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 命 的 喧 嚣 与 躁 动[原创]

春苗儿

　　    生命的喧嚣与躁动
   
    　　——透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性欲描写
   
    （共计13081字）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中国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性欲描写的精神意义以及对同一时期出现的不道德文化现象的批判，来向广大读者阐述文学中的性欲描写与色情文化的不同之处，呼吁更多的人们能够正视文学作品中的这一现象。同时，本人还就当代文学作品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简单总结，以此希望中国的文学作品以及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性欲描写的前景会更加美好。
   
   
　　关键词：文学性生命意识文学中的性欲与色情文学文学粗俗化
   
   
　　一、绪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文化寻根现象已成为一个浩浩漫漫的潮流的时候，反叛和变异也正在或悄无声息或大嚷大叫地进行着。这些作家们企图表现一种生与死，人性和非人性、欲望与机会、爱与恨、痛苦和期待以及一种来自自然的神秘力量。无论是写自在的生命本性的舒张，还是写带有一些超越生命本能意味的念想和孤独，他们表现的都是生命的强力——生命为实现自己的欲望所迸发出的巨大的能量和生命为了维护和追求自己的念想所能承担的超常的压力。这其中重要包括了对生命的重大主题——性的叙述和描写。
   
   
　　与生命密切相连的是性，生命意识的高涨，似乎也带来性之潮的漫流。有人视之为洪水猛兽，有人惊呼“性文化的泛滥”，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在当今的文艺思潮中，讳言生命——性，那只能是自欺欺人、闭聪塞听，除了证明自己的愚昧外，别无其他。所以，在长期的文化蒙昧和禁欲主义结束之后，必然产生一种反拨。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在中国的再度传播到有关性心理、性学说的书在小书摊上的走俏，都是即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这或许就是文艺对于性这一过去视为神秘、禁忌的东西所做出的先是战战兢兢，后来又一拥而上的探索之时代背景了。
   
　　
　　新时期的作家们通过对生命的躁动不安、热烈、狂放、自由以及对冲动、欲望、活力等性本能的无保留的歌颂与赞美，唱响了一曲亢奋激越的生命之歌。
   
   
   
　　二、从女性作家说起
   
   
   
　　首先，应该说一说女性作家在这一文学现象中所作的努力。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女权主义批评被系统化、专门化的介绍进来，在这种理论的参照下，女性写作，开始向传统的女性禁忌展开了全方位的进攻和颠覆，她们坦荡的展自己丰满坚实的身体，沉重、饱满、富有充沛的生命热情和力度，以一种女性美诱惑着你，震慑着你，她使人热血沸腾，更令人赞叹生命的强旺和美好。
   
   
　　王安忆的性爱小说系列，如《小城之恋》、《岗上的世纪》等等，始终以女性的眼光、立场和审美角度，对人类的性意义进行了新的审视和新的思考，把女性放到人的位置上充分显示出女性的生命之美和两性的神圣。
   
   
　　铁凝的《麦秸垛》、《棉花垛》等也描写了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的女性的生存境况以及性爱的表达方式，探索了性对于女性的生存意义。在新千年伊始，铁凝又推出了她的长篇小说《大浴女》，再一次讲述了一个女人的成长故事，一个女人的都市生存和心灵历险。一个结构并非简单却十分流畅的故事；一个女人与若干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情感纠葛。表现了女人的心灵和女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同时还展现出了女性生命的沐浴，在荡气回肠的故事中揭示人性的奥秘和生命的漂泊感，她所展示的人性体验和咄咄逼人的心灵追问，足以让我们每一个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检点自己的人生历程，敞开心灵的暗角，接受阳光的抚慰和洗浴。故事的架构并不复杂，复述性也似乎有限，但它的细部描写却惊人的可观，异常的繁复和丰茂，其中章妩与其外遇、伊小跳与陈在如火如荼的性爱描述更是十分诱人。但她给人的感觉是美的，而并非纯粹刺激性的。通过《大浴女》我们可以读到，性是美好的，人体是美好的，也能从中探索到艺术的内涵。这正是以往甚至中国古代的许多文学作品所不能企及的，中国的文学作品受政治环境的影响，一向对于性的描写十分避讳，因为弄不好一家好好的出版社就会因此关门大吉。所以对于性向来只是擦边球可以生存，而没有真正的、认真的面对。而《大浴女》却是酣畅淋漓的，交织着如天坠去如电逝的灵与肉、情感与冲动的描绘。
   
