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一孔 于 2023-1-6 15:30 编辑
辛弃疾有英雄气,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两栖人才。既有手刃敌人的经历,更有流传后世的经典词章。尤其他那自成一派的辛词,典故一个接一个,串在一起自然妥帖,生生能营造出一股慷慨悲凉的豪迈,显然,他书读得也很好。 接触辛词最早的大约就是那句“蓦然回首,灯火阑珊”以及那个《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教材里选过,必须要背诵的。几十年前的事情,现在也疏远了,但是年终之际,枯坐书桌前,忽然想起了那么一句: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霍去病追击匈奴标榜青史,刘义隆北伐却大败而回。刘宋王朝时间不长,在历史上也没有办法和汉唐明清相比较,倒是把兄弟相残、弑父弑母的事情演绎到了极限。指望着这拨人北伐统一什么的基本上就是一个笑话。对于元嘉北伐,辛弃疾用了“仓皇北顾”这么个词语,虽然不够深刻,毕竟一场举国战争能否取胜需要的东西很多,不是准备的怎么样就能搞定的,但是从形貌上来看很贴切,准备不足毛手毛脚为“仓皇”;一心想成事,败了自然不甘心为“北顾”。
面对一个不大了解的对手,仓皇北顾是一种常态。仓皇是过程,北顾是反思。
三年的疫情,置身其中的人,至少于我而言,多少就有这种感觉。
当然,如果把疫情当作一场仗的话,我们属于自卫还击,容不得有准备的时间,所以即便打的不够好,我们也没有办法,不过客观真实地反思这场战役,未尝不能从中有所获得,未尝不能让我们以后少走一些弯路。
比如,即便是在某一天,我们宣布已经全部战胜了新冠疫情,我们不仅要问,我们除了被感染过一次之外,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吗?
退一步说,一个在我们身边如鬼魅一般无处不在的病毒,陪伴了我们好几年,我们当真了解它吗?在过去的三年,面对着不断变异的病毒,我们的观念其实变化了好多,甚至于群体性的价值观都在改变,我们觉察到了吗?
三年前,当钟南山院士等亲赴武汉一线,政府果断宣布封城的时候,武汉人民置身灾区,我们当时付出的代价是最大的,取得的成绩也是公认的,全国人民又是多么的同仇敌忾与全力配合!可是为什么当我们持续性努力并且坚持到现在,成就了一个最长的防疫周期,体现了政府和全社会的最大努力,却断断续续有着各种各样的杂音和质疑?
至少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武汉的时候,情况的确很严重,所以再怎么严控我们都应该接受并配合,而后期病毒在变异,我们的防控没有及时相应地调整,出现了加码以及武断的应对,使得开始有不同的声音。
不要总是谴责老百姓的素质,中国老百姓绝大多数是很卑微、很胆小的。动辄迁怒于老百姓的人要么自身已经同老百姓割裂开了,要么就是一种狭隘,总以为自己拥有的才是绝对真理——那才是真正的素质低劣。
很多人很奉献,也很委屈。医疗部门的人员超负荷运转,政府各个职能部门超负荷运转,学校老师反复上网课,全社会连续做核酸,一做就是三年,可能都有人中途倒下。大家都不适应,可大家也都只能适应。往大说,这是精神的力量,往小说,是责任的担当,再往小说,你必须得这样,否则后果你能负担的了吗?
为什么仓皇?多少也有一些恐惧。
如果说,这三年的经历提炼成一个词语的话,那么这个词语一定是:核酸!
我们的口腔里不知道触碰过多少次棉签,有一周一次,也有一周两次,两天一次,直到最后的一天一次;我们排队的记录从三分钟、五分钟、半个小时一直延续到半天。
只是到同一个市内的其他县区,早上出门之前做一次核酸,中午回来在高速路口又做一次,我就在想,数据出来之后算哪次的?有一个周日,我上午一早值班,中午和晚上在外面吃个饭,错过了核酸时间,一夜都在担心,大数据出来之后,会不会遭遇处分?因为那个时候,体制内人因此处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为了确保每天不忘记核酸,我强行要求自己每天刷过牙之后就必须外出做核酸,即便这样,我那些尽职尽责的同事还是会在七点半之前提醒我,打卡了吗?核酸了吗?
而那个时候,我们的周边并没有一例确证病例。更远的地方有,但是没听说有什么强烈的后遗症。
有很多时候,我们自问最多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能结束?受够了!
我不想用“窒息”这样的词语回顾三年尤其是近一年的防控经历,但是恰恰是今年的防疫感触最深。
我们拒绝了筹备好的亚洲杯,可年初的美洲杯如火如荼;我们在家核酸和居家,刚好全程领略了世界杯的山呼海啸。我们狐疑地看着别人不断攀升的数字,后来才发现,我们也会有很大的数字,就这么回事。
该来的躲不掉,该走的留不了。
我们还相信专家吗?
我们起初是相信的。零一年冬天的时候,专家说每一个冬天都会过去,每一天春天都会来临;零二年冬天的时候,专家还说每一个冬天都会过去,每一天春天都会来临;现在专家们依然说说每一个冬天都会过去,每一天春天都会来临。原来专家们在讲心灵鸡汤。
为什么专家们不能直接承认,其实他们并没有搞清楚这个病毒是个什么玩意儿。为什么专家们在事实上并没有搞清楚病毒的时候就能指导这个安排那个,他们哪来的自信?
