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风展红旗如血

东皋子

　　迤逦数百里、雄峙闽赣边界的武夷山脉，到了福建宁化、清流、明溪（旧称归化）三县一带，其气势更加雄伟壮阔。远远望去，那些赤黑斑驳的巨峰似乎直插天穹。1930年1月中旬的一天，一支数百人的军队从福建一侧登上了峰巅。队伍中一位三十六岁的男子驻足四望，东南大地尽收眼底，不由诗兴勃发，用湖南口音吟出《如梦令》一首：

　　宁化、清流、归化，
　　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
　　直指五夷山下。
　　山下山下，
　　风展红旗如画。

　　这位诗兴盎然的中年男子便是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

　　此时的毛泽东可谓志得意满、心境舒畅。因为就在不久前的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开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上，陈毅宣读了中共中央于九月份通过的《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信》（史称“九月来信”）。“九月来信”对持续了大半年的“朱、毛之争”做出了裁决，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党管一切”的主张，指示“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这样，在红四军“七大”上因被批评为实行“家长制”而遭免职的毛泽东，就凭借这“御旨”重新当选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前敌委员会书记是中共武装的最高领导，重新占据这一职位，就意味着毛泽东重新掌握了领导红四军、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的主导权。

　　果然，“古田会议”刚结束，毛泽东就发挥了他的“主导权”。1930年初，蒋介石发起了对闽西中共根据地的第二次“会剿”，毛泽东就力排众议，决策“避敌锋芒”，向赣南“转移”。这才有了前述武夷山顶赋词的一幕。

　　此时，恰逢阎锡山和冯玉祥联合反蒋，中原爆发了军阀大战。毛泽东趁蒋军无暇顾及之时，指挥红军在国民党势力空虚的江西中部和南部纵横驰骋，攻城略地。到1930年4月，赣南一带除去赣州、吉安等几座大城市外，三十多个县尽成红色根据地。此后，赣南根据地逐渐与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横跨闽赣两省的中共控制区域。这就是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随着根据地的扩大，毛泽东的“主导权”也逐步扩大。他先是担任由红四、五、六军和赣南、赣西、湘赣边界组成的“共同前委”的前委书记，后又被任命为由红四、六、十二军合编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的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最后成为以红一、三军团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和总前委书记。

　　至此，中共控制了闽赣两省交界处的广阔地区，红一方面军拥有三万多人马，“红色根据地”俨然成为一个“国中之国”。而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毛泽东则成为这个“国家”的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名扬中外，威震闽赣。

　　毛泽东的权威大增，一方面使红军和根据地得到了发展，另一方面也使毛的曾被批评过的“家长制”的作风更加强烈，最终导致了“兄弟阋墙”式的“富田事变”的发生。

　　“富田事变”是因在根据地中进行的“肃反运动”引发的。1929年，由斯大林控制的“共产国际”先后给中共中央发出四封信，指示中共“加紧进行反右倾和反对富农的斗争”，并把苏联“肃反”的“经验”介绍给中共。1930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接受国际指示信的决议》，要求全党“反对右倾，反对富农”，并多次指示江西党开展“肃反运动”。而江西“苏区”的“肃反运动”，具体来说就是“肃AB团运动”。据当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代理政委的黄克诚回忆：“还在第一次反‘围剿’之前，毛泽东同志曾根据中央的精神，代表总前委提出‘阶级决战’的口号。其内容一是动员反‘围剿’，……二是动员肃反打‘AB团’。……在肃反打‘AB团’的问题上，却出现了扩大化的偏差，造成了不应有的重大损失。”（《黄克诚自述》第83-8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所谓“AB团”，是国民党内的一些人于1927年1月在南昌成立的一个以反对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为目的的秘密组织。AB是英文Anti-Bolshevik的缩写，意为“反布尔什维克”。但这个组织只存在了三个月，其南昌总部就被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组织的“四·二暴动”捣毁了，其成员有的被抓，有的逃跑，从此，“AB团”作为一个组织就土崩瓦解了。据萧克回忆，他曾问过当时在中共中央特科（中共情报机构）工作过的人，他们说：“1930年前后，敌人的情况我们基本上是掌握的，他们没有AB团这个特务组织。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过的有关人士，他们也说，特务组织中没有AB团。”（《萧克同志谈中央苏区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5期）就是这么个不存在了的组织，却成为江西中共组织“肃反”的主要目标。

