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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天还没亮，窗外总会响起一些很规律的声音，钟表一样准时。
“魔芋豆腐——”这是宋四海，“魔”字重读很夸张。六点四十分，他把三轮车停在家属院门口，双手插在裤兜里，边走边朝着几个在沉睡的小区使劲喊，直到把几个穿拖鞋的女人喊下楼来。
“卖豆浆——”这是刘双喜，和宋四海同时出现巷子里。他们是老搭档，一起合作十来年了。还有送牛奶的老黄。老黄不像他们两个那样一唱一和的使劲吆喝，他默默地将袋装的鲜牛奶投进奶箱里，又默默地离去。女人们顺便取牛奶，再买点豆浆，给孩子做早点，或者中午点菜豆腐吃。
和这些叫卖声同时响起的，还有响亮的地砖拌嘴的声音。
那是我每天都要走的一段人行道，地砖铺得不怎么严实。匆忙的自行车从上面碾过，它们会发出疼痛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在清晨寂静的空气里传得很远。那段路遇上下雨可就糟了，一边打伞，一边仔细看着脚下，经过时须特别小心。冷不丁一脚踩上去，砖缝里立刻挤压出一股水，“噗嗤”一声钻进裤腿，又脏又湿。可不敢跟地砖发脾气，你踩它一脚，它溅你一身，还得回家换裤子才能出门。
经过校门口的时候，总会遇见那个高大冷酷的门卫。他脸上从来没有笑容，看谁都冷冰冰的，一脸狐疑，好象谁要来他们家要饭，或者找他麻烦一样。他手里拿着遥控器，在他看来仿佛拿着一个大国的核按钮一样神气。在他的掌控下，电动门总是很吝啬地开一条小缝，仅容一人勉强通过。因为他的冷酷，一些学生和家长老跟他吵架，可领导很喜欢他——上哪去找这样放心的门卫呢？
门卫的女人在学校当清洁工，每个月也能挣六百块钱，不比门卫挣得少。那女人也是高个子，很瘦，脸上有麻子。我们的办公室在一楼，旁边就是男生厕所。每天早上八点半，女人准时去厕所打扫卫生。进厕所之前，她总会在我们的窗下很小心地喊一声：“厕所有人吗？”如果里面没人答应，她就拿了拖把径直进去。听见她这句话，我们会偷着笑。有时候也跟她恶作剧，捏着鼻子答应她：“有人呢。”害得人家一直在厕所外等。有一回，我去上厕所，走到窗外，学那女人的声音，假着嗓子喊一声：“厕所有人吗？”三个同事在里面狂笑，脸都笑红了。过了不到八秒，我没上厕所就回来了，因为厕所里果真蹲着一个男人，他回答我说：“有人呢。”三个同事接着笑，我也跟着笑，眼泪都笑出来了。
那是我们忙碌的一天里难得的一点快乐了，其余的时候各自忙事，很郁闷！
这学期搬了教室，我上课的两个班在一楼，办公室也在一楼，这样节省了很多时间，也免去了上下楼和学生挤在一起的尴尬。没课时，我就在办公室备课，偶尔出去转转，上厕所，然后去教室外看。如果有学生走神，我会敲玻璃警告；如果他在看闲书或者玩游戏机，我会直接冲进去抓现行。抓到办公室去，免不了又是一顿苦口婆心。我们把这叫做“嘴勤”。从办公室到教室的路不长，但我每天至少要走十二遍。这是一个班主任每天必做的功课之一，我们把它叫做“腿勤”。
校园面积很大，楼很多，但我能去的地方很少。让我感到万分遗憾的是，一个同学的孩子在另一个年级读书，同学三番五次地托我去关心关心他的孩子，可我总是走不过去。我经常走的路有这样几条：一条通往教室，一条通往食堂，一条通往厕所，还有一条通往南校门。每隔几天，我总从南校门出去，到文化街买菜，顺便去传达室看看。如果有我的邮件，陈师傅会老远就朝我招招手。邮件不是很多，偶尔会收到一两张稿费单子，还有一些样报样刊。一边在阳光满地的操场上慢慢地走，一边看那些已经变成铅字的文字，仿佛我才刚刚认识它们一样。
那是我最自信的时候，写作和投寄是我和外部世界唯一的联系。有了这些文字，我的眼睛才不至于被蒙上。一样的拉磨做工，虽然我不想做一头被人蒙住眼睛的驴子，但时常不能如愿。