   
　　法国女权主义理论家海列娜·西苏在《美杜沙的笑声中》指出“妇女必须写妇女”，她认为妇女的写作实践是与女性躯体与欲望相联系的，这在陈染的小说世界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陈染说过“缺乏肉体亲密接触的爱情是残缺的、不完整的甚至是绝望的，完整的爱情应当包括情爱与性爱。”在陈染的小说里身体既是写作的对象，又是写作叙述的依据，陈染作为一名写作女性，她的写作本身成了重建与女性躯体之生理快感间的本能关系的途径。她以“嘴唇的阳光”这类意象隐喻地对应着女性的性征和性体验。她的小说时常出现与女性身体感官体验有关的表叙方式。在她的文章里情节是淡化的，而那些碎片式的感受和感官体验，被作者重视，摆在小说的重中之重，这是一种与男性中心文学体系相对抗的叙事表意策略。陈染运用躯体化语言，打破常规，富有密度和弹性，主题弥漫着女性迷乱而又清幽的生命体验，那韵味独特的文笔，像一滴滴清澈的泉水，浸润着读者的心灵，每每翻开一页，都会给你带来心灵的休息和艺术的感染。
   
   
　　同时，从小说文本来分析卫慧、棉棉的作品，虽然自有其不足之处，但其流露出的创作才华也不容置疑。《上海宝贝》等小说是彻底的都市文学，卫慧、棉棉已抛弃了前辈作家的沉重与感伤，革命以及与革命有关的意识形态在她们描写的都市风景里消失殆尽，那一切好像从未发生。当然革命以及与革命有关的意识形态决没有在现实的都市风景中消失。但卫慧、棉棉的小说把这一层干净彻底地剥离出去了。《上海宝贝》写人写景简洁敏锐，清凉利索，有情却不酸，有节制而不造作，有见识但不往深里走。《上海宝贝》为中国"新人类"们摹了幅精致、潇洒、洋气的肖像。你可以不赞成"新人类"的生活，但你无法否定"新人类"的存在。棉棉的《糖》不如《上海宝贝》出色，但《糖》里面的下层经验更野，情感更真，可以说棉棉笔下的人物更像真"另类"。
   
   
   
　　三、男性作品更加深刻
   
   
　　同样，80年代以后的男性写作也犹如涉渡之舟，与女性知识分子共同背负着、推进着一场伟大的进军，一次由黑暗艰辛的此岸向黄金彼岸的涉渡，并且其文本更加大胆直露，也更加深刻。
   
   
　　传统的文学描写男女性爱大都未能跳出才子佳人、仕子倡优的窠臼，无论佳人还是倡优，在传统文学中，其实质只不过是作为物化的对象而充当被男性把玩、玩味的对象。正如茅盾所指出的“中国文学重的性欲描写，只是一种描写，根本算不上文学。”当然，孔孟的学说毕竟是我国古代文化的智慧结晶，自有其思想价值，然而那些后来者们，却颇有些以此作为敲门砖的名利客，道貌岸然而又淫荡无比的清教徒。文化成为他们的一张画皮，于是本来对文化心向往之的人，却对其避而远之，或者摘下人生的假面，写人们的真放荡，真欲望，真本性，去对抗那种畸变的文化。
   
   
　　
　　《白鹿原》中一段段称得上“惊世骇俗”的“性描写”，至今仍是许多人想一窥陈忠实当年写作心态的“重要工具”，因而，当记者将“您如何看待《白鹿原》中关于性、爱方面的描写，以及如何看待由此引发的争议”这样的问题“抛”给稳坐沙发中的陈忠实时，他并不惊讶。“我对这个问题比较踏实，《白鹿原》中的性描写不是随意的，在动笔之前经过了认真的考虑与权衡。”陈忠实首先亮明自己对“性、爱”这两个字在认识上是极其严肃的。“之所以形成大家看到的关于性、爱的表述，是基于三点考虑。”陈忠实清清嗓子说，“第一，据我所知，古今中外大家比较喜欢的文学作品，都未回避爱和性的问题；其二，《白鹿原》这部书所涉及到的那段历史中，爱和性的问题恰好是国人精神世界与心理世界的纽带，从五·四开始，爱的心态与性的心态已经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三、解放以来一段时期，较左的文艺政策把爱尤其是性行为视作禁区，新时期开始后，即有先驱者打破坚冰。”看来，陈忠实在创作前的确深思熟虑过。继之，他面对记者坦陈了自己在内心为“写性”设定的三项原则——第一是不回避，因为性的问题不容作者回避；第二是撕开写，大胆撕开禁区的黑幕是第一要害；第三是不做诱饵，即把握分寸，不要把性写成激起读者兴趣的诱饵。但显然，“不做诱饵”这点，主观客观上都很难做到。陈忠实老实承认：“当然，在写的过程中，多写两句性也是可能的。”有些读者把《白鹿原》中的“性描写”看得重过情节，陈忠实也认为“可能有这个因素”，但“不该是决定性因素”。
   