　　应该说，在当时国共两党你死我活的争斗中，双方自然都要防备对手打入自己内部，因此，江西“苏区”的“肃AB团运动”对中共来说自有其必要性。问题在于，作为“肃AB团运动”的最高领导者，毛泽东的个人品性有着很大的缺陷。当时，黄克诚的老战友何笃才（后来被当作AB团杀掉）曾说过：“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黄克诚自述》第100-101页）晚年的邓小平也曾指出：毛泽东“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邓小平文选》第265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有缺陷的品性，对于普通人来说也许只会成为他自己生活和处世的障碍，而对于掌握了一定权力又不受制约的人来说，其后果则不堪设想。在1931年1月苏区中央局成立之前被打成“AB团分子”的人，很大一部份都是与毛泽东有意见分歧的人。

　　江西苏区的“肃AB团运动”是从1930年5月开始的。起初，毛泽东并没有过问“肃AB团”的事，因为其时他正率一方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1930年10月，毛泽东返回江西，开始领导“肃AB团运动”。他对赣西南特委通过“最残酷拷打”的手段“肃”出来的占赣西南中共组织全部人员四分之一的“AB团分子”全盘相信，并认为“肃”得还远远不够。在他的主导下，各地方中共党组织成立了“特别审判委员会”，红军的军一级则设立了“肃反委员会”，对“AB团分子”实行“杀无赦”的政策，“肃AB团运动”更加激烈地开展起来。随着“运动”的发展，毛泽东的矛头开始指向赣西南特委和江西省行委。

　　对赣西南特委的某些负责人，毛泽东是久有不满的。早在1930年2月，赣西南特委内部在土地分配原则问题上发生分歧：以特委书记刘士奇为首的一些人主张“按人口平均分田”，而以省委特派员江汉波、特委常委李文林为首的大部份人则认为应该“按劳动力分田”。毛泽东支持刘士奇，并把李文林等人的主张斥为“富农路线”，认为在赣西南“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而在毛泽东率红军征战期间，1930年8月，赣西南特委召开了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二全会”），撤销了执行毛泽东路线的特委书记刘士奇的职务。新的赣西南特委贯彻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政策，把毛泽东从实际出发提出的“重点发展和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首先争取江西”等主张批评为“农民意识特别浓厚”、“取消城市工作”和“一切工作都是向后退”，要求红军“勇敢地向中心城市进攻”、“以武汉为中心夺取湘、鄂、赣”。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认定“二全会”是“AB团取消派的会议”。正在这时，“红军中AB团要犯刘天岳、曾昭汉”等人在遭受刑讯逼供后交代，驻在吉安县富田村的赣西南特委和省行委内“安了江西AB团省总团部，段良弼（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李白芳（赣西南特委秘书长）、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为其首要”。获得了这样的“证据”，毛泽东就派因能说会道、善于钻营、会顺从而得到毛信任重用的“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前往富田捕捉”。（《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

　　1930年12月7日，李韶九带着一连人来到富田，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和其他在家的赣西南特委、省行委的负责人尽行逮捕（曾山、陈正人除外）。李韶九在审问时首先就问：“你参加二全会了吗？”如果是参加了“二全会”的，那就肯定他是“AB团”，任何说明都被斥为“狡辩”而无济于事。对那些不肯承认是“AB团”并说出“AB团组织”的人，就施以“打地雷公烧香火”等“七项刑罚”，直至其“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说话不得”，并威胁说要“给你一个不生不死”。而某些人的妻子也被“作为AB团抓起来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种种惨无人道，真是令人目之心酸、闻之心痛”。（《省行委紧急通告第九号》，1930年12月15日）据曾山于1931年1月14日为富田事变发表的宣言称：“自七号晚上起截止十二号晚上富田事变以前”，在赣西南特委和省行委“共破坏AB团一百二十多名，要犯几十名”！”