长达一个月，我的足迹没离开过莲花池社区的范围。我在家、路、学校三点之间做圆周运动，精准得像石英钟，规律得像我每天清晨都会听见的叫卖声。和许多同事一样，我每天只是中午在家吃一顿饭，早点和下午饭都在学校食堂吃。儿子也在他们学校吃，不用我操心。虽然那里的伙食不怎么样，但谁也不愿意去外面吃好的。吃过晚饭，我们会在操场上转转，看学生在那生龙活虎地运动，自己却不得不回到办公室忙自己的事。总有改不完的作业，总有备不完的课，总有上不完的晚自习。
最让我感到痛苦的，是看住校生的晚自习。我看的是四楼的一间教室，是来自好几个普通班的五十八个住校生。虽然每周只有一个晚上，但要看到晚上十点半才能回家。那些来自农村的孩子，学习习惯很差，又不知道用功，在教室里不停地说话。我不停地制止他们，嘴都说困了，可还是有人在下面“叽叽喳喳”。所以，每次看他们我都会生气，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痛苦的折磨。实在气不过，我会把他们的吵闹声关在教室里，一个人到走廊里转。这时候，我很清楚地看见对面茶楼的一个房间里，有四个男人在一起打麻将的身影。惨白的灯光倾泻在他们的头脸上，如同舞台布景一般滑稽。
由于离得远，看不太真切，他们说的什么更是无法听清。他们伸长了胳膊去抓牌，说笑着打牌，样子很悠闲，这和我那时的焦虑形成很鲜明的对照。很多年没打过牌了，对场面上的应酬也一天天地陌生和外行，就像被人蒙住了眼睛。当然了，即使没人蒙我，我也不愿意主动睁开眼睛往外看。
这就是所谓的“职业对人的异化”。为了可怜的一点钞票，我被工作驯服成了机器，成了社会这个看不见的巨大齿轮上的一个小齿，紧密咬合着别的齿轮，一起缓慢而又精确地转动。职业使我失去了宝贵的自由，我深陷其中不能脱身。我不知道“大S”是谁，我不知道“动感地带”是怎么回事，我不会开车，不会炒股，不会拉关系走后门……我是呆子，职业之外的事很无知，很茫然！
度日如年的盼着下课，好容易盼到十点半。在渐渐响亮放肆的吵闹声中等到一声铃响，我和那些百无聊赖的学生像遇到特赦一样一起飞奔下楼。这时候，我在内心暂时和他们达成了和解。他们也不容易，他们一无所有，他们扛着自己未知的前途命运在挣扎，他们比我更无助，更可怜！那些可怜虫，他们的磨道比我更长，更艰难。我没给他们带过课，我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可我还是在分手的时候回看了他们一眼。他们从地道回宿舍，我从街上回家。再次走过那段地砖拌嘴的人行道，听见那些熟悉的“叮当”声，心里一阵轻松。那是最后一圈磨道，回家躺在床上，职业的绳索才算暂时解开了。
第二天一早，伴随着那些叫卖声，那绳索又重新将我牢牢捆绑。
谁不是这样呢？从高空俯瞰，我们每个人一天所走的路，都是一个首尾相接的圆圈。
生活是一条磨道，职业是一张看不见的大磨盘，磨盘上碾压着我们孜孜以求的财富、荣誉和尊严。我们是拉磨的驴，被主人套住嘴，蒙上眼，一天天变得呆傻。我们走在磨道上，一年又一年。
2010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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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1-5 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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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0-11-6 2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