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文人的幻想与幻想的文人

叶之秋

　　
　　                                                                 （文/叶之秋）
　　
　　在水兄的转帖中，我发了两个比较另类的回复：其一：古今作家都有太强的使命感，太重的责任感。其二：文以载道只是古今文人的意淫。张老师的回复很委婉，水兄的就直接多了。水兄说：“文人的经世致用是我国古代文人一贯的优良传统，他们是这样说的，更是这么做的。”对我的意见颇不感冒，呵呵。我这人比较逆反，虽然三十多了，几位知交还说我是“愤青”。其实年岁渐长，已经麻木了很多，对很多事情已经愤怒不起来了。比如最近的动车事件。
　　　                                                                                          　——题记
　　
　　什么是文人呢？
　　
　　先看文凭。初中生，高中生如果说自己是文人，我们会哈哈大笑。大学生要说自己是文人，我们多会想想，再看看。若是硕士、博士说自己是文人，我想大家不会有什么意见吧。不过，如果这人是理工科的，完全不了解什么诗词名著，对文史哲都白痴呢？算不算文人？
　　
　　我们官方的定义叫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和文人有不同吗？比如纯粹的理科科学家，是知识分子，但算不得传统意义的文人。就如我们说一个人是才子。这个人会打球，会跑步，是才子吗？应该不是吧。会吹拉弹唱，会舞文弄墨或许更合乎我们的标准。
　　
　　那么，也就是说，偏重于传统的文史哲的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或可以称之为文人。
　　
　　像在混迹中财论坛的各位大贤，都可以称之为文人。
　　
　　文人有什么特点呢？
　　
　　文人爱做梦。文人大都略带神经质。杜甫老先生，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是标准的文人情怀。林黛玉吟唱“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是动人的少女情怀。李白得意时“仰天大笑出门去”，歌哭啸傲，无所顾忌，是何等潇洒。苏轼被贬黄州，飘摇南海，淡定如一，又何等飘逸。
　　
　　而中国文人最爱做的梦，就是“经世致用”的梦，是“兼济天下”的梦。
　　
　　“经世致用”，用通俗的话来说，叫做“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虽然在中国人的心中，也暗暗流淌着道家的血液，可是无论是口头上，还是骨子里，人们都渴望有所作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其实，独善其身多为境遇窘迫，无可奈何，只能如此，于是如此；渴望通达，平步青云才是古今文人的梦想。
　　
　　那么，平步青云之后做什么呢？古今文人会大声的说“兼济天下”，或者更加慷慨激昂的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是，古今有多少人做到了呢？说这句话的张载，生活在中国文化氛围最好的宋朝，活跃在宋朝最太平的真宗、仁宗、神宗朝。之前的四五十年都担任中下级官员，等到宋神宗即位，大兴改革，曾经请教张载，治国有何良策。张载说“皆以渐复三代为对”。看了一辈子书，已经成为儒学大师，顶级文人的张载，对于改革，提出的意见不过是渐渐恢复夏商周三代的制度这样迂腐、保守、复古的主张。于是宋神宗也好，王安石也好，渐渐的对这位名气盖世的大儒失望了。后来冲突更加尖锐，王安石就把张载发配到公安担任知县去了。
　　
　　张载是标准的传统文人，对儒学思想浸濡很深，可正因为如此，变得不知变通，一味保守。像张载这样的人，在太平盛世当个县令、太守还是不错的。要是当上国家领导人，那是百姓的祸害。为什么呢？
　　
　　中国的儒家，以“仁”为核心，把国家太平的希望寄托在仁德之君身上，也就是以仁德之君个人的优良品德来感化万民。这样的明君在三千年中国可考历史上，不过是李世民、康熙帝聊聊数人而已。可是上君王比较昏庸，比如刘禅，或者当君王比较混蛋，比如晋惠帝的时候，那怎么期望这样低素质的君王有圣明的统治呢？张载是君子，让他管理一个州县，可以以身作则，施行教化，感化奸愚，或许会有所成。
　　