　　12月9日，李韶九带着一个排，押着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前往二十军军部所在地东固去抓“AB团”。行前，李韶九布置将二十五人绑赴刑场枪杀，而其他主要领导人按毛泽东的不可“将首要杀得太快”的指示暂时关押。来到东固后，李韶九仍然像在富田一样进行“肃AB团”行动，激起一七四团政委刘敌等人的怀疑，认为“肃AB团”是个“大阴谋”。12日，刘敌等人带着队伍包围了军部，扣押了军长刘铁超，放出谢汉昌等人。李韶九闻风逃走。为避免李韶九回到富田杀害那些被作为“AB团”关押的人，刘敌、谢汉昌立即率队直奔富田，连夜包围富田的几个村子和省行委，对空鸣枪，缴了李韶九带去的士兵的枪械，释放出被关押的段良弼、李白芳等七十余名“AB团”，并误捉了中央提款员易尔士。曾山等几人趁黑夜逃走。这就是史称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发生后，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完全不提“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乱抓滥杀激起事变的事实，把“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是“勾引白军很快的进攻富田，很快的进攻东固”的阴谋，并号召“党和红军坚决同叛逆行为作斗争”。（《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虽然项英到江西苏区任中央局书记期间曾对“富田事变”说了比较公道的话，并否定了参加“富田事变”的人“全部是AB团取消派”的指责，但在1931年4月到达苏区的中央代表团却最终把“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至此，“富田事变”的领导者就在劫难逃了：刘敌、谢汉昌、李白芳、金万邦（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周冕（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丛允中（省行委常委）等先后被捕杀，马铭（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投河自尽，段良弼因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而逃脱一死，但仍躲不过打击迫害。而最荒唐的是，在“富田事变”中被刘敌捆起来的二十军军长刘铁超，以及事变时正在家养病、事变后积极配合中央局劝说二十军回来的政委曾炳春，后来竟也被当作“AB团首领”杀害了。

　　对“富田事变”的处理和此前由毛泽东领导的“肃AB团运动”，使大批曾为江西根据地的建立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中共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遭到打击。这期间究竟有多少人因“AB团”的罪名被杀？恐怕成了千古之谜。据萧克回忆：“总共（红）四军共打了一千三四百人。当时，四军总人数七千多人，所打的AB团相当于全军人数的五分之一。”由此可见一斑。

　　但一年后，毛泽东就为自己的做为付出了代价。1932年10月，在靠近武夷山的江西省宁都县小源村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史称“宁都会议”）上，当毛泽东受到从莫斯科回来掌握中共大权的博古、洛甫、任弼时等人的严厉批判时，那些过去曾与他一起共同开创根据地的战友中的“大多数同志”都不为他说话。彭德怀后来就说过：在“宁都会议”上，“我没有支持毛主席的正确意见”。（《彭德怀自述》第17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结果，在“大多数同志”的赞同下，“宁都会议”决定撤掉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他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去”。在当时那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时代，失去了军权也就失去了“主导权”。黄克诚的一段话道出了毛泽东孤立的原由：“本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中，已经有了很高的威望，……然而，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轻而易举地夺了毛泽东的权，……其所以会如此，苏区的同志相信党中央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份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黄克诚自述》第101页）黄克诚所说的“组织路线”是一种含蓄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指毛泽东那不容异己的品性和在“肃AB团运动”中的做为。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向东去福建的汀州“养病”。在翻越武夷山时，他是否想到，将近两年前与他一同打向赣南开创“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同志中，不少人死在了“肃AB团运动”中？而在以后几年面对被架空和批判，他对自己的个性和“肃AB团运动”是否有所反思？1943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和“审干运动”中，毛泽东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似乎证明了他是一位知错就改的伟大人物。然而，1949年后那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那因为敢于表达自己的看法而遭打击迫害并在长年的监禁中慢慢地痛苦地死去的彭德怀、贺龙、刘少奇等人，又证明了什么呢？

　　1932年时，在汀州城里那苍松茂郁的北山的山脚下，有一幢淡红色的小洋楼。这楼原来是一家地主的别墅，此时则成了红军的休养所。“养病”的毛泽东住进了这幢小楼。楼前树了个木杆，挂着一面有镰刀斧头标志的红旗。因政治失意而心情郁闷的毛泽东每天在楼前院中或楼后的北山上散步时，都能看到这面红旗。后人永远也猜不到，当看着这面迎风招展、鲜红如血的旗子时，毛泽东那聪明睿智的脑子里所产生的联想。

　　2003·12·26


---------我谨保证我是此作品的作者，同意将此作品发表于中财论坛。并保证，在此之前不存在任何限制发表之情形，否则本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谨授权浙江中财招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权负责本作品的发表和转载等相关事宜，未经浙江中财招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授权，其他媒体一律不得转载。

野猪皮

厉害：）

俺有毛的诗词选，就有这首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