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轶事之五

潇湘渔父

　　　　　　　　　　　　　君子动口不动手

　　就在我带着三个同学往江西作红色游览的时候，家乡酃县也开始酝酿成立红卫兵司令部。酃县是个小

县，当时只有一中才有高中，理所当然只有一中才有资格成立红卫兵司令部。从一开始，学生中就反映出不

大相同的两种倾向，一部分人比较激进，一部分人比较温和，于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温和的一派成立了中等

学校红卫兵司令部，主要是高三和高一的学生；激进的一派成立了井冈山红卫兵司令部，主要是高二的学

生。

　　两个司令部成立时，我还在江西，具体情形是以后才知道的。中等学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时确定的基本

规模是十大成员，其中两个司令，高三一个，高一一个，高一那个就由我们班的团支书担任，另外还设有宣

传、组织、联络等岗位，还有一个重要岗位是秘书长。没想到我人没在家，他们却把这个岗位留给了我，等

我一回到学校，司令部马上通知我，由我担任秘书长。我当时确乎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激动之中自然是痛

快地答应了。

　　司令对我说，你的口才、笔头都比较好，由你担任秘书长比较合适，以后凡是文秘、谈判和辩论之类的

工作就由你负责，我点点头，觉得正中下怀。

　　酃县是个边远山区，县城是个小山城，地方小，人口少，民风素来古朴、善良。故文革开始后人们的疯

狂程度远不及发达地区，人们的言语行为相对都比较有节制，即使在两大红卫兵司令部成立后，虽然也少不

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规模的游行，揪斗走资派，但活动还不算太出格，打、砸、抢、抄的现

象也很少出现。红卫兵虽是这场运动的主力，但我们的言行并不过火，至少我们这个司令部从来没有到县

委、县政府任何人的家里去揪斗那位走资派，更未去冲击党政机关，也未去抢夺材料、档案之类的东西。我

们也召开过总攻击大会，批斗过县委、县政府和部门领导，但并非是派人将某领导用武力方式抓来，而是先

天以书面方式送达通知，只要对方准时到会，我们是不会采取过激行为的。我们有时则采取上门开会的方

式，先期书面通知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召开什么会议，通知哪些人参加。当然在那种场合是不大讲老少

尊卑的，我们往往有点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好象自己是钦差大使似的。会上，不管来者是谁，都得接受我

们的询问，不管是什么问题，都得正面回答。我们有时也会故意叼难，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譬如让宣传

部长当场背“老三篇”，要某位书记解释某段语录，其结果可以想见，那就是使人当场出丑。

　　我们也经常到大操场去参加辩论。辩题则是随意的，对手也是不确定的，也许是干部，也许是同学，也

许是老师。辩论起来往往是看谁的嗓门大，音调高，能够压住对方。辩论时一个个血脉贲张，激情四射，就

象打了兴奋剂一般。辩赢了，意气扬扬，甚至有点趾高气扬；辩输了，垂头丧气，就象斗败了的公鸡。我那

时是本司令部的主要辩手，出场最多，也最卖力。仗着自己血气方刚，情绪激昂，口齿伶俐，言辞犀利，大

有谁都不在话下的气势。虽然也有言辞不畅，思路不通的时候，但大体上是胜多负少。为此司令部的人都很

看重我，我也自以为是本司令部不可或缺的人才。

　　我很信奉“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信条，我虽不是什么君子，但我历来讨厌和痛恨动辄打人的恶习。加上

我曾被打成小黑帮，心里很忌讳“打倒”二字。按司令部的规矩，本是司令部的十大成员要轮流主持大会，

我并非没有胆量主持大会，只是那时主持大会少不了要带头呼喊“打倒ⅹⅹⅹ”的口号，这是我最不愿意

的，于是我向司令部提出，我放弃主持大会的资格，宁可在台上当记录员。司令部同意了我的要求，我总算

摆脱了内心的尴尬。

　　到六六年年底时，我县的文化革命已经有点不正常了，虽然还未出现武斗的现象，但打、砸、抢、抄的

现象已时而有之。特别是武装部的几个干事、剧团的几个演员闹得尤其凶，动不动就抓人、打人，经常把人

抓到剧团的地下室进行鞭打。相较于我们司令部的不打人、不骂人，其他的造反派组织要激烈得多，因此我

们常被人视为保守派，认为我们太温和，不象是在革命。有人常用毛泽东同志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为

依据，来讥剌我们的温良恭俭让。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一个从高小就在一起的要好的同学竟要与我分道扬

