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的《双典批判》,从文化的角度,对两部古代经典《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中的“暴力崇拜”、“权术崇拜”以及“造反有理”、“欲望有罪”、“女性物化”等现象进行了透彻分析,认为这两部书所宣扬的文化观念对国民性格的负面影响大大超过五四时期被打倒而今又复香火旺盛的“孔家店”,甚至提出:“是两部书的文化价值观在统治中国,一部是《三国演义》,一部是《水浒传》。”
《双典批判》第十章《美的变质——双典‘女性物化’现象批判》第四节“毒物与畜物的惨剧”中,刘再复先引《三国演义》第十三回《李傕郭汜大交兵 杨奉董承双救驾》里的原文:
献帝泣曰:“朕被二贼欺凌久矣!若得诛之,诚为大幸!”彪奏曰:“臣有一计:先令二贼自相残害,然后诏曹操引兵杀之,扫清贼党,以安朝廷。”献帝曰:“计将安出?”彪曰:“闻郭汜之妻最妒,可令人于汜妻处用反间计,则二贼自相害矣。”帝乃书密诏付杨彪。彪即暗使夫人以他事入郭汜府,乘间告汜妻曰:‘闻郭将军与李司马夫人有染,其情甚密。倘司马知之,必遭其害。夫人宜绝其往来为妙。’汜妻讶曰:‘怪见他经宿不归!却干出如此无耻之事!非夫人言,妾不知也。当慎防之。’彪妻告归,汜妻再三称谢而别。过了数日,郭汜又将往李傕府中饮宴。妻曰:‘傕性不测,况今两雄不并立,倘彼酒后置毒,妾将奈何?’汜不肯听,妻再三劝住。至晚间,傕使人送酒筵至。汜妻乃暗置毒于中,方始献入。汜便欲食。妻曰:‘食自外来,岂可便食?’乃先与犬试之,犬立死。自此汜心怀疑。
一日朝罢,李傕力邀郭汜赴家饮宴。至夜席散,汜醉而归,偶然腹痛。妻曰:‘必中其毒矣!’急令将粪汁灌之,一吐方定。汜大怒曰:“吾与李共图大事,今无端欲谋害我,我不先发,必遭毒手。”遂密整本部甲兵,欲攻李傕。早有人报知傕。傕亦大怒曰:“郭阿多安敢如此!”遂点本部甲兵,来杀郭汜。两处合兵数万,就在长安城下混战,乘势掳掠居民。傕侄李暹引兵围住宫院,用车二乘,一乘载天子,一乘载伏皇后,使贾诩、左灵监押车驾;其余宫人内侍,并皆步走。拥出后宰门,正遇郭汜兵到,乱箭齐发,射死宫人不知其数。
然后分析评判:
杨彪夫人只说了一句“闻郭将军与李司马夫人的染”,便击中要害,点起了郭妻的熊熊妒火。毒火一起,下文便不顾一切,从置毒于酒中到灌粪于其夫,什么毒辣手段都用。她无师自通地在酒中放毒,其实自己也是一个披着人皮的毒物。而她在用“粪”灌入丈夫的嘴巴时,也正是把丈夫当成毒物,如猪狗吃屎,其行为改变了丈夫和她自己作为人的本性。
汜妻中了杨彪夫人的反间计,开始离间丈夫郭汜与李傕的关系。先“暗置毒于”李傕所送酒筵中,使郭汜起疑;再于郭汜赴李傕家饮宴后,“偶然腹痛”,以“粪汁灌之”。汜妻在酒中置毒,是无中生有,刘再复的评价恰如其分。但刘再复对汜妻给丈夫灌粪的评价,值得讨论。
旧时川东乡村,若有人误食了毒野果、毒蘑菇中了毒,一般都不去医院,而用土方:灌大粪。所谓大粪,指去掉渣滓的粪水,即《三国演义》里汜妻给郭汜灌的“粪汁”。灌大粪解毒是否有药理依据,不得而知,从生理反应判断却颇有道理。大粪之臭之恶心不言自明,将如此臭如此恶心的东西强灌入人嘴、人肚,必然会引起严重的生理反应:呕吐。一呕吐,自然能将肚里的有毒物质带出来;肚里的有毒物质不存在了,毒自然也解了。灌大粪虽与今日之洗胃手法有异,效果却异曲同工,应是医疗技术普通落后时的无奈之举。
