭老九”即源于此。“九儒十丐”之说出自南宋两位遗民的著作。一为谢枋得的《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二为郑思肖的《大义叙略》。但是，谢枋得为南宋官员，曾率军抗元。宋亡流落闽赣间，元廷多次征召不仕，后被强送北京，绝食殉节；郑思肖为南宋诸生，宋亡后因心怀故国，思肖即思赵之意，“坐必南向，闻北音而走，誓不与朔客交往”，画兰不画土，谓“土地尽为番人夺矣”。二人均死於元初，无从得知整个元代情况。
事实上，元代汉人书生的社会地位并不低。在蒙古侵入长城以南初期，对汉族书生也同样杀戮或用作奴隶，但在灭金、灭宋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利用汉人书生巩固统治的重要作用。灭金后三年，元太宗窝阔台就采纳耶律楚材的建议考试儒生，“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崇尚儒学，提倡程朱理学，修孔庙，并“诏以孔子五十一世孙元措袭衍圣公”。元世祖忽必烈又积极标榜文治，设学校，征召著名儒士，“命丞相史天泽条具当行大事，尝及科举”。几个仕元的理学家姚枢、窦默、许衡都官居要职。上辈有儒士的家庭被定为“儒户”，规定儒户每户至少要有一人读书，以备政府徵召。儒户不担负各种劳役，可以豁免丁税，四顷以内土地亦不缴纳地税，在籍儒生可获得政府俸禄，在学校就读的生员，由学校供给每日两餐饮食。而且，元朝也没有兴过多少“文祸”，杀得书生诚惶诚恐，所禁之书主要是阴阳类书，以及由佛道之争所引发的对道藏书籍的禁毁。
八、
（第八章是写明朝的思想统制，但发不上去，说有“不良信息”。让电脑来审稿，是会弄出笑话来的。）
九、
清朝是中国历代文祸最烈的时期。共发生文字狱案160余起，主要集中在清朝前期顺、康、雍、乾四朝，其中顺治朝约7起，康熙朝约10起，雍正朝约20起，乾隆朝最多一百三十余起。乾隆以后110年，直至光绪二十九年，又发生过一起《苏报》案外，没有再发生文字狱案。
清朝顺治年间，满清刚刚获得对中国的统治，汉族人心未服。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尤其是江南书生，对异族统治者采取了极不合作的态度，他们有的投身武装抗清的行列，有的披发入山、隐逸江湖，有的遁入空门、皈依僧道，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屈大均等人。他们那时的诗词文章的主题，是怀念故国，反清复明，洋溢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情绪。对此，满清统治者一方面以武力镇压汉人的反抗运动，另一方面强化对文化、思想的管制，消灭汉人的反满意识。这就是清初文字狱案的起因和主题。
到了康熙年间，清朝的统治渐渐稳固，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也逐渐淡化。康熙十二年，三藩之乱爆发以后，康熙皇帝从中检讨以往政治之失，开始大幅度调整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十二年诏命荐举山林隐逸，十七年特开博学鸿儒科，十八年开《明史》馆，让一大批敌视满清的才高名重之士受到感化。萧山毛奇龄，明亡后哭于学宫三日，后参与南明鲁王军事抗清，鲁王败后逃亡江湖十余年，作《续哀江南赋》、《白云楼歌》，寄托对明朝的缅怀之情。康熙十八年受感化举博学鸿儒科，名列一等，授翰林院检讨、国史馆纂修等职。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戡定，作《平滇颂》为康熙歌功颂德。康熙年间文化、思想也非常活跃，不少明朝遗民著作陆续出版，当时刊行的顾炎武诗文集中“违碍”之处触目皆是，《读通鉴论》中说：天下之大防有二，首先就是“华夏”和“夷狄”，“夷狄”乃“异类”，“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简直就是公然号召汉人起来造满清的反。最让人谈虎色变的历史著作也陆续出版，如计六奇的《明季南略》、《明季北略》，温睿临的《南疆逸史》等。
然而到了雍正年间，文字狱的腥风血雨又再次降临。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文字狱伴随其统治始终，共兴文字狱案约二十起。雍正皇帝搞文字狱有个特点，就是十分注重案例的“惩戒”作用，强化查处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浙江钱塘举人汪景祺，是年羹尧大将军府记室，他所写的《西征随笔》中有为年羹尧歌功颂德的文章，雍正除了将他处死，妻子、兄弟、子侄充军外，还将他的头颅挂在北京菜市口十年，直到乾隆即位才把头取下来。翰林院侍讲钱名世，也曾写诗吹捧年羹尧，被定为文字狱案。雍正将“钱名世革去职衔，逐回原籍禁锢，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制成匾额，张挂于钱名世所居之宅。”这也是一种“悬首示众”，让人名誉受污。