   
　　《废都》中性爱描写的大胆和直露，不仅在新时期，就是在整个“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发展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小说不厌其烦地详述每次性行为的过程，从正常的性交到变态的口交都有。这对中国传统的审美阅读包括社会接受无疑是一种富有刺激性的挑战。年青评论家蔡翔富有见解地将《废都》中的性爱描写，称之为知识精英开始“退出”了自我先锋的“角色规定”，“而复活了种种有关文人的传统记忆”，它使“作者回到了遥远的古代。在那里，他享受到文人的特权与荣耀，并进入文人的各种习性、癖好和游戏的生活方式之中，同时表现出男人的征服欲和对妇女的狎玩。”但从文本的实际效果来看，《废都》性爱描写不能说一点价值也没有。这主要就是：借此充分揭示“废都”之中知识分子的精神之“废”，写出他们在政治和商业两方面都无所作为的情况下只好转向对性的变态追求，在放浪形骸、自暴自弃中实现自我消解。我们不能想象，如果抽去了这些性爱文字而代之以崇高的情爱描写，那么，这部作品有关知识分子精神颓败的揭示，能像现在这样给人以触目惊心的感受；至少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主题思想。
   
   
　　贾平凹以相当非理性的态度对待性。他写庄之蝶与几个女人的性关系，是通过知识分子“自恋”式的“名人效应”来叙述的。三位女性之所以争相与庄之蝶发生肉体关系，主要就是因为庄是“名人”：唐宛儿羡慕庄之蝶的夫人“哪里尝过给粗俗男人作妻子的苦处”；柳月面对庄之蝶的书房则感慨地说：“让我看书，我是学不会个作家的。每日进来打扫卫生，我吸收这里空气也就够了”；阿灿在献身之后则幸福地说：“真的，我该怎么感谢你呢？你让我满足了，不光是身体满足，我整个心灵也满足了……有你这么一个名人喜欢我，我活着的自信心就又产生了。”这里，作者放纵笔墨，描写庄之蝶与几个女性之间沉酣于“爱河”之中穷情尽欲，与其说是违反现代性的一种虚假叙述，不如说是知识分子在失去对社会和人类关怀激情之后的一种严重的精神虚脱。于是，他们只好醉入肉欲，半是夸张半是无奈地乞求于性事。正如庄之蝶所说：“终日浮浮躁躁，火火气气的，我真怀疑我要江郎才尽了，我要完了……身体也垮下来，连性功能都几乎要丧失了！……更令我感激的是，你接受了我的爱，我们在一起，我重新感觉到我又是个男人了，心里有涌动不已的激情，我觉得我并没有完……。”从艺术角度看，这样写也有助于扩大人物的私人化空间领域，给人以某种生命本真的感觉。
   
　　还值得着重一提的是王小波的《黄金岁月》和《我的阴阳两界》。
   
   
　　陈清扬和王二搞破鞋的故事，在“我”云南扬队的地方肯定家喻户晓了。不过不否认这事已被人遗忘的可能性。因为，他们俩人搞破鞋铁证如山的交代材料，已经找不到了。不过事情也有另一种可能性，那既是，如果当地的人们兴致偶发，想聊一下“破鞋”这个主题来解决的话，他们或许还会使用一下陈清扬和王二的素材。或者干脆说，在许许多多有关“破鞋”的故事中，少不了王陈二位的影子。王陈生也有幸，他们成为了区域人民集体无意识之一种，王陈生也不幸，他们的名字最终不会对“破鞋”两字取而代之。这里便要引出我的第一个问题了，那就是为什么“政鞋”不会被“王陈”所替代。我的答案真实非常简单，“破鞋”不能被轻易取代的原因，乃在于，“破鞋”的意义不在它的概念中．而是在这个概念所蕴含的偕城、历史想象、经验统党等一切与此概念休戚相关的感性经验上。
   
   
　　同时，也凝聚着我们的道德话语对其所做的价值裁判上。一言以蔽之，在一个概念背后，连接着一个深不可的情绪之湖。当我们的理智和嘴巴在谈论“破鞋”的时候，我们的心和气管却沉入了浩水的湖水之中。对于小说中的主人公陈清扬和王二来说，当他们选择做“破鞋”的时候，他们无疑是选择了“破鞋”身后的湖水设为自沉之所。这里的湖水，决不是“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的沧浪水。这里是使人不可以永生的泥沟。那么，陈玉二人为什么发神经地跃下去呢？王小波的小说是不是在许多时候，正是把镜头对准了这个泥沟，来绊倒里面的主人公呢？其小说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是不是在这里可以发现呢？我要回答：是的，是的，是的！
   
