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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要强化公众权力
“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当前腐败消极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腐败活动向一些关键领域、社会领域扩散，高中级干部违纪违法现象严重。”“当前，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主要是因为： 权力监控的缺位和弱化，为权力的滥用、腐败的滋生留下空隙。”（7月12日 人民日报《为何说反腐败不是“雷声大雨点小”》）
目前，在我们国家，政府官员是一种典型的低风险职业，只要不去碰为数不多的几条“高压线”，无论是做腐败官员，还是做太平官员，乌纱帽被摘的风险都不太大。所以在人民群众的眼中，总觉得反腐败是“雷声大雨点小”，“腐败越反越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腐败现象的确太普遍，监控力度太小，监控缺位和弱化。怎样弥补权力监控的缺位和弱化这一缺陷？我以为，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要强化公众评议、问责和弹劾官员的权力，加大政府官员为官风险。
官员的风险如此之小，是因为能够给他们制造风险的人太少了，可以撼动他们乌纱帽的人太少了。在行之已久的现行干部用人制度下，各级官员的任免大权实质上大都操之于上级官员之手，至于最广大的公众，他们却难以对官员们的升降任免发挥实质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只有更高级别的官员才能够给他们的职业生涯制造风险。很多时候很多地方，选拔任用谁，提拔重用谁，往往是由上一级官员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或者是由有关部门“闭门决定”，把公众撇在一边，丝毫不听群众的意见。正因为如此，某些官员才“只唯上”“不唯下”，只看上面“脸色”，不管下边“骂声”。把上级官员的“喜好”当“风向标”，把上级官员的“要求”当“指挥棒”。“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做”，更多的时候则是“不说不做不犯错”。于是出现了一些贪官、懒官和庸官。
“做官”的风险越低，“太平官”、“贪官”出现的概率就越大，政府官员们对公众利益可能造成的破坏也就越大。为了从源头铲除滋生“太平官”、“贪官”的土壤，就必须增加“做官”的风险，而这正是体制改革中制度创新的主旨所在。
近些年，虽然各地给官员们加大风险的措施陆续出台，比如早几年的党内“两个条例”，近年的问责制等，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公众给官员制造风险的机会，以此增加官员们的风险。广大的社会公众通过民主评议，能够间接地对官员的升降任免发挥作用。但是，正因为公众的评议只能间接地发挥一些作用，而最终评价作出结论的仍然是上级政府官员。因此，这一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行为，极易使公众的评议形同虚设。 近年来，这样的事例并不鲜见，在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有的没过多久又异地复出，有的甚至得到重用，这引发了社会和媒体的热议。基层一些干部认为，对犯了错误的官员，组织上提供改过自新的机会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官员“处分一次、提拔一次”，不仅使党内“两个条例”和问责官员的制度流于形式，官员们仍然不能感觉到为官的风险和压力，而且容易使党委、政府丧失公信力。
进一步加大公众对官员的监督力度，强化公众评议、问责和弹劾官员的权力，让官员们能感觉到做官也有风险，这才是正常的官场生态环境。风险增大了。能够制造风险的人成为了多数，官员们注定要时刻承担来自普通百姓的职业风险。同时，他们规避风险的难度也成几何基数增长，为了继续做官员，他们说话办事，不但要揣摩领导的心思，还要看群众满意不满意，群众高兴不高兴，群众答应不答应。否则，官员就会无所畏惧，就会胡作非为，穷奢极欲，过分放纵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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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辛文 于 2010-7-16 16:54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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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7-16 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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