镳。他对我说：“平素我听你的太多了，这次我要自己作主，参加湘江风雷司令部。”我说：“我也说不清

谁对谁错，但行事太过激总难保不出问题。你跟着那些人干，难免会给自己带来祸事的。”可他硬不听，非

常决绝地参加湘江风雷司令部去了。

　　运动进行到六七年上半年，县城不仅出现了打、砸、抢、抄的现象，还出现了武斗，已有人在武斗中丧

命。我看情势不对，赶忙抽身，回家躲清静去了。后来军队介入，要清理那些公开搞打、砸、抢、抄的人，

尤其要抓捕那些带头搞武斗的人。有人乱传消息，说县里会派人来抓我。我对父母与乡亲们说：“你们只管

放心，儿子虽是司令部的人，可从未搞过打、砸、抢、抄，更未参与武斗，可说没得罪任何一个人，就是把

我们司令部的人都抓光了，也轮不上我。”听了我这番话，父母亲和乡亲们才放心。

　　到了六七年下半年，社会生活开始恢复正常，学校也开始“复课闹革命”。我那位同学因参与了打、

砸、抢、抄，被关在水口看守所里。后来学校要组织批斗这些打、砸、抢、抄分子，学校革委会要我代表校

方把我那位同学押来批斗，我不好抗命，只得勉强答应。

　　我与另一位同学来到看守所，一看那位同学，正失魂落魄地坐在简易床上，一看我来了，眼圈都红了，

说：“瑞林呀，我当初鬼迷心窍，硬不听你的，结果把自己搞得人不人，鬼不鬼，真是后悔死了。”他又把

上身的衣服脱掉，露出后背给我们看，说：“我是打了人，可他们打我更狠，你看把我的后背打成什么样子

了！”我一看，他的背上满是碗口大的疤，有的还相互重叠，可以想见当初痛苦的情景。本来按学校的嘱

咐，我是应当将他绑起来押送到县城的，可一看他那副样子，我哪还忍心捆他呢，于是对他说：“按规定是

要把你绑起来的，现在我给你一个面子，不用绳捆；你也给我一个面子，决不在中途逃逸。”他点头说：

“你这样关照我，我如果还在中途逃跑，那我还是人吗？”就这样我们相安无事地来到了学校。

　　批斗会是在寝室召开的。虽然同学们对他的打人行为给予了谴责，对他急于出人头地的思想进行了批

判，可见了他伤痕累累的身子，也都产生了怜悯之心，也就没有太为难他。过了两天，还由我把他送回到水

口看守所。后来，县里有关部门鉴于他还是个学生，虽有打人行为，却并未造成伤人后果，在关了一段时间

之后，也就把他放了。记得正式复课时，还是我与另一位同学上门做他以及他父母的工作，他一家最后思想

通了，他也回到了学校，六八年七月与我们一起拿到了高中毕业证。后来他还入了党，当了大队支部书记。

　　就为着这场文化大革命，一中的三届高中生同时拖到六八年七月才毕业，也一起失去了参加高考的机

会，或下乡，或回乡，完全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更可悲的是，有的人因过于狂热，不能控制自己的行

为，参与了打、砸、抢、抄，后来被送进了牢房，判了好几年的徒刑。

　　从古到今，世界上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文化大革命，到头来文化革命成了武化革命，结果不仅革了文化的

命和文化人的命，还把一批打江山的人的命也革了，弄得国家与社会一团糟，政治、经济也跟着乱了套，差

不多是国将不国。好在中国人早已习惯治而乱，乱而治这种历史循环，相信大乱之后必定大治，要不然这场

史无前列的革命真会把中国推入到万劫不复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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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潇湘渔父 于 2011-7-23 10:27 编辑 ]

袁光熙

这篇文章对边远小城的文革作了真实的记录。文革中确实有不少头脑比较清醒的人，作者是其中之一。我家乡的武斗就比那里惨烈多了，大小武斗数十次，每次武斗死亡人数少则几人，多则数百人。一些狂热的中学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或成为杀人凶手。最令人寒心的一次是，我校几个学生，在碉堡中向路人开枪取乐，竟将其中一人的母亲打死。
     现在有人似乎不想再提文革了，人认为过去就让它过去吧。但正如神版所言，应该“对文革进行深层次的反思。”所以朋友的文章是很有意义的，我一直喜欢看。愿大家也能从中得到某些教益。
     问好渔父朋友！

高迎春

回忆那个极左的年代，动乱的年代，呈现给大家，也是很好的一笔精神财富。

李会和

文革中的事和人，听过很多，见过结尾，那个年代，给我们太多的沉思，所幸，人性在那个年代没有彻底泯灭。
问好老师！

李修玲

原帖由 高迎春 于 2011-7-23 14:01 发表
回忆那个极左的年代，动乱的年代，呈现给大家，也是很好的一笔精神财富。

赞同！

鸽子杨军

亲身经历，带我们回到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
握手

潇湘渔父

　　是啊，文革虽过去三十多年了，但其中的教训仍值得国人反省。
　　问候朋友。

潇湘渔父

　　说到文革的事，学兄与我总是感触多多。作为过来人，的确有说不尽的话题，诉不尽的感慨。
　　谢谢关注。

潇湘渔父

　　谢谢肯定与褒奖。问候高兄。

潇湘渔父

　　出生在文革之后的人算是一种幸运，象我们这代人当时跟着疯了一阵，可过后一想，却被耽误了黄金十年，多可惜呀！
　　谢谢问候。

潇湘渔父

原帖由 李修玲 于 2011-7-23 15:08 发表


赞同！

　　谢谢，问好。

潇湘渔父

　　谢谢朋友的点评与肯定。
　　顺致问候。

周施梅

这场运动，这场革命，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潇湘渔夫的文革系列文字，重现了那个年代的某些情境，让没经过那场变革的人多少有了些了解。潇湘渔夫还在北京吗？我准备秋天再去。问好！

潇湘渔父

　　周女士好，我暂时在湖南湘潭，过些日子还要返回北京，秋天时肯定在那里，你如愿意，到时可以相会。

房子

特殊年代的深刻印记，令人感慨时代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