   
　　人是如何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的？也就是说，人的主体性是如何被确立，又是如何被感知的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直接指向上面我提到的问题。换言之，陈清扬正是通过使自己存在于“破鞋”之感中，她找到了自己生而为人的快感之全部源泉。她在不断地从事、制造、扮演、传扬“破鞋”的事件中，她的性快感也一次次达到了高潮。她的美丽的女人的巨体，从阳光中得到了最充沛的弹力，她的快乐的喊叫，举世震惊。这一切有悖于常理。常理把这一切看作是荡妇行径，看作是罪大恶极，不为君子所齿。如果说，陈清扬是一个彻底地被诬陷者，是一个被时代所负注的灵魂，那在以后的一次次检讨中，她完全可以选择放弃，或者选择一条激烈地为自己辩护之路，而决不会像她本人实际所做的，她的性欲和性快感向着世人纵假敞开。这正是所有处理同样题材的小说家们所做的事情，他们的主人公会靠禁欲，靠证明自己处女膜的完整，来与世俗的谎言抗争。他们要靠圣洁来洗刷自己的身上的污垢。但是，陈江扬选择了另一条截然不同的路。许多时候，她成为了诬陷她是“破鞋”的人们的同谋者。她按人们要求她唱的歌而尽情地挽转歌喉，她请求别人不要让她歇下来，她尽量把歌声唱成世界一流水平，好博得观众的掌声，她不断地谢幕，暗中的目的是加演、加演！于是，我们看到，在随风飘动的白大褂里面，她一丝不挂地走向她的“作案现场”，她用堆积一地的大号避孕套来证明自己在山上确实是在做那件见不得人的事情。同时，她又一次次跑下山来，因为她不愿意只有一个王二分享她的性快乐，她要让大队的人们都知道自己干的事情。而和王二关在一起的漫漫长夜里，通过写意味深长的交代材料，她的性职便达到了最高点。认识陈清扬的人，不但要惊异于这个穷妇的厚颜无耻，更要在羞的不得不以手捂面的时候，问一问，这个狐狸精何以可以比我们享受更大的快乐呢？生命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这里，王小波的主人公，在一个荒诞的世界，以一种荒诞的行动寻找到了自己的主体存在的方式。通过这个方式，自己终于意识到了自我的存在。生命中，最深层的快感实际上永远是超越其单纯的生理意义的人，它所表达的复杂的文化、心理内涵，岂是一句话可以说清的？我个人则认为，这个快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它的欲死欲仙，证明了它的双重性质：它诱发的是一种不断回环往复的快感，它向死而生，又回到死亡的深处。许多有大创造的人才有希望得到这种快感，这种快感，应该是对人的生命的奇迹的一次敞现。如果我们能让生命开口要它所要，我相信它一定毫不犹豫地说，给我快乐！给我青春！给我创造！如果，王小波还能“向死而生”，我相信他也一定要说，给我灵魂，给我快乐！让我说句大不改的话，我常常怀疑，王小波在创作陈清扬这个人物的时候，在他的潜意识中，一定在头回中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创造者形象。不管他是留着山羊胡的肖斯塔科维奇，还是盘着金黄色假发的牛顿爵士，他们挽起的弓形台背，在一瞬间拉长了，像一只平展巨翅的大鸟，高临于最伟大的创造与突破的巅峰。他们在整个灵魂和身体深处涌现出的快乐和激情，正是陈清扬身上的快乐和激情。
   
　　陈清扬把脚迈过了“破鞋”概念的后面，把乌黑的长发沉浸湖水之中。或者，可以这么表述，一个女人把脚迈过了“破鞋”概念的局面，把乌黑的长发沉浸湖水之中。这时候，她叫陈清扬。我更喜欢后面的表述方式。因为，远离污泥浊水的女人，不是陈清扬。陈清扬似乎心里也明白，她要寻找到自己的存在，就必须使她从她们之中分离出来。他们无处不在，而她不愿意来大多数的人，甘愿淹没在她们之中。她是如何保持分离出来的她呢？首先，她拒绝反抗。
   
   
　　其次，她诱使她们不断地向她追问．依靠这种追问，她得以成其为自身。更主要的是在我看来，她使自己拥有“破鞋”这个概念所能联想到的所有情绪特征：冷漠、狷傲、纵欲、破坏、放荡、漂泊、厚颜无耻、谈虎色变、无休无止地变形、永远处于施虐和受虐的灵魂之役，以及生殖器的颜色和耸动夜幕的叫喊，更包括超俗拔类的快乐——此点尤不能忘记。用最简单的话说，陈清扬先是拥有了这么一个情绪域，她的永远沉逝的身影终得以稳固下来。所以，小说在一开头，就提到了“破鞋”的问题。紧接着，“破鞋”便被真实化了。再往下，“破鞋”便和权力，和诱使它自我招认的倾听机制纠缠于一起。他们逃亡的世界和一个等待的世界依靠交代材料发生了接触，接触的核心或云切点，但是他们的肉体。肉体被提炼成为比蒸馏水还要纯净的无语言。而语言变成了最淫荡的肉体。小说到了最后，当没有人再对“破鞋”感兴趣的时候，我们惊奇地发现，陈清扬的性被急剧地衰减下去。他仿佛一下子老了岁。也可以说，她失去了她的青春韶华。
   
