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念父亲
——《回望故乡（2）》
1 清明节就要到了，我又一次想起父亲。我对父亲的直接印象其实很少，好多事都是母亲和乡邻对我说的。我的记忆里，父亲去世前，头发已经花白，脸瘦色黄，背也有些弯曲，才40多岁的人，就有了老年症状。其实从照片上看，父亲年轻时个子挺高，很英俊，是无情的战争和病痛把他提前摧残成这样。
父亲出身很苦。我的祖父、母都是规规矩矩的庄稼人。父亲小时，天灾人祸不断。有一年，家乡闹大灾，祖父、祖母带着大伯、二伯、父亲，还有四叔去山西逃荒，去了不长时间，祖母病死在那里。穷家难舍，没法子，祖父又带着四个孩子（领着两个大的、背着小的，抱着更小的）往回返。回到家还是没办法，就把我四叔给了人，不知什么原因，四叔不久后也死掉了。当时大伯6岁，二伯4岁，我父亲只有2岁。祖父由于劳累急躁，双目失明。
过了好多年，大伯、二伯都能走南闯北了。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混口碗饭吃，祖父让同族的一位大爷爷带着我父亲去东北寻找活路，那年父亲刚满十六岁。那时，日本关东军已占领东北全境。父亲到东北后，为了生计，干过许多零活，给日本人的工厂装过火柴，也拉过洋车。
有一次，他拉一个日本军官上桥，坡太陡，父亲年纪轻，拉到半坡就没了力气，日本军官就抽出军刀，用刀背猛磕父亲的背，父亲使出全身力气才把车拉上去。此后，父亲坚决不给日本人干活，不管大爷爷怎样吓唬和劝说，他还是抽机会逃到外地，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先打日本人，后与国民党军作战。父亲打仗很勇敢，不久升为排长，第二年入了党。在东北作战，爬冰卧雪是家常饭，有时需要潜伏，在雪地上一趴就是好长时间，由于怕暴露，再冷也不能动一下。我亲眼看过父亲的脚，两个指甲是卷着的，母亲说那是爬冰卧雪时冻伤的。
由于工作需要，父亲还当过便衣侦察员，那工作很危险，有时与人接头，桌面上吃着饭、谈着话，桌子底下说不定就打了冷枪。有一次，父亲被几个苏联人抓住，以为是日本间谍，幸亏有人能听懂汉语，才化险为夷。有一次执行任务，父亲几个人在树林中和敌人周旋了三天三夜，帽子打掉了、腰带打断了，没吃没喝，最后总算找到了部队，从此父亲也落下了病根。
四平攻坚战时，父亲已是机枪连的副连长，面对一层一层蜂拥而至的敌人，他勇敢作战，为了部队突围，他和战士们开着汽车、架着机枪，冲锋陷阵，为部队开路。最后，全连官兵，除父亲受伤外，其余全部牺牲。父亲负伤后，在辽宁瓦房店战地医院养伤，伤愈归队后，继续参加战斗。在又一次战斗中，一块炮弹皮绷进胸部，被迫又住进医院。
我看过父亲在部队时的照片（有七八张），其中一张便是父亲在瓦房店养伤时拍照的，那是他和十来个战友及六七个护士的合影。还有一张，父亲扎着武装带，斜挎手枪，胸前挂着几个军功章，与一个战士站在一个大门口，显得潇洒英武。后来，父亲随部队参加解放大西南的战役，一直打到四川的万县（现在地名可能已改）。1955年，父亲响应国家号召退伍回家，二等功和三等残废军人称号都让给了战友——在他看来，多年来出生入死，好多战友牺牲了，活着已属幸运，记功不记功的其实无所谓。
2 父亲回乡后，当了村里的调解委员，负责调解村民的矛盾纠纷，因为父亲政策水平高，思想境界也高，口表达能力比较强，所以无论谁家闹了矛盾，只要找到他，基本上都能妥善解决。后来父亲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因为正直廉洁，一心一意为村里办实事，很受村民拥护。
大跃进时，浮夸风流行，父亲脾气正直，有些事看不下去，难免“抗上”（现在＂抗上＂只是难以处世，那时＂抗上＂则要冒一定风险）。那时，上边要求大报丰收，定的指标很高，很多村子把瓦缸里放上棉絮，上面铺一层粮食，抬到大街上说粮食已亩产达到成千上万斤。父亲不想过于违心，对毫无根据让他过份瞒报产量的人直言面对：“共产党员要光明磊落，毛主席没教我说假话，没谱的事不能乱说。你们让大报丰收，也太离谱了，根本就达不到你们要求的产量。”那时的人都不敢说实话，怕被插白旗，打成右派，谁敢说产量低，就把他放到人堆里推来搡去，让你丢人现眼。也许因为父亲身份有些特殊吧，这样的事最终也没落在父亲身上。母亲却一直为他捏着一把汗，幸好有惊无险。
