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战争小说创作观念反思

武俊岭

　　上周，我写了一篇《小说创作有待深化的三个领域》，其中谈到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缺少公正客观的描绘；期待有志者参与其中，写出佳作。今天上网，看到这么一篇文章，与我对战争小说的观察有相似处。所以转来，请大家一看。
　　
　　“黄源老人将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与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言论相比较，认为，周而复的视野原来是毛泽东思想的视野。”想想，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啊。但愿将来的小说家不要这样。




　　当代战争小说创作观念反思
　　
　　当代战争小说之所以数量不少，好作品少，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更少，其中的原因，除了时代的制约外，与作家对战争观念的理解和处理有关。
　　
　　一是对战争的理解较为狭隘，始终未能摆脱功利的视角。战争就其本质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命题在今天来说，并没有过时，但这并不妨碍作家们从其它的视点对战争进行考察，进而写出具有时代感的战争小说。审视战争的角度是丰富多样的，仅就同一个战争来说，看者（作者）不同，被看者（内容）不同；读者不同，视角不同，时间不同，结果都会千变万化，何况不同的战争！但是，我们许多的战争小说家，还是仅局限在战争的胜负与战争的政治目的上，写战争小说往往一定要写出战争的胜负，交代出战争的用意，而且基本上都是以我方的胜利而结束，这只能说是观念的狭隘。５０—６０年代的小说自不用说，即使８０年代后的战争小说，这一问题依然突出。许多南线战争小说在总体构思框架上的相似即是如此。政治的视野不能突破，转换也只是表象的转换，像周梅森的《大捷》《军歌》《国殇》等抗日小说，说到底，还是国民党假抗日、真内讧这一道德的、政治的战争观的翻版，并未能给人提供新的东西。再如抗日战争题材中对“南京大屠杀”的描写，许多作家在作品中都不约而同地写到了二个日本兵比赛杀人，其中的一个说杀了一百零五人，另一个人说杀了一百零六人的情节。黄源老人将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与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言论相比较，认为，周而复的视野原来是毛泽东思想的视野。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前田利昭在参加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研讨会时，特意在会上当众将日本作家大冈升平的《莱特战记》呈送给周而复，目的只有一个：“描绘已成为历史的时代，无论作者的主观意图如何，所写作品要能耐得住历史检验，对后世的人们作品不单是娱乐，还要使他们有这样的认识：战争无论是胜者还是败者，都造成了肉体上、物质上、精神上的极大损害。”
　　
　　二是战争和人性。战争就其本质而言是反人性的，决不能无视战争给人带来的灾难，然而，否认战争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样也不是唯物主义。如何磨砺战争这把“双刃剑”，全面正确地思考战争与人的关系，即战争与人性的关系，是深化战争小说创作的基本问题。战争文学归根结底是战争和人的关系，站在更高的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描写战争，战争似乎永远是反人性的，它直接造成人生命的消亡。因此，对战争的批判与控诉，就成为战争小说的一项重要内容。西方战争小说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以人道主义精神的张扬来诅咒战争的暴行，传达和平的向往。但是，人性是一个复杂体，特别是人性的恶急剧地膨胀，迫使善良的人们惟有通过暴力（或战争）才能消除时，这时的战争就是必要的，符合人性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符合绝大多数人的要求的，由之而造成的一部分人的生命断裂，也是人性的光华之所在，所谓“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即是这种人性的崇高表现。不能否认革命者符合绝大多数人的要求的迫不得已的以恶抗恶的善的价值，由之而导致的生命的消亡固然有悲剧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崇高，是美。５０—６０年代的战争小说所突出表现的就是这种善与美，不过它们被过于政治功利化与狭隘化了。一些战争小说热衷于写战争中人的兽性的泛滥，甚至热衷于写人的生殖器官在战争中遭受摧残及或引发的感官刺激，仿佛这就是战争中的人性，不能不说走向了战争小说人性描写的歧途。毫无疑问，战争与人性的关系，是战争文学重要的也是值得永恒探索的文学命题。
　　
　　三是拘泥于历史过程及事件本身的意义，未能保持必要的“距离”并给予美学的审视，即所谓入得了史而出不了史，小说成为历史事件的仓库，作家本人也在不知不觉充当了仓库的“保管员”。战争小说创作本身就是“入史”与“出史”的过程，依据一定的历史事件散发开去，铺衍成篇，是一部小说一般的构思肌理。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被人物牵着走，以至于改变初衷，也是创作史上的常事。这种事例在文学史上不胜枚举。问题是让人物牵着走还是让事件牵着走？性格型小说主写人物性格，事件作为背景，这一问题表现得不太显在。情节型小说主要靠情节的魅力吸引读者，人物在情节中凸现，因此，怎样选取情节和选取怎样的情节，就成为作家创作的首要问题。战争本身从不缺乏悬念，历史生活也不缺乏动人魂魄的素材，但怎样进入历史却大有讲究，这也是战争小说能否成功的首要前提。是按照历史本身的行程按部就班地运作，还是拆解历史的环链巧构历史，显然是两个不同的运思方式。５０—６０年代战争小说普遍采用前者为创作的样式，如《保卫延安》《红日》等。８０—９０年代后这一模式依然被普遍采用，所不同的是，历史的跨度增大了，时段增长了，相应的历史的内涵也丰富了，但是否有实质性的突破呢？我以为，还是没有。深受评论者好评的《我是太阳》，以编年史的方式写来，共和国建国后的大事尽现其中，人物在每个大的历史事件中都有所表现。问题不在于这种处理历史的方式有讨巧之嫌，而在于作家平面地处理这些历史事件，缺乏一种深层的穿透力，因而这种太拘泥于“史”的视野也就妨碍了作家对人物悲剧命运的深层审视。黎汝清、项小米艺术地拆解历史的环链，以一种更为深邃而富有穿透力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历史在他们手中就闪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泽。成功的艺术经验更富有启迪意义。
　　
　　四是应大胆挑战与扬弃传统的伦理本位价值体系。从战争与文化的角度看，就整体来说，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环境等，会产生不同的战争文化，也使置身于其中的人对战争产生不同的认识，介入战争及在战争中的表现也不尽相同；就个体来说，长期的文化熏陶使其所表现出的战争样态，必然呈现出这一民族、这一文化所特有的习性，表现出有别于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的独特魅力，由之而引发对战争本质的思考，无疑是战争小说巨大的文学场。但是，中国的文化自汉以后一向以儒家文化为主流，中国的战争观也在儒家的观念里成为维护和弘扬道德的工具。这一根深蒂固的人文现象渗透于战争文学的人物塑造上，就成为战争文学创作的传统。《三国演义》里诸葛、曹、刘、关、张等人物的褒贬之由莫不遵循于此。这只是儒家文化内涵的外在呈现，就其内在构成而言，集中表现在家庭责任与国家义务、忠君报国与侍奉父母、戍边远征与爱情婚姻、个人幸福与社稷安危，即伦理层次中的家与国、忠与孝、齐与平、义与情等价值和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这种生活、伦理两种冲突的内涵和结构，也为战争环境下儒家文化特有的古典悲剧意识的诞生，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以及独特的文化意蕴。在现代战争环境中，这些矛盾依然存在，前者服从后者的伦理导向依然是汉民族战争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国军人在生活与道德的重压下依然难以摆脱精神炼狱的双重煎熬。这也使得中国的战争小说家们在创作战争小说时，自然而然地从传统伦理的观念中定位军人的价值，这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高山下的花环》引发的轰动与之密切相关。但是，伦理道德的认识并不等于对战争本体的认识，道德的自我完善所建构的价值体系并不拉拽战争本体的无限张力，启动人们对人类与战争的多向思考，而是封闭性的内聚调节，这就迫使作者不得不以道德的标准评价战争中的人，其实质还是未能有真正的突破。
　　
　　随着持久的和平，战争的亲历者也就越来越少，极有可能出现完全没有战争经历的人成为战争小说的主创者的局面。如何熟悉现代战争？如何获得现代战争的体验？如何构想现代战争的历史？急切地摆在每一位热衷于战争小说的创作者面前。目前作家们多采取回避或少写战斗生活，加大现实生活的方式构筑自己的战争小说，实际上是人们对战争生活的陌生而不得已的举措。诚然，这是战争小说的转型，但也是战争小说的弱化。我想，若想强化战争小说创作，回避对战斗场景的描写决非良策。从现实来看，人们关注于战争的往往是激烈的战斗场面，战争小说若不能在这方面精雕细刻，也很难勾起读者的阅读欲望。因此，要想写好一部有战争实景同时又有人生体验的优秀的战争小说，除了具备卓越的小说才能外，还需认真地细读交战双方的战史，研读第三方对于这段战史的论述，尽可能地获得全面的眼光，同时，还要具备相应的军事知识，这样，写出来的战争小说才具有“战争味”，才给人以真实的和美的享受。