并又“昭示”在京现任官员由举人、进士出身者共385人，每人作诗一首，批判钱名世，汇编成册，书名为《御制钱名世》，发至全国，作为读书人的必读书。诗也有作得好的，如詹事陈万策诗中的“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深获雍正嘉许，被评为卷首之作。也有诗写得不好的，等于“批判不力”，还因此获罪，例如翰林院侍读陈邦彦、陈邦直兄弟都被革职，另一侍读吴孝登的诗被认为“谬妄”，被遣发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所受惩处比钱名世还重。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查嗣庭，是隆科多保荐的官员，雍正为了整倒他，突击搜查他的日记，在日记中发现了他“大肆讪谤圣祖康熙、悖礼不敬、讥刺时事、幸灾乐祸”等“罪状”，被定为文字狱案，凌迟处死，戮尸枭示。查嗣庭是浙江人，为此又停止了浙江会试、乡试两级科考，以惩戒天下书生。有一个叫曾静的书生，给川陕总督岳钟琪写了一封《策反信》，信中列举了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十大罪状。雍正没有杀曾静，亲自写了一篇洋洋数万言的《大义觉迷录》，“摆事实，讲道理”，逐条批驳《策反书》中所列罪状，宣扬他即位以来的政绩，让曾静到各地宣讲，作现身说法。并将《大义觉迷录》和曾静“悔悟”后写的《归仁说》及47篇口供刊刻成书，颁行天下，组织天下读书人学习、讨论、表态。
经过雍正时期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汉族书生们的那点锐气，已被消磨殆尽。但书生总是耐不住要写文章的，用现在作家莫言的话来说就是“不写文章又干什么呢？”那就写“歌德”文章，写不涉及政治的文章，写嘲风弄月的文章。然而在乾隆朝，写这类文章也还是写出问题来了。鲁迅先生在评论乾隆朝文字狱案发生原因时说：“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胡涂。”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但真正算得上是“政治案件”的，却几乎没有。有的是为“四书五经”作注而获罪；有因献万寿诗联获罪；有上本为父亲请谥获罪；有向他提“意见”，请他“注意休息，保重身体”而获罪；有文章中有所谓“忌讳”文字如“戎”、“狄”、“夷”，或有与康熙、雍正、乾隆及他们名字音似、音近的文字如“龙”与“隆”近而获罪；有精神病人的胡言乱语而获罪；还有大量的因字意朦胧的诗句而获罪如：咏紫牡丹的“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东方兮，照八荒兮，民悦康兮，我思孔长兮，夜未央兮”、“长明宁易得”、“一把心肠论浊清”等。
乾隆皇帝的屠刀，终于杀得书生们望文生畏，动辄获咎，让他们不知道该写什么，该怎么写，一丝生气、活力被消磨殆尽，只好钻进故纸堆，寻章摘句，整理典籍，庶几免于灾难，形成了“乾嘉之学”。只到乾隆死后40年，书生们才被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从昏沉中惊觉，开始思索，开始探求，开始呼喊，为那个时期的思想、文化，注入了新的时代的内容。但老大帝国，积重难返，专制腐败，列强入侵，内忧外患，国难不断，这更激发了进步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他们背负着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不畏艰难、冲破险阻，跋涉在探求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漫漫长道上，从狭隘的反清排满升华到反帝、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民主主义革命，到“五.四”时期举起了“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又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从此中国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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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29 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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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29 13: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