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老师
邓老师是我在师专读书时的汉语老师，主讲现代汉语和逻辑学。他瘦瘦的，白静面皮，中等个头，本来是一派书生气，却因他不大注重仪表，穿戴随意，难免给人不修边幅的印象。他给学生们印象最深的是抽烟的样子：他的烟瘾不算特别大，比起另一位一天只用四根火柴的老师来可谓小多了，可他有个很特殊的地方，即烟一旦点燃就不离开嘴唇，那怕与人对话烟照样沾在嘴唇上。他的上嘴唇就象一个小磁场似的，紧紧地把烟沾住，嘴巴开得再大，烟也不会掉下来。正因为这样，烟灰老是掉在衣服上，于是衣服就成了一张鱼网，处处都是洞。好好的一件新衣服，穿不了几天，就落下好几个洞。师母是他的学生，小他十几岁，每当看到他衣服上的洞时，也不过轻轻地说一句：“你看你衣服上的洞。”邓老师听了只是“嘿嘿”地笑几声，尔后依然故我。
那时师专刚恢复招生，规模还很小，中文专业两届两个班，合起来也就八十个学生，教师只有六个。邓老师是年龄最大的一位，当时已经快五十岁了。论学历数他最低，是解放前的中师毕业，别人都是正规的本科毕业生。加上他性格内敛，从不张杨，所以他在六个老师中是最不显山露水的一个。在他的意识里，好象不知名为何物，利为何物，他一切淡然，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和轨迹生活与工作。他是湖南浏阳人，口音还算纯正，可平常却从不讲普通话，而是讲一口近于长沙话的浏阳官话。因此他主讲现代汉语，虽不至于把字音咬错，但要做到字正腔圆却也难。
说来也怪，六个老师中他住的最远，其他五个老师都住在校门之内，唯独他一家住在校门对面的一栋平房里，师生往来数他家最不方便，可学生最喜欢去他家玩。不管春夏秋冬，无论酷暑严寒，中文专业的同学吃过晚饭就往他家跑，一来就是十几个，凳子、椅子、床沿、地下，全是人，实在找不到坐位的就干脆站着，可就是舍不得离去。他们家只有两间房，他们夫妻俩个，外加四个小孩，屋里的空间本就有限，可天天还要挤进那么多的学生，也实在难为主人了。可邓老师与师母，包括四位师弟、师妹却从未露出厌倦的意思，而是始终如一地迎接我们进来，每次还要给我们倒茶、搬凳子。为了不至于让我们在他家玩得太单调，邓老师又嘱咐师母买来两付跳子棋，一副军棋，任我们在他们家杀得天昏地暗。当然，我们也算知趣，每天只玩两个小时，一到七点半就起身告辞。
晚饭后去邓老师家玩，成了我们中文班同学的日常功课。女同学听了后心里也痒痒的，说：“好地方都被你们男孩子占了，我们也要去凑凑热闹。”我们男生自也不便加以阻拦，于是几位好事的女生也加进了这一队伍。可进门一看，到处都是人，连个站立的地方也没有，她们向我们挤了挤眼睛，做了一下怪脸，然后向邓老师及师母告别。晚自习时，她们跑过来对我们几个说：“你们这帮野家伙真不是些东西，邓老师家挤成那个样子，你们还忍心天天去凑热闹！”我们虽也知道她们说的没错，每天去那么多人，这对邓老师家的生活的确干扰太大，可我们都已形成习惯，一天不去就堵得慌，所以还是一切如旧。直到后来语文组开会时，负责人不点名地批评了邓老师，意思是说他过于放纵学生。我们得知后，这才知道给邓老师惹祸了，于是相互告诫，以后只在星期六的晚饭后去邓老师家玩一次，而且一次最多不超过八个人。这一点，我们一直坚持到毕业时。
那时的物质供应特别紧张，而且定量也少，有的人变着法子也想占公家的便宜，可邓老师却不让家人沾学校任何好处。在他看来，他一家六口人，所有物质供应都到了自家折子上，因此井水河水就得一清二楚，不能再去贪公家的便宜。那时学校有开水、热水供应，还有澡堂，不少老师与家属都免不了到开水房打点开水，到热水池打点热水，或偶而在澡堂洗个澡。可邓老师却告诉家人，谁也不得到学校去打开水、热水，更不得到学校澡堂去洗澡。十几年下来，就从未见过他的家人到学校打过一瓶开水、提过一桶热水，洗过一个澡。此外，学校每逢过年过节总要以单位名义向物质部门要点特供，如猪肉、粉条、豆腐之类，食堂做好后，除主要供给单身职工外，也向教职工家属供应。可邓老师就是不让家人到食堂去买，他宁可委曲自己的孩子，也不肯坏了自己订下的规矩。
别看邓老师对自己的孩子要求那样严格，可他对学生和年青老师却很关心、体贴。虽说他与师母都有工作，但一家六张嘴，四个孩子读书，经济上也很紧张，有时甚至入不敷出。可一旦学生有了困难，只要他知道了，总少不了设法解决。他的家乡浏阳是个大县，在我校读书的人不少，又多是农家子弟，家庭都很困难，虽说师范院校不交学费，伙食费也由国家供给，但人在城市，总得添置点衣服，买点什么的。有的同学冬天买不起棉衣，床铺上连个垫被、毯子也没有。邓老师一旦知道了，就会向师母要来钱，然后把钱塞到学生手里，叮嘱学生去买棉衣、垫被、毯子。有的同学临到毕业了，也拿不出钱还他，只好跑到他家里，对他说：“邓老师，对不起，上次借您的钱，我现在还拿不出来，只好参加工作后再寄还给您。”这时，邓老师就笑笑说：“不就那么几块钱吗，既然你有困难，那就别还了。”