   
　　和所有的色情文学一样，《黄金时代》的性和性快感都是存在于身位之中。它们决不是单纯的性描写，因为它们的存在从来没有脱离过一个复杂的社会和权力的网系之中而单独出现的，它们总是在它们显身之处，让身体消失，让身位出现。同时，在陈清扬表面看来是用于母兽的求欲中，隐藏的是表演的欲望，她心里清楚，她的每一个动作，或者身体随着运动而起伏的曲线，都将写入交代材料中去，都将化为民族崭新的语言，成为永久传唱的无名之歌。不管是亮晶晶的直挺挺的小和尚，还是陈清扬“冷苹果”似的美丽的乳房，它们都具有了超越单纯生殖器官的性质，并且带有王小波强烈的情感色彩，那就是他的桀傲不驯自由气质。虽然王小波小说中的大量性描写，是很遭非议的，但我仍是非常推崇。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同样以大胆率真写性而著称的作家还有不少，如郁达夫、张贤亮、王安忆等。他们把性当作一种文化的、生命的抑或道德的严肃思考对象，通过性有关行为和故事的思考来实现文学的某种启蒙功能，其关注的重心是性的形而上的精神意蕴。无论是“五四”时的《沉沦》，还是80年代的《绿花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小城之恋》、《岗上的世纪》，甚至更晚近的《妻妾成群》，在这些作品中，性是文化的，是一种道德。社会和审美的对象，负载着沉甸甸的内涵，而不是小说情节的一种调剂物。所以，在他们那里性描写无论怎样惊世骇俗，但都是极具理性和美学情致，并紧扣人物的个性和命运。这反映了作者精神上的高蹈，是与知识精英“导师”身分相吻合的。四、道德与非道德文学中的性爱是非常复杂的。性与美并非绝对对立。青年美学家潘知常指出：“从根本上讲，性与美是一致的，美的内涵就是性的内涵。这可以从人类的进化历史得到解释。就进化规律而言，个体的生存都是为了种族的繁衍，它通过否定自己来肯定种族的延续。美感正是为了完成这一使命而由大自然专设的奖励机制或曰诱惑，目的一旦达到，大自然就把这美感无情地收回，就像人一旦吃饱，进食的快感也就没有了……因此，承认性在审美活动中的正当地位，正是当代审美文化的一大功绩。而且人们还会有意识地利用‘性’，去消解传统的美。”不过，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不加规约地将性的美学功能夸大，那就错了。其所以如此，乃是因为“美不但有与性相同的一面（过去，这一面被忽视了），而且有与性不同的一面，或者说，有超出于性的一面。人类为自己所设立的美显然要高于性的美。而且，人类真正的美不是在完成自然的美的时刻，而是在完成价值的美的时刻。”同时还在于“人类已经使性从生理进入文化，从文化的角度讲，爱的越多，爱就可能越肤浅。像用剪刀剪一张纸，剪了一次，固然可以重新来过，但毕竟天地窄多了，《废都》中的性描写里除了夸饰其笔、对主人公庄之蝶与唐宛儿、柳月、阿灿和牛月清四个女人的性爱关系投入了过分的热情，生理描写过于琐细外；主要是从中赋予的文化内涵比较单薄而缺少精神性的价值允诺，有时甚至成为一种简单的性宣泄，并流露了作者陈旧落后的性观念。如写庄之蝶对女人小脚的欣赏：”庄之蝶……看那脚时，见小巧玲戏，跗高得几乎和小腿没有过渡，脚心便十分空虚，能放下一枚杏子……嫩得如一节一节笋尖的趾头……庄之蝶从未见过这么美的脚，差不多要长啸了！“类似的对女性肉体乃至生殖器欣赏、把玩的文字还有不少。另外，庄之蝶与几个女人关系，也几乎惊人地重复了古典小说中妻、妾、丫环的结构模式。关于文学中的性描写如何便是道德的，如何就成为非道德的。实际上，我们读者和评论家都没有任何一个标准。如果说有那么一个标准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只要文字有了关于性的描写，它就必黄无疑。而据我所知，在法国，性文学分为色情文学和淫秽文学。色情文学用高雅文学之列。一些大的思想家，如巴塔耶就写过著名的色情小说《眼睛的故事》。描写青春期的性冲动与残忍行为的关系。此外有一系列虐恋文学居于主流文学的位置。而德勒兹亦有对萨德和马索克的极尽“色情”之能事的文学有过极高的评价。在我看来，我们的文学批评家们也应该就性文学的内部标准展开有意义的讨论。
   
   
   