夫子山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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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俊岭

政治的视野不能突破，转换也只是表象的转换，像周梅森的《大捷》《军歌》《国殇》等抗日小说，说到底，还是国民党假抗日、真内讧这一道德的、政治的战争观的翻版，并未能给人提供新的东西。
——小说如果写成这样，不如不写。观念不更新，太可怕了。

玉德

突破何其难。共产党这方面反映国民党抗日的作品固然少，但国民党那里对共产党敌后抗日又有多少公正客观的描绘？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对战争的描绘也是在重新描绘那一段特殊时期的政治，其倾向性难以避免，问题是倾向性立在什么基础上。

[ 本帖最后由 玉德 于 2010-11-23 17:24 编辑 ]

玉德

《长城万里图》当时买了一套，还没看就被借走并把第一卷弄丢了，其它几本没兴趣看后来也失了。听说不如《上海的早晨》，可能与作者对生活的熟悉程度有关吧。

武俊岭

原帖由 太阳神 于 2010-11-23 17:07 发表
贤弟分析得是。
西方当代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认为，文学不可能离开政治而独立存在。无论哪位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要站在某一阶级的立场上说话。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独家观点。后殖民主义理论、女性主义理论…… ...

谢谢兄长！
文学不可能绝对离开政治，但相对离得远一些，人性、人道、人文一些，还是渐渐可行的。

武俊岭

原帖由 玉德 于 2010-11-23 17:23 发表
突破何其难。共产党这方面反映国民党抗日的作品固然少，但国民党那里对共产党敌后抗日又有多少公正客观的描绘？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对战争的描绘也是在重新描绘那一段特殊时期的政治，其倾向性难以避免，问题是倾 ...

国民党何止对共产党抗战不做描绘，对自己历史上的的作为也赖得多说了，因为他一个解禁后的党派。

武俊岭

原帖由 玉德 于 2010-11-23 17:36 发表
《长城万里图》当时买了一套，还没看就被借走并把第一卷弄丢了，其它几本没兴趣看后来也失了。听说不如《上海的早晨》，可能与作者对生活的熟悉程度有关吧。

周1939就去了延安，写过不少战地文学，对抗战生活的熟悉是他那一代人中的较多者。之所以写得不好，源于观念陈旧。
黄源是周的同龄人，是鲁迅的学生，对周可说是十分了解。包括对周的《长城万里图》。

[ 本帖最后由 武俊岭 于 2010-11-23 20:33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