用粪解毒,其来有自。李时珍《本草纲目》以38种粪便入药。其中《人部》有“人屎”、“粪清”条,云:人屎主治“时行大热狂走,解诸毒”;粪清主治“天行热狂热疾,中毒,蕈毒,恶疮”。在李时珍笔下,人屎能“解诸毒”,是万能解毒药;粪清专解“蕈毒”,蕈即蘑菇。粪清所指,应该就是郭妻给郭汜灌的“粪汁”,也应该就是川东人所谓之“大粪”。所以,川东乡村有人误食了毒蘑菇,要灌大粪。
其实,以粪入药、解毒并非李时珍首创,早在晋代,葛洪所撰的《肘后方》(全称《肘后备急方》、原名《肘后救卒方》)里,就有粪汁解毒的记载:“野葛芋毒、山中毒菌欲死者:并饮粪汁一升,即活。”晋承三国,葛洪的粪汁解毒药方应是对前代及当时救人手段的总结。而汜妻见郭汜“偶然腹痛”,怕他中了毒,以“粪汁灌之”,是否刻意为之,是否如刘再复所谓是“把丈夫当成毒物,如猪狗吃屎”,值得商榷。
刘再复出生于福建省南安县刘林乡,小时应该也在乡村长大。不知福建乡民中毒后有没有灌大粪的解毒法,从刘再复的表述看,他可能没有见过、不知道民间有这样的土方。或许见过、或许知道,但由于与他“批判”的语境和理论氛围无关,便视而不见或选择性遗忘。所以,他认为汜妻给郭汜灌粪汁“改变了丈夫和她自己作为人的本性”。
刘再复所引《三国演义》的内容,对应的是《三国志·魏书六·董二袁刘传》里的一段话:
汜与傕转相疑,战斗长安中。傕质天子于营,烧宫殿城门,略官寺,尽收乘舆服御物置其家。傕使公卿诣汜请和,汜皆执之。相攻击连月,死者万数。
李傕与郭汜都是董卓的部将,董卓死后,与樊稠一起把持朝政。为什么会从“同呼吸、共命运”而“转相疑”呢?陈寿没说。晋末裴松之注《三国志》,引三国时魏国鱼豢所撰《典略》曰:
傕数设酒请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惧傕与汜婢妾而夺己爱,思有以离闲之。会傕送馈,妻乃以豉为药,汜将食,妻曰:“食从外来,倘或有故!”遂摘药示之,曰:“一栖不二雄,我固疑将军之信李公也。”他日傕复请汜,大醉。汜疑傕药之,绞粪汁饮之乃解。于是遂生嫌隙,而治兵相攻。
没有裴松之的注,我们无法了解大历史之下的细微处;有了裴松之的注,我们就能洞察宏大叙事里的人性悸动。裴松之的注,与陈寿的原文相得益彰。这也是今天读《三国志》必读“裴注”的原因。
从《三国志》到裴注所引《典略》再到《三国演义》,文字越来越繁复,文字里的内涵也越来越深邃,由史实而故事而小说的脉络清晰可辨。《三国志》只讲史实,连李、郭相疑、交兵的原因也不言明。裴注所引《典略》则在客观的史实里渗入了故事性,增设了一个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汜妻”,为李、郭相疑、交兵营造出看似不起眼、其实却左右局势发展的外因。而《三国演义》则在《典略》故事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权谋机诈,进行文学“演义”,先将汜妻自疑之“惧”改为固有之“妒”,再令汜妻被人反间,妒火中烧,主动反间自己丈夫与李傕;并将郭汜“大醉”改为“偶然腹痛”,郭汜主动“绞粪汁饮之”改为被动为妻以“粪汁灌之”。由此,刘再复所谓“一个披着人皮的毒物”的汜妻,从无到有,由单薄而丰厚,成为古典作品里“妒妇”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