　　“性”曾是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的一大禁区，20世纪80年代以后，“性”描写渐渐在文学写作中解冻，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小说，作家赋予性以人性内容和社会伦理价值，使性描写拥有相当的审美意义。然而，我们却遗憾地发现，“性”描写在这几年，尤其是在最近几年里的小说写作中，格外令人注目。有的小说从头至尾充斥着作者对性的铺排，有的小说干脆声言是“妓女文学”。这些小说有的对性生活细节的描写琐屑细致，有的对性变态者的刻划“无微不至”，更有甚者为写性而写性，把“大胆”而“无所顾忌”的性描写当作招徕读者的手段。所有这些，已超越了性描写的美学要求，是赤裸裸的色情倾向。更有一些标榜为“新新人类”的作家，开始将淫乱、同性恋、吸毒等作为自己的写作对象，在缺乏必要的理性观照的前提下，“大胆暴露”，津津乐道于性细节和性场面，在读者中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而近两年，这种倾向不仅没有得到节制，反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充斥在小说中的，不仅仅有不堪入目的性体验刻划、性细节描写，而且有借性体验而宣扬“及时行乐”的人生价值观的倾向。这种写作中的色情倾向已引起读者的警惕。性描写可以说是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一大突破。如果作家赋予性以人性内容和社会伦理价值，能使性描写拥有相当的审美意义。但色情描写不仅有损社会伦理道德建设，宣扬错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且也伤害了文学的人文精神价值和审美价值。宣扬色情无疑也是一种犯罪。
   
   
　　同时，文学中的色情描写极大地伤害了其应有的审美价值。有的小说以妓女生活为抒写对象，这本无可厚非，倘若以此表达作者对人性的呼唤和作者的社会批判意识，这类小说便具有了人道主义价值。实际的情形是，这些小说偏偏以妓女的淫逸生活为重点，极力渲染性快乐、性体验，甚至对出卖肉体以换得皮肉生存的人生态度持肯定的态度。说什么“性是女人获得男人的工具”“性是女人生存的资本”。由于过多地进行了性体验的描写，小说情节重复冗长，缺乏理性精神，加之这些小说固有的文字干巴、构思平庸的毛病，使这些小说“到色情为止”，严重地影响了小说的社会价值和艺术审美张力。
   
　　我认为当下文学写作之所以出现一股色情倾向，与作家们错误地理解“文学要走向市场”这一时代要求有关。文学市场化是这几年提得最多也是文学界最为敏感的话题，文学也只有走向读者市场，文学的价值才能得以实现。这几年，作家、出版社、文学期刊等为了使文学走向市场作了不少努力。为了适应“文学走向市场”的时代要求，有的作家及时地调整了写作路数，有的作家为自己的创作重新定位，出版社也在文学书籍的包装宣传上作了大量工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个别作家以“性”为突破口，以文学可以有“性”描写为口实，开始在小说写作中大写色情，以此作为走向市场的途径。这类小说因从头至尾的性细节刻划和性体验描写，甚至吸毒和淫乱，确实吸引了不少读者的注意。然而，以这种方式为自己的小说建立的市场是不健康的市场。缺乏必要的理性精神，缺乏起码的美学观照，为写性而写性，以色情为自己的小说打开一条销路，是作家丧失人文理想的表现，是作家放弃社会责任感的表现。20世纪80年代文坛曾发生过人道主义问题论争，紧接着发生了人文精神重建的讨论。当时的讨论，理论价值大于实际价值，理性层面多于操作层面。现在回头审视一下当年有关人文精神重建的各种说法，人们会强烈地意识到，这种讨论的价值直到今天才会让每一个有理想的人文工作者，感到它的分量和现实意义。一些作家利令智昏，为了赢得高额的市场利润，竟置文学的人文精神人文价值不顾。他们忘记了自己身上肩负的社会责任，忘记了一个作家应有的精神操守，为了把小说卖个好价，竟在“性”上大作文章。为了迎合社会上一部分人尤其是涉世不深的年轻人的“反叛性”，他们在作品中宣扬享乐主义，在作品中渲染金钱的无上魅力，甚至以“出卖肉体而换享乐”为时髦，以堕落为新潮。这种不负责任、缺乏人文理想的写作，其实与贩毒没什么区别！
   
   
   
