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①唉，小文化人……（外一篇）

莫非

唉，小文化人……


莫非（根据在第四届"神利文化沙龙"上的发言修改整理）


　　神利公司每年举办一届"神利文化沙龙"，每次我都荣幸地受到了邀请，这样，就跟驾照的年检一样，我的"文化人"身份似乎也每年被确认一次。不然的话，别人不以为我是文化人，我也常常意识不到自己是文化人。其实也的确不能算是文化人，充其量不过就是认识几个字而已。若称"小文化人"，赶上喝了二两白酒，也许壮起胆子敢答应一声，而以 "文化人"相称，那就是喝半斤也不敢答应。因为不是正而八经的文化人，所以也就谈不来这样大的题目。本届沙龙的论题是：新经济下的文化存在。这让我说什么好呢？别说是新经济，旧经济老经济我又懂多少？上届沙龙的论题也不小：市场经济下的文化选择，我不是也同样无话可谈么。只是后来见大家很多都是在谈论文化人的坚守以及令人肃然起敬的风骨之类，便念了一段歌词：阿妈走了，你为何不走？阿爸没走。阿爸走了，你为何不走？情人没走。情人走了，你为何不走？牦牛没走。牦牛走了，你为何不走？草原没走。随后还解释了两句，说牦牛之于牧人，相当于作家的笔，权重大过阿妈阿爸甚至情人，却重不过草原。作家、艺术家的草原是什么呢？大概就是读者、观众，或者说是人文环境和市场吧。但已被雷鸣般的掌声淹没，可见歌词的艺术效果不错。庆幸的是当时没人听清我后面的解释，不然的话今天就会有人指出我发言的自相矛盾之处了。因为今天我不能再唱歌，而是打算谈一点"小文化人"。

　　无论是前一届的"市场经济下的文化选择"，还是这一届的"新经济下的文化存在"，我都无从把握，但从论题里能够隐约感觉到，文化跟经济相比，身价不高，处境尴尬，既没有人家腾飞发展的壮观景象，也没有人家趾高气扬的磅礴气势。两年前的"市场经济"今天已经成了"新经济"，文化却还是那个文化，状况反而比两年前还要窘迫。两年前似乎还有选择的余地，而今天却要面对"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了。看着打印的论题，让我一下联想到一个老太太过马路，面对车水马龙，走也不是停也不是，一直在犹豫，在彷徨，在簌簌发抖，顶多哀叹一声今不如昔啊人心不古啊什么的，也声音微弱的跟蚊子叫一样，谁也听不见。不敢说今天的文化就是这个样子，也不敢说大文化人就是这个样子，但用来比喻象我这样的小文化人，当无大谬，呵呵。

　　刚才谢台长一见面就说，老莫你去深圳发展也不打个招呼。承蒙谢台长问候，就说说这事。前些天通过老同学引荐我去了一趟南方，不是深圳，是广东一个小城市。之前我给那里写过一点音乐，所以受到了从未经历过的热情接待，市文化局长还宴请了我一回。酒桌上局长让我谈谈抱负，我鼓起勇气说，打算搞个"音乐作坊"。说完大家忽然沉默了，我乐观地以为是震住了南蛮子。不想回来以后老同学写信批评说：再差劲也应该说是搞个文化传播公司啊，怎么能说是作坊呢？难怪你们那里的"匠"多，什么牛匠谢匠孟匠……
唉，我一个小文化人，能算个匠已经心满意足，别无它图了。就谈这些，但愿我的发言没有冲淡大家的豪情壮志，同时也感谢大家听完我这番跑了题的废话。谢谢。


矿文工团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这是个问题。虽然我不过是矿文工团一名普通团员，既没有资格也没有义务解答这样的问题，但问题的本身似乎对我有一种挡不住的诱惑，让我不由自主地长时间去思考它，直到头昏脑胀。

　　对这个问题发生浓烈兴趣大约是在1996年。当时由于不断听到人们对文工团的种种议论，也经常碰到人们怜悯或者干脆就是鄙夷的目光，时间一长，便有些自形秽浊，觉得在人前抬不起头来。本来，文工团三字前面要不带这个"矿"字，我们"文工团这帮人"偶尔还能摆摆艺术家的架子。按照过去的说法，一官二商三农四匠五佛六道七优八娼九儒十丐，我们算"优"，排名虽然靠后，但尚排在臭婊子酸秀才穷叫花子前面。而文工团前面一旦加上矿字，立刻让"我们这帮人"的身份变得十分暧昧可疑。连我自己都不敢断然否认：我们是让矿工养活着的一群废物，我们成了矿山的寄生虫。为什么经济效益上不去呢？是因为我们这帮人死乞白赖地拖着企业的后腿，让企业迈不开步子。

　　于是我们处境尴尬，不伦不类。既不是矿工也不是文艺工作者，上上不去下下不来，成了边缘人。身处如此不堪的境地，问题似乎变的尖锐和急迫：究竟矿文工团有没有存在的必要？煤矿是生产原煤的地方，我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光会吹拉弹唱的人，一个连一公斤煤也挖不出来也分不清几号煤和几号煤的人，呆在煤矿有什么意思？有什么价值？有什么理由？这不纯粹是在搞笑吗？所以每当在工资单上签字，别人我不知道，我是能不签就不签，就是躲不过，也从来不问工资按多少级、奖金分哪几类，更不问为什么钱比别人少或者比上个月少这样的问题。不是不想问，是不敢问，不好意思问。

　　到1998年底，我的看法有了一些变化。那年我的岳父岳母来到城里卖烧饼。老两口是农村人，他们的生活状况还不如我，否则也不肯背井离乡跑出来。老两口在夜市租了一个摊位，做开了烧饼。我和我老婆晚上就去帮忙卖烧饼。我俩不会做烧饼，但我们会吆喝，我们的嗓子好。不夸张地说，偌大夜市还就数我俩吆喝出来好听，加上我学过作曲，知道什么样的音程更能传得远，更能打动人，因此我俩的男女声二重唱《烧饼之歌》很快就给我们的摊位带来明显效益。说来你也许不信，但确实就是这么回事：一天我们不去吆喝，老两口就只能卖出去二、三十个烧饼，有了我们的加盟，一袋面的烧饼很快就卖的一个不剩，包括烤糊的烧饼。后来烧饼摊的倒闭也跟我们的退出有直接关系。十分令人惋惜，因为我老婆生孩子，不能再去夜市上吆喝，生意马上就衰落下来，不然的话，我们的产品垄断本地烧饼市场也不是不可能。

　　于是我想，叫卖之于烧饼摊，跟矿文工团之于煤矿，规模上虽然不能比，性质却差不太多。可惜没人问我本文开头的问题，万一真有人问，我将给予肯定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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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天丁

今天也参加了大连日报邀请的沙龙。

不过听到的是些冠冕堂皇的话，难见如此真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