蛀书记（202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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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7日
孙郁的《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结合汪曾祺的人生经历、创作年谱、交往文友及性格、作品风格的对比，介绍汪曾祺作品及人品。围绕“革命时代的士大夫”这一定性，对汪曾祺的小说、散文、戏剧、绘画、书法、饮食等进行详细解读、深刻阐释。不纠结生平，重剖析作品特质，对理解汪曾祺颇多裨益。


隐约记得孙郁曾经为“苦雨斋文丛”写过一篇序言。当时读了，总觉得有一种说不清的味道，似乎话里有话却又不知其“后话”是什么，仿佛儒雅却又并不咬文嚼字也不掉书袋。反正，不同于一般的文字，读着颇享受、引深思。《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共有三十一篇虽以“汪曾祺”一以贯之却并不相属甚至可独立的文章。每篇文章里虽或有汪曾祺的人生经历特别是创作经历，但孙郁之意显然不在于此，他的重点是要剖析汪曾祺个人的品行、特征和文字、文章的特点、质地。其中心意蕴则是“革命时期的士大夫”这一主题。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讲，“革命”与“士大夫”是不太相统属的两个词汇，但经过孙郁对汪曾祺的人品、人品的剖析，二者却奇特地统一到了汪曾祺身上。“革命”指历史上的一个时间段，汪曾祺曾经置身其中，现在我们依然生活于斯。汪曾祺或许想与这个时间段取一定的距离，但他的主要作品都是在这个时间段里创作的。“士大夫”指具一种可意会却难言说的气质的人群，多与古中国一些清高、文雅、散淡的读书人形象相联系。汪曾祺有这样的气质，却又不完全如此。他的文字的确颇为文雅、散淡，跳出了“革命”的宏大叙事，但他的文字却也有“非士大夫”甚至有“反士大夫”的内涵。汪曾祺是处于“革命”时期，人品、作品具有“士大夫”气质却非完全“士大夫”品格的作家。孙郁给汪曾祺“革命时期的士大夫”这样一个界定，或可与汪曾祺自己所谓“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互补、互释。《革命时期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最有味道的部分，或许是汪曾祺与其他作家的对比。书中以作家之名单独成篇的文章八篇，分别是：浦江清、李健吾、黄裳、老舍先生、废名、贾平凹、林斤澜、张爱玲的眼光；另有一篇“各自的路”，写的是邵燕祥。从人品、作品的风格等揭示汪曾祺与这些作家的异同和惺惺相惜，其言说多中底里，令人信服。此外，书里多处提及汪曾祺与鲁迅、茅盾、周作人、沈从文甚至郭沫若的传承与变化，相同与相异，其高低之处多有发覆，都值得认真看、细细品。


《革命时期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品质应有保证。可惜的是，依然有错漏。一是书中几处的“瞭望”之“瞭”均为空格（8页、83页、272页）；二是15页第三段，段头空了三个字；三是63页所引汪曾祺给朱德熙的作中，有两处空格，显然是漏了字；四是73页所引汪曾祺原文中也有一处空格，肯定有漏字；五是书中几处“唐弢”之“弢”也是空格（105页、237页、241页）。


2020年8月10日
郁达夫的《闲书》系“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之一种，据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初版排印。所收录的散文约略可分为杂说、游记、作家介绍、日记等。感受有三：一是郁达夫的传统文化积淀深厚，所作古体诗很有韵味；二是涉猎广博，能读日德法原版作品；三是交游广阔,文、政、商界多有朋友。


有两本《闲书》，一是1981年1月上海书店印行的横排本，一是1993年10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印行的竖版本（系“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之一种）。前半部分，读的是横排本；后半部分，读的是竖排本。早就知道郁达夫，也零星地读过一些他的文，比如短篇小说《沉沦》，比如散文《故都的秋》《江南的冬景》等，但却是第一次比较认真完整地读完他的一本书。从《闲书》的文章看，郁达夫的文章特点一是人文：不论是写景的游记，还是谈风俗的散章、介绍作家作品的书话、记录日常听日记，所写多与文化相关，既有古籍、外籍的引证，亦有文化视角的思索和自我认知，还时不时地插入其创作的古诗，读来颇有意味。就连写给王映霞的《娱霞杂载》这样的文章，也满满的全是旧籍搜寻、引证。二是日常：特别是《梅雨日记》《秋霖日记》《冬余日记》《闽游日记》《浓春日记》等内容，虽记日记之初即有发表的安排，也专门记述逛了什么旧书店，买了什么古书旧籍，写了什么催稿文章等，但依然有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睡觉，在什么地方与什么人一起吃饭喝酒等“流水账”，读来亲切有加。

“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的竖排本《闲书》错谬颇多。比如将“时故宫人”印成“时故宫入”，将“往哲遗著”印成“往哲遣著”，将“休宁赵士吉”印成“休宁赵土吉”，将“仲言五岁即瞽”印成“仲言五岁即警”，将“积习从知不易除”印成“结习从知不易除”，将“留一刺而别”印成“留一剌而别”，将“几日来睡眠不足”印成“几日来睡眼不足”，将“内有讼斋文集残本一部”印成“内自讼斋文集残本一部”，将“福州青年会”印成“福青州年会”，将“中午入城中去吃饭”印成“中午入城去中吃饭”，将“生弥月，不闻啼声”印成“生尔月，不闻啼声”……等等也者，不一而足。本计划将“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30本一一慢慢读完，但看到《闲书》里这么多印刷错误，现在有些犹豫了。