　　五、就艺术效果本身而言
   
   
　　同时就文学艺术效果本身来说当代文学对性的描写也存在一系列不足和缺点。从话语角度来说，当代文化趣味一方面表现为与理性语言完全不同的“粗话”，另一方面也没有什么“语言美”。它彻底否定了传统话语在内容上的道德意义与形式方面的审美要求，它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从“说”这种机械行为中获取某种生理刺激及刺激引起的身体化快感。因此它只能选择不登大雅之堂的“粗话”这种既反对语言的伦理功能又反对其审美形式的叙述方式。正是在这种“对着干”的话语活动中，它使说者（或者作为内摹仿的听者）摆脱了伦理与审美的双重束缚，使已经“文化”的身体从理性束缚与形式定向中还原出来，成为一种原始的生命情欲的物质载体。尤其在一些当红作家的小说里，“国骂”、“省骂”不绝于口。甚至是生活在男性话语中心的女作家也巾帼不让须眉，如徐坤在《斯人》中以“射门”来象征“射精”，《梵歌》中以“破瓜”来写“开悟”；池莉小说《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短短一段文字里“你个婊子养的”就反复出现多次，尽管这里的“婊子养的”只是一句口头方言，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在男性作家那里更是如此，如王朔经常讲的“爱”等于“屁”，“文学是性交的副形式”等，在这种粗话宣泄所带来的强烈快感中，确乎使人在伦理活动中所获得的道德愉悦，以及在审美想象中所获得的审美表象都显得过于苍白，不够刺激，两者引起的精神—生理愉快也有点小巫见大巫。这种粗俗化的精神趣味甚至一直影响到文学批评界，如刘晓波在1986年一个学术会议上大骂中国文艺批评“阳痿”，但批评家们不但不恼火，反而纷纷唱和。于是阳痿、无能、勃起、坚挺等一系列性学术语又在文艺界流行起来，所有问题“以性观之”，统统“不能遁其形”。其实在我看来，使用这些性学术语后，文学理论与批评在“知识”上并没有任何长进，只是在操作这些与人的本能联系密切的话语时，批评家们感到很“来劲”，获得了一种在抽象思维中无法得到的生理性快感而已。正如当年的浮士德在“求知”限于困顿之中时，只能以灵魂做抵押来换取感官享乐那样，中国的批评家也是在向感官的投降中，来摆脱其精神心理危机的。
   
   
　　当今社会，在繁忙的工作纪律与紧张的文明生活节奏中，人的生理本能经常处于一种压抑状态，本来并不奇怪，而且一般说来人们也自有其解脱办法。在传统的宣泄方式中，一种是通过文学创作使“性欲”得以升华，即采用一种隐喻方式使内在的炽烈情欲得到象征性的满足；另一种则是说粗话及讲述一些下流的色情故事，用更为直接的方式来发泄内心的冲动。但两者相比，隐喻的方式毕竟不如后者能获得更大的快感，这就使得在“文革”中饱受道德理想主义压抑、“文革”后尤其是八十年代又饱受审美幻想欺骗的当代人，彻底放弃了各种伦理的、情感的文化包装，从此变得斯文扫地与粗话连篇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人们需要发泄那来自生命深处的一直被延宕、推迟的性欲求，这种欲求如此强烈，以至于任何隐喻和包装都不再需要了。这正是电影《红高粱》中的“野合”场面之所以备受礼赞，以及当代文学影视中粗话流行的根本原因。
   
   
    六、后记
   
   
　　在这里，我还想回忆一下文革前十七年的对爱情的描写最为成功、最少迂腐气的一部文学作品——《苦菜花》。
   
　　中国人向来喜欢才子佳人的老套子，影响到作家，就愿意让英雄美女终于成为交颈鸳鸯并蒂莲。《苦菜花》里，杏莉和德强端的是天生一对地设一双，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可作家把他们的爱情写足、让读者在心理上享够了艳福之后，突然笔锋一转，就把杏莉给写死了。杏莉这一死可是惊心动魄，这一死对残酷的战争，对残酷的阶级争斗都是有力的控诉，让人充分地体验了悲剧的快感，体验了美好事物被毁坏之后那种悲剧的美。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漫长得要命的国度，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封建毒素在每个人的血管里流淌着。每个人的身体上都打着封建的纹章。在作家的爱情描写中，一般来说不愿歌颂甚至不愿以同情的态度来描写男女之间的偷情。
   