七九年我结婚，虽然那时还不兴大办酒席，但两家的亲属来了，还有些从外地赶来参加婚礼的朋友，总得请人吃个饭吧。既要请吃饭，总不能全是箩卜、白菜吧，总得要买点肉、鱼什么的。这下我可犯难了，心想到哪里去弄肉啊。我突然想起师母是肉食公司的，只得厚着脸皮去请师母帮忙，弄几斤肉票。我本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找邓老师的，可当我一开口说起这事时，师母却痛快地说：“结婚，这是人生大事，亲戚朋友来了，总得吃个饭，行，我去给你弄几斤肉票。”第二天，她就让大儿子送来了五斤肉票。五斤猪肉，这在今天是微不足道的，可在那个时代，却是个了不起的数字啊。当我接过这五斤肉票时，我的手都在微微颤抖。
邓老师平日不大讲话，开会时更是少有言语，可有的时候他又会冷不丁地说几句很有棱角的话，弄得有的人下不来台。八零年我校第一次评职称，中文科的人都想评个职称，而且越高越好。邓老师倒没把自己的事放在心上，觉得评个什么都可以，没必要去争，可他对别人的事倒很在意。一是他对秦文兮的评职称很关心。在他看来，秦文兮是四十年代中期西南联大毕业的，五十年代就是湘潭师范的校长，又在《文学遗产》、《文史哲》上发过文章，她最有资格评副教授。当时学校初定每个教学科只评一个副教授，中文科定的是科主任。可他也不看书记、主任的脸色，早早地站起来说：“我认为如果中文科只评一个副教授的话，应该评给秦文兮老师，论资历、论水平，她在中文科都应该排在第一。”听他这么一说，会场上不少人脸色都变了，气氛也近于凝固。后来书记见场面不好办，就说：“这个问题留待学校去解决吧。”
临到我们这批年青老师评职称，本来我们只评初级——助教，按说没什么好说的，一般都可顺利通过。可有位老师因他的妻子与我妻子闹了点矛盾，而他又是个心胸狭窄的人，就想借此机会跟我过不去，于是公然在会上说：“郭瑞林，留校多年，也算上了一些课，上了讲台，水平嘛，马马虎虎。”一听这话，我自然很不自在，可他是我的老师，我又不好当面驳他，只得忍气吞声。这时，邓老师却站了起来，愤愤地说：“ΧΧΧ，你这样说就不对了！郭瑞林的课上得不错，早就站稳了讲台。怎么能说他总算上了课呢？”黄老师这下知道自己说话走火了，只好找个借口出去了。说实话，我的六个老师五个都对我不错，平日里也很关心、爱护我，但其他四位要在会上站出来宁可得罪他人，也要维护我，却不大容易做到。所以我在心里说：“谢谢您，邓老师，如不是您的话，我这口气真没地方出。”
邓老师又很珍惜人才，他对七七级中的两位学生常常赞誉有加，说这两个学生大有培养前途，如留在高校当是优秀的研究人才。这两位一个大二时考上了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另一位是高我两届的高中同学，毕业时学校通过我做他的工作，希望他能留校任教授，我也一再说明学校很看重他的才识，希望他不要辜负了学校的期待。可他说他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一旦他留在湘潭，家里实在顾不过来。就这样，他回到了家乡，仅过了五年，他就成了教育局长。后来邓老师还与我念叨过多次，说：“太可惜了，这么一个搞现代汉语研究极有天赋的人才，竟然回到地方上去了！”
邓老师文革前原是湘潭地区函授站的人员，八零年时函授工作重新恢复。这时，他已经五十大几了，为了搞好逻辑学的函授工作，他带领一位刚留校不久的老师编写教材，拟定培训计划，排定面授课程，日以继夜，干了不少日子。可他在工作中却把那位年青老师推到前台，自己只是在后面指点。别人不理解，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说：“我都快六十的人了，还图个什么呢，后面的事情还得靠年青人去干，让他们锻炼锻炼多好啊。”
八六年，我从华东师大助教班读书回来，觉得邓老师身体已大不如前。他自己也对我说：“岁月不饶人，我还真是老了，讲逻辑前言不对后语，老是忘了前面讲过的东西，看来我该退休了。”本来这一年恢复评职称（因八四年评职称出了问题，故而八五年停了一年），如果他在岗的话，或许还能评个副教授。可他不愿意误学生，毅然而然决定退休。作为他的学生，我总觉得以他的学问、才识连个副教授都没评上就退休了实在有点窝囊，可他却淡然处之，毫不在意。
退休后，他并未完全闲着，而是写写诗，做做对联，写几笔书法。他是念私塾过来的，写字方面的功底很好，写得一手蝇头小楷，既清秀又端庄。去世前的一年，他把自己一生所创作的诗词、楹联刻成一个集子，并让人送给我一本。说实话，我虽是他的学生，但我之前并未见过他多少文字，如今将他的集子捧在手里，细细地翻阅一遍，还真觉得邓老师不简单，到底是念旧学过来的，国学功底就是比我们后辈扎实。
２００１年的７月，邓老师以八十一岁的高龄离开了人世。那时，我早就搬到了北校区，见面不大方便。他重病时儿女并未及时告诉我们，我是在他去世后得知消息的。我与另一位同学赶到医院向老人家的遗体告别，又赶到他家里，向师母及师妹、师弟表示哀悼，请他们节哀、保重。第二天，湘潭师院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作为直系弟子，我向老师作最后一次告别，并敬献了一幅挽联，以寄托哀思：“一身正气，正言正行，无愧正德；两袖清风，清心清性，堪称清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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