有些领导不懂农活还总爱瞎指挥，太过分时，父亲也会和他理论几句。比如，有个领导来村，非让一亩地撒下一二百斤麦种，说是一个麦粒长出两个穗子，还能多打多少多少斤麦子——自己不按客观规律办事，还强词夺理、武断命令，只有合理密植才可能增收啊。父亲见他太过分，就和他讲道理，那领导很生气，自知说不过父亲，就开始谩骂起来：“某某某，你算什么玩意儿，一看你就不是个好东西，你看你那个狗头，留着长头发，像什么玩意儿！”父亲那时还不到三十来岁吧，还是年轻气盛的时候，见他不讲道理还骂人，也立时生了气：“我留长头发怎么啦？这是我的自由！毛主席也留长头发，你敢骂毛主席吗？你骂我头发长就是骂毛主席！”那人听了，不再说什么，却记恨在心，到上面告了父亲的状，父亲的支部书记（那时是军事化管理，村支部书记称作指导员）自然当不成了，但也不觉遗憾。三年自然灾害来了，村里饿死不少人，证明毫无根据地乱指挥是瞎胡闹——事实证明，三年经济困难，是天灾，也是人祸。
那时，为了糊口，我父母带着我刚满六岁的哥哥，挤闷罐火车去鲁中山区逃荒，说得通俗点就是讨饭。因为吃不饱、睡不好，加上劳累，我的哥哥死在山上，用几块石头葬在那里。母亲曾不止一次给我说起这一段，每次说都是一番感慨。
也是1960年前后，有一次母亲和同族的一个姐姐，拿了一些旧衣服到外地换发霉的地瓜干。回来时，在闷罐车上拥挤着站一路。下车后，每人背着四十来斤地瓜干步行回家，从车站到家70多华里，两个女的，晚上怕地瓜干被饥饿的人们抢去，只好一路疾走，两顿没吃饭，那么远的路，母亲和堂姐一路上竟只歇了几次，到家时天还没亮——求生本能下焕发的潜能多么不可思议啊。
后来，中央通过调查研究，承认政策有失误之处，并及时做了调整。那些艰难的日子终于过去。有人来村里给父亲平反，充分肯定了父亲的做法。
3 我上小学时，父亲是村里的贫协主席，他常到我们学校，在我印象里，那时老师的地位不高，但父亲一直尊敬老师，和我们王老师关系很好。
父亲因为是苦出身，所以从来不小看人，记得他生前有很多朋友，有教师、有医生、更多的是村干部，他们常来我家。父亲对我祖父很孝顺，对我大伯、二伯也像对待父亲一样很尊重。父亲退伍时，给了一笔安家费，到家后全部交给二伯。父亲去世后，村干部和村民很敬重我母亲，不少人自发地帮我们，除了母亲的坚强和自重值得村里人尊敬外，和父亲的人格力量也不无关系吧？
4
我年幼时，父亲很疼爱我，一半是出自天性，一半可能因为在我前面他已失去了两个儿子。记得有一次，我大概两三岁吧，父亲去济南看眼病，回来时我已睡，母亲叫醒我，把父亲从济南买来饼干和糖果递给我和二弟，我们趴在被窝里吃了很久。——那时父亲每月只有6元的抚恤金，社会上物资普遍短缺，能吃上饼干和糖果很不容易，所以吃得特别香，印象也特别深。
有一次，大概我四五岁时，父亲去赶集，我也想去，又怕他不准，就偷偷在远处跟着他，父亲回头时我趴下，他回过头去我就起来，继续偷偷地跟着他走，一直跟到集市上。父亲一回头看到了我，并没在意我偷偷跟着他，也没有我预想的那样批评我、斥责我，不但买了好吃的，还给我买了件绿色新上衣。
我对父亲生前的最后记忆，是他生病躺在炕上的情景。那是1976年腊月。三弟住院后，母亲到十几里外的医院去照料他，家中只剩了父亲、我和二弟。现在想想，父亲那时已有病在身了吧？只是孩子仍在医院，他不好意思给母亲说。那天，父亲盖着被子躺在炕上，屋内没有生炉子（主要是没条件）。父亲大概是口渴了，或许是冷了，让我给他用柴禾烧点水。我那时还小，正是贪玩的年龄，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在我的记忆中，那一壶水最终也没有烧成。三弟刚出院，父亲就被送进医院，十几天后他就恋恋不舍地离开我们，听母亲说，父亲去世前，还念叨着让我去看他，只是抽不出人回来叫我，也没想到他走得那么快！
现在想想，我那时真是太不应该了：父亲那么疼爱我，他生了病，我连口水都没烧给他喝，去世前他盼望见我，也没能满足他的心愿，我的行为该多么让父亲失望啊！
5 我与父亲实际相处的日子不长，对他的记忆有限，他去世太早，对我基本上没尽到抚育义务，但在心里我依然感谢和敬佩我的父亲——谢谢您给了我生命，谢谢您用行动教会我怎样做人，您曾经那么疼爱我、呵护我，您不是不想亲手抚育我长大成人，而是老天不给您机会，您在离世时，一定带走了不少遗憾与挂牵，您那友乡邻、爱亲友、战邪恶、秉正义的堂正行为，是我永远的财富！
父亲去世的日子是腊月14日，正是最冷的季节。出殡那天，公社（现在称乡镇）派人到村里给父亲举行追悼会，肯定了父亲对部队、对家乡、对社会所做的贡献，肯定了他正直向上的品格。可敬可亲的父亲啊，如果您地下有知，一定感到很欣慰吧？
（发表过，供交流）
[ 本帖最后由 雪夜听琴 于 2011-3-29 14:17 编辑 ] |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
发表于 2011-3-23 10:39
收藏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