   
　　《苦菜花》在这方面却有重大的突破。作家用绝对同情的态度描写了长工王长锁和杏莉妈妈的爱情。这种爱情带着一种强烈的、震撼人心的病态美，具有很大的征服力。我认为，冯德英这一招远远地超过了他同时代的作家，他通过这一对苦命鸳鸯的故事，告诉了我们许多深邃的、被社会视为禁忌的道理。冯德英还写了花子和老起的爱情，如果说他对王长锁和杏莉妈妈的爱情更多地是持一种同情的态度，那么，他对花子和老起这种充满野性力量的爱情，就完全持一种赞美的态度了。我非常敬佩作家的这种直面人生的勇气。即便是爱情小插曲，作家描写得也不同凡响。如绢子和姜永泉的爱情，我读书时就感到，姜永泉与绢子的年龄差距是不是太大了一点？还有美丽多情、才貌双全的卫生队长白芸主动向战斗英雄王东海求爱，这是多么好的一对啊，但是作家竟然让王东海拒绝了白芸的求爱，竟然让战斗英雄选择了寡妇花子。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抱着大白菜，乳房肥大，动作粗俗，怎么能与白芸相比呢？当年看小说看到此处，我感到真是遗憾极了。这种遗憾说明了我根本就不懂爱情，而冯德英是真懂爱情的。这种遗憾还说明即使在我一个小孩子的心中也有着浓厚的封建意识。在我的心中，花子是一个拖着“油瓶”的寡妇，用农村的话说就是一个“半货子”，而白芸却是一个黄花大闺女，两个人简直不能比较。冯德英却让身穿军装、腰扎皮带、身腰窈窕、亭亭玉立的白芸把花子抱起来，连叫了几声好姐姐，让王东海抱着花子和老起生的孩子站在一边观看。这个场面简直力量无边，不但在文革前十七年的长篇小说中没有，在文革后截止到目前为止的小说中也还没有。另外绢子和姜永泉的爱情、七子和病媳妇的爱情，也都写得很有感觉。《苦菜花》在对残酷战争环境下的两性的描写卓有建树，其成就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作家。他确实把装模做样的纱幕戳出了一个窟窿。由于有了这些不同凡响的爱情描写，《苦菜花》才成为了反映抗日战争的最优秀的长篇小说。
   
   
　　小说中，尤其是长篇小说中几乎不能缺少的性爱描写，在当代文学史上，一直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这除了前面所讲的道德的、政治的因素之外，我个人认为还有科学上的、美学上的深刻原因。我们中国人，由于受到了几千年的封建传统的影响，对性心理、性生理一直讳莫如深，视为洪水猛兽。这种现象至今存在。这种科学上的落后，导致了整个社会在性方面的愚昧，这种愚昧又导致了变态疯狂和道貌岸然。作家一是无力与社会风尚抗衡，二是往往自己也被这种落后的社会风尚所毒害。钢笔里除了灌满“阶级斗争”牌墨水之外，又灌进了“真封建伪君子”牌墨水。另外，我们一直不能把性爱当成一种美好的事物来欣赏，总认为这是见不得人的丑事，总是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这种科学和道德上的落后，表现在文学上，一是可能出现极端的色情描写，来发泄被扭曲了的情欲；二是出现带着口罩接吻的爱情描写。这两种现象都是不正常的，前一种是真堕落，后一种是假正经。这中间还有一条路，还有一种对性爱的描写方法。
   
   
　　当代文学正如江水向前流淌，性爱描写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会成为衡量某一时期文学所达到的艺术水平的一个衡量标准。十七年中我们还有一部《苦菜花》，何况现在，何况将来。文学不拒绝写性，也绕不开写性，但“性”与“写性”不一样。作家在作品中写“性”，不仅有一个“度”的问题，也须遵守起码的美学规范和道德规范，否则必然流于色情。我们的作家、出版社、读者应联合起来，抵制当下文学写作中色情倾向的进一步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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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茫

晕啊，看的偶好晕啊～～～～你在贴文字的时候多注意一下排版的要求就好了，好有利于朋友们的阅读，别忘了啊～～～

刑天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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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啊，看的偶好晕啊～～～～你在贴文字的时候多注意一下排版的要求就好了，好有利于朋友们的阅读，别忘了啊～～～

不过是篇气势磅礴的好文字：）

管理员

请作者注意排版！

刑天丁

帮你排版了。

请作者下次发文时注意：）

一楠

一篇很系统很详尽的论述大作，拜读。看来这位来自语文办公室的春苗儿，正以锐不可挡之势在中财茁壮成长！ ：）

春苗儿

谢谢一楠的鼓励，我只是试一试，成之我幸，不成我命。我的本职工作不是写作。但是我会努力写作的。

柳咽河

此文利害，论述严谨，学习了。

春苗儿

最初由 柳咽河 发表
此文利害，论述严谨，学习了。

柳老师千万不要夸我，我会骄傲的哦，
柳老师的文字才好呢！

山高水长

当代文学正如江水向前流淌，性爱描写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会成为衡量某一时期文学所达到的艺术水平的一个衡量标准
    文学，特别是我们的传统文学，营造的是含蓄的美。应该提。

江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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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娃

严肃的文学话题,更是严肃的社会话题,不错!!

刑天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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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好了。那个春苗儿又自己重发一遍，晕头转向。

轩轩

最初由 刑天丁 发表
不过是篇气势磅礴的好文字：）

同感，但真的没有细读，先收藏了慢慢看。：）

春苗儿

最初由 刑天丁 发表
排好了。那个春苗儿又自己重发一遍，晕头转向。

这个斑竹好坏，人家原来晕头转向，现在又不是了！！还在笑话人！可恶！不过我也不知道当初怎么就拍成那个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