2020年8月18日
杨仕成的《成都味》是其“老成都漫画系列”之一种，通过30个漫画性质的连环画故事，对30种四川家常吃食的起源传说、制作过程、流行经过、现实状况等进行解读。虽较为简略，却能得这些吃食的要领；虽多有附会，但其说至少可以聊为一阅、备为一查。但终究太过单薄，不值得认真读、看，无事时翻翻亦可。


因为只有三十味四川家常吃食，就把它录下来，算是一种资料吧！棒棒鸡、冰粉、川北凉粉、串串、担担面、蛋烘糕、灯影牛肉、东坡肉、夫妻肺片、夫妻米凉粉、宫保鸡丁、锅盔、韩包子、耗子洞张鸭子、回锅肉、赖汤圆、龙炒手、罗江豆鸡、冒菜、魔芋烧鸭、跷脚牛肉、三大炮、双流老妈兔头、水煮牛肉、酸菜鱼、蒜泥白肉、唐场豆腐乳、甜烧白、五柳鱼、鱼香肉丝。这些吃食，有零嘴，有小吃，有热卤，有蒸炒，有水煮……多是四川街头小店都能见到的吃食，既有四川菜麻辣的特色，亦有平民百姓都可入口的家常。至于它们代不代表“成都味”虽值得探讨，但至少从常见度可以代表四川、成都特色。


2020年8月25日
杨仕成的《成都景》是其“老成都漫画系列”之一种，以29个漫画小专题，介绍成都27处景致或老街，以及两种闻名全国的独特风俗（喝茶、打麻将）。漫画笔法夸张，故事较为生动，介绍亦得要领。只是时有信口开河、画文不贴切处，特别是涉及历史时，常有错舛，令人摇头不已：不知作者、编审是干什么的？


书里介绍的29处景致、老街、风俗如下：宝光寺、茶店子、茶馆、成都麻将文化、春熙路、大慈寺、都江堰、督院街、杜甫草堂、合江亭、街子古镇、金沙遗址、宽窄巷子、老君山、柳荫街、洛带古镇、猛追湾、琴台路的爱情、青城山、青龙街、青羊宫、三国武侯、同仁路篇、望江楼、文庙街、文殊院、西来古镇、永陵王建墓、昭觉寺。书里的一些错舛：一是介绍茶店子时，开头一句话为“在20世纪40—50年代，这片郊区是一大片用来安葬人的墓地聚焦地”，“20世纪40年代”是民国时期，“20世纪50年代”是新中国时期，可漫画里的人物却全是清代装束，留着长长辫子，文与画，有矛盾。二是介绍老君山时，有句话说“又传说公元前2500年轩辕皇帝在此修炼得道成仙”，轩辕皇帝是传说中的人物，其是否真实存在值得商榷，假若存在其生卒年也是云苫雾罩，其得道成仙的时间怎可能准确到具体的“公元前2500年”？三是介绍永陵时，将题目取为永陵王建墓，其实永陵就是王建墓，王建墓就是永陵，一般都直接单称永陵，少见称永陵王建墓。


2020年8月28日
《巫婆集》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契诃夫小说选集”第一册，收短篇九篇，多写农村和农民，“在美丽的田园背景上”，“画出了乡间小人物的生活的幽暗面”。虽是异域风情，亦有时空阻隔，却因人性相通，其笔下的故事，故事里的人物，人物的不同性格，性格所决定的命运，仿佛发生在身边，似乎亲见，甚至亲历。


《契诃夫小说集》共27册，繁体，竖排，由汝龙根据英国专门翻译俄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家康丝坦司•嘉奈德夫人的英译本转译。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由平明出版社陆续出版分册，后改由新文艺出版社出齐全部27册。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这套“小说集”，并注明“据原新文艺版修订、重印”。那时，我在成都读离职，零星买了七八本，也读过一些，但时间久远，已没什么深刻的印象。翻开，有清晰的勾划，甚至偶见几句旁注、眉批。虽注得粗陋，批得浅薄，认真读书的态度，却从笔迹字里透露出来。今天读书，或许理解得要深刻一些，收获或许丰盈一些，但态度远没有曾经的认真。不想在书里留下印痕，除非见到错漏，一般不动笔。这七八本小32开本的《契诃夫小说集》一直在我的书柜里，挤在外国文学作品的行列中。既薄又小的身板，看似不起眼，却有一股无形的气势，逼我眼睛，令我侧目。每次从它面前走过，都能涌起重读的欲望，更有套书不齐的遗憾。前两年，因空闲日多，觉得自己有的是时间和精力来读书，便在孔夫子旧书网上配齐了全部的27册。单本的价格并不贵，五元左右，不是平明版或新文艺版，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上译版。计划睡觉前读一篇，慢慢将它读完。当然，这只是计划，究竟有没有恒心读完，要看时间的考验。


