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音难改
□ 林文华
宁强的核桃西乡的茶,武乡镇的红苕开白花……
一如那些长在泥土里的生物,形形色色的乡音野花一样盛开在汉中的千村万落,因了水土的差异而呈现出缤纷的特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乡音的自觉产生于和外地口音的对比中。生于斯老于斯,很多庄稼人一辈子没出过远门,不晓得自己的乡音在别人的听觉里是一副啥面孔。
在我的记忆里,第一次听见的外地口音是勉县话,也叫褒城腔。
村子里住着一个勉县人,是个老贫农,叫龚福寿的。龚福寿旧社会流落到我们村,定居下来了,但一直不改乡音,我的第一句勉县话就是从他那学来的。勉县人说话爱撇腔,说着说着很突兀地来一下,生硬得像石头。龚福寿穿着裹腰棉裤,眼睛稀烂,白花花的鼻涕经常过了河。你听,龚福寿在训斥他儿子:“龟儿娃不听话,叫你拿个尿马佛(勺),你拿你妈个匪(水)马佛(勺)。我将就这匪(水)马佛(勺)撇给你两马佛(勺)!”这话说得跟绕口令一样复杂,几下就把人绕糊涂了。
和龚福寿的勉县话一比,我老家那一带的铺镇话就是很明显的川腔了。年轻时在外求学,当我操着满口乡音的时候,关中人以为我是四川人,勉县人却把我当成南郑县人。
我从同学那里学到了汉中十县一区的很多方言。城固人说话爱带“儿”字,可他们又不好好说,偏偏把“儿”字说成“鹅”:“给我来碗面皮鹅(儿),多放点辣鹅(儿),不要豆芽鹅(儿)。”
宁强人说:“汉中人不要脸,茨(吃)了李子不给钱,还拿李子米米(核)塌(打)人哩。”他们还把“核桃馍”说成“孩桃馍”,把“二”说成“爱”,“二哥哥”自然就成了“爱哥哥”,听着舒服!
城固县二里坝人说话是这样的:“站在黄(房)子上看灰(飞)机,灰(飞)机上有个滑(发)动机。黄(房)子又高烘(风)又大,把鹅(我)吹了脸(两)个欢欢(翻翻)。”
有趣的是西乡话和勉县话非常接近,他们都会把“风”说成“分”,把“说”说成“佛”……一个在东,一个在西,相隔三百多里,两县百姓也许在五百年前还是一家人呢。
参加工作以后,很多场合要求说普通话,但乡音还是顽固地盘踞在我的声带中。正说着普通话,冷不丁就冒出来一句“你哪门(怎么)了”、“我刚才睡戳(着)了”这样的“汉普”,让听话的人大吃一惊。那时刻,我面红耳赤的,为自己的乡音深感羞耻。乡音啊,你是我语言系统的硬伤!
渐渐地发现,一些有身份的人,比如高级领导如毛泽东、陈毅等,甚至连我们单位的领导,他们一直说着各自的家乡话。渐渐的,我不再为自己的一口铺镇腔而自卑。操着一口浓重的乡音,我仍然可以和那些说着普通话的同事、朋友很自信很流畅地交流。这时候,乡音成了我的一张身份识别卡,让我有了归属感。同样的,说话间语带乡音的人,多了一些亲切、随和、坦诚、自信的好印象。
最让我感到亲切的,还是勉县话。一来它是我所认识的第一种方言,二来我有很多勉县籍的同学、朋友,关系都相当不错。前几年,我又认识了一个勉县朋友,我们开始都说普通话。后来见我偶尔冒两句铺镇腔,她就卸下伪装,还经常拿勉县话逗我开心。她说:“老福(鼠)在匪(水)里跑得福福福(簌簌簌)的。”她把“老鼠”叫成“老福”,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个人呢。她还把“鸽子”叫成“布鸽”,难道鸽子是布做的吗?这个朋友去你家里收水费,她肯定会这样说:“搜匪费。”哈哈!
某天晚上,我陪夫人去超市买东西,忽然听见身后入口处两个保安在闲聊。其中一个说:“去他妈的,等三月份工支(资)发了,我们出去分(疯)!”不用回头,我就知道那两个是勉县人。夫人感到很奇怪,她问我:“哎,那两个人为什么要分工资?”我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好亲切的乡音哦,你让我想家了,也让我想念老朋友了,他们现在都还好吗?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走到天涯海角,谁能漂洗掉一口带了泥腥味的乡音呢?乡音难改,也无须改,它是我们生命的胎记,恰如一枚鲜红的印章,深深地钤进骨子里去了。
2011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