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贤者讳

潇湘渔父

　　　　　　　　　　　　　　　不为贤者讳
　　　　　　　　　　　　　——读《史记?李将军列传》
　　班固在《司马迁传》赞语中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班固的史学观念虽与司马迁不同，他在本传中还对司马迁有所批评，但他也称赞太史公“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认为《史记》一书堪称“实录”。
　　的确，司马迁作为史官，他的难得之处是能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高度忠实于历史，使他的《史记》成为“实录”。
　　旧时的史书因受历史的局限，往往为贤者讳，为尊者隐，很难对历史上那些贤者、尊者秉笔直书，总是有所隐讳，有所避忌，因而在这些尊者、贤者的传记里几乎找不到传主的任何瑕疵，他们几乎成了十全十美的“完人”。这既有乖于历史，也违背了常情，让人读了难免产生疑似之感。
　　《史记》中的七十列传，通常的称名方式是直呼其名，可史公对李广却情有独钟，不仅单独为其立传（列传中享有这一待遇的人并不多），而且不称其名，而是尊之曰“将军”，并在赞语中引《论语?子路篇》孔子的话语高度评价李广，称赞李广是“其身正，不令而行”的君子，认为李广的人品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广布人口。可见史公对李广其人不仅深为敬佩，而且对其结局深感不平，故前人认为史公为李广作传是要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抒发内心的不平与愤慨。
　　既然李广是史公心目中的君子与英雄，按说《李将军列传》就应成为纯粹的赞歌，一方面叙述李广的英雄事迹，一方面描写李广的高尚人品，而对有损于李广形象的东西则略而不记，可史公既不愿意违背历史，也不愿意违背良知，他要留给后人的是一个真实的李广，是一个瑕瑜互现，高尚与世俗并存的李广，是一个望之可亲、思之可信的李广。
　　本传一方面展示了李广“飞将军”的风采，诸如骑射精湛，本领高强，冲锋陷阵，英勇无畏，沉着冷静，从容对敌，受伤被俘，虎口脱险，威镇边关，匈奴畏服，老而弥坚，赤心报国；另一方面则充分地展示了李广高尚的人格力量，诸如治军宽缓，关心士卒，为官清廉，不蓄家产，勇于自任，敢于负责。传中既借公孙昆邪之口称赞“李广才气，天下无双”，又在李广自杀后用叙议结合的笔法揭示李广的深得人心：“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
　　但史公本着“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既不掩饰李广的过失，也不隐讳李广的性格弱点，凭着他的良知写出了李广的另一面。
　　如李广身为朝廷的骁骑都尉，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时，竟然私下接受梁王的将印，致使自己有功而无赏。身为陇西太守，对于已经归降的羌族竟擅自杀戮，这是有违杀降的大忌。这两件事都是李广的重大过失，视为污点亦不为过。
　　就李广的性格而言，也是有着明显缺陷的：一是恃才逞气，不计后果。由于李广自负英勇，用兵往往大胆有余，谨慎不足，造成自己常常身犯险境。如上郡之战，为敌所诱，竟然脱离大部队，只带着几十骑人马去追赶射雕者，结果被数千敌军包围，后来只是侥悻脱险。又如雁门之战，因他的轻敌犯险，导致自己的受伤被俘，虽然最后虎口脱险，但却使部队损失惨重。所以典属国公孙昆邪对李广的这一毛病甚为担心，曾对景帝哭着说：“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恐亡之。”二是心胸窄狭，呲牙必报。他因雁门之战的失利被贬为庶民，家居期间外出打猎，违反了宵禁令，霸陵尉按照宵禁令强迫他在亭子中呆了一晚。他对此怀恨在心，当朝廷起用他为右北平太守后，他竟然挟私报复，将霸陵尉斩了。这是典型的公报私仇，实在有损于自己的形象。
　　这就是李广！也许有人会说，本传不写这些，李广的形象不是更高大、更完美吗？但别忘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古语，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一点瑕病，半点缺点都没有的人是找不到的。正因李广有过失、有缺点，他才真实，他才令人信服。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好恶，都有自己的主观倾向，史官也不例外，但你不能因为自己的情感好恶和主观倾向而影响到史书的客观、公正，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总不能黑白颠倒。司马迁是非常看重作史者的责任的，他写的《史记》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并让它“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的。如果失去了史官的良知，全凭个人的主观好恶作史，那史书也就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因此，在司马迁的笔下，李广既是英雄，又是凡人；既是君子，又是俗人。有优有劣，有长有短。既高大而又平凡，既杰出而又普通。李广就是李广，他并非完美无缺的圣人。
　　司马迁不仅写李广做到了真实、客观，即使写他心目中的圣人——孔子，同样如此。依身份说，孔子主要是个平民，但司马迁却破例将他列入“世家”一体，与诸侯、诸王、丞相同列，可见他对孔子的推重，可谓是高山仰止。但他并未把孔子神圣化，而是力求还原历史，写出一个活生生的孔子。在本传中开篇即说孔子之父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从而给人以嘲笑孔子的口实。传中写孔子一生不遇，自幼即遭磨难，成名后又屡屡受挫，连他最忠实的弟子子路、子贡都曾嘲笑他；传中也记载了齐国贤相晏婴对孔子的批评；又写到孔子长得酷似鲁国的一个阴谋家阳虎，为此还遭人围攻；甚至还说孔子“累累若丧家之狗”，实在很不雅训。但这些记载与描写并未影响到孔子的形象，也未影响到史公对孔子的评价。
　　这就是司马迁的可贵，也是他不同于正统史家班固的地方。正是他的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奠定了旧时史家的可贵传统，因而受到历代史家的推崇，故东汉王充在《论语?感虚》中说“太史公书　汉世实事之人”。
　　太史公的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应该成为当今历史学家和党史学家的座右铭，应该成为当今著史的准则。建国半个多世纪的通史、断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乃至于党史，有着太多被扭曲的东西，往往是“风吹墙头草，那边风来那边倒”，完全被政治的需要所左右，著史者既不敢求真，也不敢求实，一味地跟风，毫无自己的立场与见解。至于为尊者讳、为贤者隐的现象，则比比皆是，好人一切皆好，坏人则一无是处，甚至睁着眼睛说瞎话，让人看了齿冷。但愿以后的史学界能学学司马迁，继承和发扬“实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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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史公本着“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既不掩饰李广的过失，也不隐讳李广的性格弱点，凭着他的良知写出了李广的另一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好恶，都有自己的主观倾向，史官也不例外，但你不能因为自己的情感好恶和主观倾向而影响到史书的客观、公正，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总不能黑白颠倒。司马迁是非常看重作史者的责任的，他写的《史记》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并让它“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的。
的确如此，一位令人景仰的史官，是对历史负责，有实录精神的人，问好老师。

潇湘渔父

　　谢谢匣子姑娘的褒奖，顺致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