很长时间内,他们说后遗症很严重很严重,伤及五脏六腑,甚至还影响生殖功能;可是到了放开的时候,又来了一句,没有证据表明有直接的后遗症,这个弯转得也太快了吧?
他们当真不知道他们的言论会有多大的冲击力?当然不是。那么究竟什么原因让他们轻易发表并没有得到理论证明实践证实之后的言论。
我总是从善意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我给他们的解释是,疫情的困境需要鼓励,所以应该发表鸡汤言论;封闭与隔离需要理论支持,那么把后果讲严重一点可以很好地配合相关措施;而后来需要放开,那么自然就把后果弱化一下。专家们很多时候背负的东西不仅仅只是专业而已。
专家们应不应该跳开专业来谈论疫情?我们的言论已经沦为需要的工具吗?
两个大腕在网上开撕——准确地讲,是饶毅单方面的抨击。饶毅公开点了张文宏的名,用自己的实际来否决张文宏的一些说法。饶毅有事实有论证,也符合很多感染者的实际情况,张文宏没有回复。这个事情终于因为一方的沉默而暗淡。我看到的另外一个现象是,很多人用相当恶毒的语言在指责饶毅,并且把饶毅的言论往阴谋论上联系,说饶毅的抨击是因为他挣不到钱了。当然这个可以怀疑,不过就听众而言,我们还是看他言论的本身。张文宏说,走出疫情已经成为定局,这话多么的似曾相识,依然是鸡汤吗?饶毅说“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断定疫情走向,没有一个人可以排除疫情永远伴随人类、一年三次、每次轻重没有规律地摇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谁的言论更符合科学实际?
科学就应该实事求是,应该有质疑的精神和批判的思维。人大郑也夫教授和另一个教授抬杠的时候,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郑也夫说,咱俩边吵边录音,吵过之后将录音整理一下再发表,还能挣几个稿费喝酒。结果,他们还就这么做了,这是我们应该佩服的。我当然不赞成饶毅在网络上的炮轰,因为沟通的方式有很多种,作为一个顶级的科学家在网络上用相当刻薄的言辞针对另外一个在防疫期间作出杰出贡献的医生在方式方法是不对的,而且因为他们有相当的影响力作为支撑,言论会带偏公众,但是我更不赞成因为一次争论,公众就随意乱扣帽子。
大棒之下,还能有几个人敢于质疑?尤其是面对近乎泰山北斗一般的人物?
后期司马南也有意蹭了一下热度,显然他已经超出了医学的范围。
钱穆聊历史的时候,建议要怀着温情和敬意对待历史,这句话很受用的。面对特别困难的疫情背景,我们需要对他们包容,他们也需要实事求是。
一场疫情,太多的言论尤其是前后反差的言论让我们的观念悄然发生了变化,那就是,我们信谁的?我们还该不该相信?
还有数据的问题,三年的疫情我们每天都要和数据见面。少量的确证病例,大量的无症状感染数字,我们习惯了,也形成了思维定势,甚至觉得都无症状了,还叫什么病例。直到放开之后,身边几乎所有人都感染了,不是发烧就是咳嗽,绝大多数都有明显症状,而且相当严重,显然和数据不同。为什么会这样?要么是之前的数据不真实,要么就是无症状的定义不精准。相当于数据不真实,我更希望我们是对无症状定义的理解偏差。我们大可以重新定义,诸如发烧感冒咳嗽之类都可以算作无症状的,这样我们就没有被误导三年的沮丧。
终于不再发布数字了。当我们全城感染的时候,电视上依然出现什么确诊几百例,无症状几千例的数字,我就在想,怎么就没有谁主动揭这个盖子?青岛做在了前面,当他们果断宣布一天感染了五六十万的时候,天并没有塌下来。
没有放开之前,论坛上有一篇文章说我所在的城市温暖地招呼人家,该办喜事的要办喜事,这是城市的喜事。对应的情况是,那时候我们每天都在做核酸,非必要不能出市,不能聚餐,我们同事的孩子至今喜事都还没有办。
也有很多人认为,一旦放开之后,一切都会迅速回到三年前的样子,结果是短时间之内,外出的人更少,城市更压抑。终于,第一轮现在基本上都感染的差不多了,反倒看见复苏的迹象。
我想,这次应该真的要结束了吧!不仅仅是政策的调整,而是事实上病毒的灰飞烟灭。
这不是科学的结论,我也不懂科学,但这是希望,也是信心,是亲身经历之后的揣测,也会成为力量。
放开之后,的确有一些悲伤的事情在发生,比例比之前要大一些,就身边的例子来讲,也绝不至于危言耸听。问题是不放开又能怎么样呢?该警惕的还是得警惕,该面对的还是得积极面对。在如此肆虐的疫情面前,大家都是小学生,不能苛求完美,在人民生命财产面前,我们应该怀着善意看待我们的专家和学者,怀着敬意看待我们的医生和政府作为,哪怕也许我们觉得有些做法相当欠妥。
还要回头看看,这几年值得总结的东西太多了。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一个可能伤及你自己的病例对于自己而言都是百分之百的,我们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都做好了自己,世界也就好了。
《小马过河》是一篇经典的小学课文。小马来到河边,不知道河水多深不敢下去,小松鼠说,不能下,它的朋友刚刚被淹死,老水牛说没事,水还不到我膝盖。老水牛和小松鼠都是专家,最后淌过河的是小马自己,河水既没有松鼠讲的那么深,也没有水牛讲的那么浅。一次过河就让小马长大了,三年的疫情会不会让我们的观念水位长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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