2020年8月30日
《斑斓志》是张炜“几十年古典诗学研究的结果”，分“出眉山、不系之舟、一生功业、深爱和沉迷、世间恩怨、斑斓志、迷宫”七讲，共一百二十多个专题，进行多角度、细节性的探索。不是创作年谱，也不仅仅是作品解读，而是既品苏东坡这壶陈年老酒佳酿，又浇自己心中关于人生、文学、时代、历史等等的块垒。


《斑斓志》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书评圈的赠书，要求在规定的时间读完，写出书评。幸好对书评并无什么特别的要求，短可几百或千多字，长则不限；质量吧，只要尽力即可。不然，以我这样的水准，要加入真是比上青天还难。张炜是我比较喜欢的作家，买过不少他的书，比如《古船》《九月寓言》《一潭清水》《柏慧》《外省书》《独药师》《陶渊明的遗产》，甚至连《你在高原》也在书柜里；除《你在高原》外，大部分都认真读过。但很奇怪，对于张炜的风格，却没形成印象。所以，喜欢只是喜欢，说不出喜欢之所以然。曾经以为，作家创作小说，年龄越大创作越丰，水准越高。现在看来，这是误读。记不得是哪位作家说过（好像是村上春树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里说的）：创作是个体力活。创作小说，特别是创作长篇小说，需要心力，也需要体力。这或许是一些作家由创作小说而改写散文，由小说家而散文家，进而学者化的原因吧！比如叶兆言，比如张炜，多少有些如此。张炜的《斑斓志》里，自不必说肯定有作为作家的文采与超绝的想象，但作为学者的见识与形而上的思考更是随处可见，甚至超越了前者，更能吸引我。这，或许可视为一种回归：由现代回归古典。年轻时，有的是向前的冲劲，前方满是诱人的光晕，向前奔跑都来不及，哪有时间回望？到了一定年龄，前行的脚步缓慢、迟滞了，回忆如潮水漫卷而来，咀嚼自己走过的路，觉得有回望的必要。回望才发现，逝去的并未真正逝去，那些经岁月淘洗而沉淀下来的东西不但不尘灰满面，反而熠熠生辉、光彩夺目。于是，不得不沉醉，不得不“深爱和沉迷”。张炜的古典诗学专著系列，应该就是回望的产物。


《斑斓志》第18页有段关于宋太祖的话：“他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君主，喜欢读书，马上得天下之后即以文治国，给后代子孙立下‘勒石三戒’，其中之一就是‘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 “勒石三戒”源于“太祖誓碑”。在据说是陆游所撰的《避暑漫抄》里，对“太祖誓碑”有详细记载：“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錀封闭甚严。因敕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是年秋享，礼官奏请如敕。上诣室前，再拜升阶。独小黄门不识字者一人从，余皆远立庭中。黄门验封启錀，先入焚香明烛，揭幔，亟走出阶下，不敢仰视。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漏泄。虽腹心大臣，如赵韩王、王魏公、韩魏公、富郑公、王荆公、文潞公、司马温公、吕许公、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靖康之变，犬戎入庙，悉取礼乐祭祀诸法物而去。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止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建炎中，曹勋自虏中回，太上寄语云，祖宗誓碑在太庙，恐今天子不及知云云。”王夫之在《宋论》中亦对“太祖誓碑”有所言：“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只是，《宋史》中并无“太祖誓碑”的记载；《避暑漫抄》也不能肯定是陆游所著。也就是说：“太祖誓碑”之“勒石三戒”是否存在，不能定论。尽管如此，“太祖誓碑”之“勒石三戒”却为后人反复引证。大家津津不已的，是《避暑漫抄》所记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和《宋论》所言之“不杀士大夫”。士大夫，是与文人紧密相连的一个词；文人，又是与读书人相差无几的一个词。于是，“太祖誓碑”之“勒石三戒”不仅成为赵匡胤看重文人、读书人的重要证据，而且成为宋之为宋、宋之文治的重要象征。或许正因为如此，陈寅恪才会感慨：“吾中华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对“太祖誓碑”之“勒石三戒”，可以想象两种可能。《宋史》不提，有一种可能：修《宋史》的脱脱等人，既没赵匡胤的胸襟，又要迎合元代的统治者，不想让“士大夫”之流尾大不掉，因而将或许真实存在的“太祖誓碑”之“勒石三戒”剔除正史。而后人特别是文人一直乐道不疲，同样有一种可能：后世文人之尊严日益折损，所见所遇多是“文字狱”，反复念道、书写或许并不存在的“太祖誓碑”之“勒石三戒”，其实是一种“春秋笔法”，是在讽喻后不如前，宋才是文人生活的理想时代。或许吧！

刘彦林

感谢支持，顺祝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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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彦林 发表于 2022-8-22 17:16
感谢支持，顺祝秋安！

中断很久了，现在补上。每书一记，是习惯。虽然记得都很粗糙，但算是一种读书记录吧！

刘彦林

问好老师。非首发作品不能作为计酬推荐对象，望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