　　翻遍二十五史，中国所谓的好官大都如此。可是这样的官，只能保证自己不贪，无法保证别人不贪。就像贾政，手下人胡作非人不知道多恶劣，可是他老人家还自诩清廉，有德政于民，结果民怨沸腾，还不知所以。并且，中国的传统文人，有德行而少才能。中国传统的好官，多事君子，而非能吏。也就是说，可以让老百姓尊敬，但是无法带领老百姓致富。
　　
　　简单来说，中国传统的文人，有治国之志，无安邦之才。这是意淫之一。
　　
　　从官家来说，人家也不需要文人来文以载道，经世致用，安邦定国。这是意淫之二。
　　
　　先看古今官员的出身。
　　
　　春秋以前是世袭，平民就别瞎想当官了，至于奴隶就更是会说话的牲口，什么前途没有。到了战国时期，士的阶层流行起来。士有文人气质，但是并不等同文人。士多才多艺，鸡鸣狗盗也是士，舞刀弄棍也是士，会耍嘴皮子也是士，而在战国，儒家的那些书生是最不吃香的，布满各国朝堂的是纵横家、法家、兵家，连热衷算命风水的阴阳家都曾经大行其道，唯独孟子坐了多年的冷板凳。至于荀子，已经不是纯粹的儒家，他是以儒入法第一人，他的本质已经变成了法家。看他两个得意门生，李斯用法家思想一手打造的现实中的大秦帝国，而韩非子用法家思想一手创立了两千年的封建制度。
　　
　　到了汉代，施行荐举制，后来实行科举制，无论哪种手段，官家都只是希望百姓为我所用。汉武帝前，各家的学者都可以当官，后来主要就是儒家了。但是是不是汉武帝之后的官员都是儒生呢？汉代的荐举官员所占官员比例极少，即便到了唐宋科举制流行，延续到清朝灭亡，不过录取了11万进士。这11万人分布到一千多年中，平均一年不足一百人。而这一百人中，还有不少人只是把科举，把书本当成敲门砖，过了龙门就扔掉。
　　
　　真正的书生少之又少。
　　
　　而官家又如何看待文人呢？
　　
　　汉末的王允大家或许听过，就是三国演义中献貂蝉的那个。此公在除掉董卓之后执掌大权，生杀予夺好不神气。当时，全国著名文人蔡邕先生（蔡文姬老爹）是董卓推荐当官的，看到董卓死了之后，趴在董卓的尸体上大哭，被王允抓了起来。王允斥责他，认为董卓是天下人共同的仇人，大家都恨不得剥皮吃肉，但是蔡邕却为董卓哭泣，是什么意思，什么态度。王允以国贼同党的罪名要杀死蔡邕，很多人为之求情，说蔡邕如何文才好，正在写汉史，是天下独一份，应该让人家写完。王允愤愤的说：“就是因为汉武帝太仁慈，才让《史记》谤书流传！”于是坚持杀掉了蔡邕。
　　
　　我们现在觉得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家之绝唱”，其实，几千年来《史记》大都被官家认为是“谤书”，在文人中，在朝廷中，大家最欣赏的是没有骨头，不肯秉笔直书而“隐恶扬善”的《汉书》。
　　
　　再说个现实的。网上很多人写了动车的相关文章，大都热血沸腾，满心渴望。可是官家却下令禁止讨论，各大论坛相关文章纷纷删除。
　　
　　历代官府，需要文人张目，为他们摇旗呐喊，但是，仅仅是需要个花瓶，一旦真的想插手，那请靠边站。或者你洗心革面，抛却文人的幻想，丢掉所谓的原则，与世沉浮，才可以生存下去。
　　
　　于是，杜甫注定了沉沦下僚，辛弃必然疾寂寞半生。像现代的郭沫若算是文人从政的典范了，可是声名狼藉如此公，又让很多人不齿。
　　
　　我说文人的责任感太强了，使命感太强了，这是从官家的立场看。文人有德行，有原则，值得尊敬，可是这种人很难为官家所用。古今官家耍弄的是道义，追逐的是利益。于是王安石可以当宰相，司马光也可以当宰相，张载也好，二程也好，乃至朱熹也好，都是书生意气，难堪大用。
　　
　　而说文人意淫，也不是讽刺、批评，更多的是为千古文人伤怀，为国为家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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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之秋

一家之言，与众学兄商榷。

武俊岭

条分缕析，比较有见地的文章。
据我的理解，称得上一个文人，比较容易；但如果称得上一个知识分子，有良知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则有相当难度，相对也较可贵。像明代的王守仁，能够于众官吏中脱口而出，于哲学上开宗立派，就很不简章。并且他还有事劝，评定宁王之叛。
放眼当前，比较有思想的，多在学者当中，文人——小说家散文家当中，极少。
现在思想界斗争也很激烈，新左派比较猖狂。但我相信，中国的有指望，大概只能从自由主义思想生发，根植中国文化土壤，进行大的变革。
呵呵，一得之见，望各位朋友讨论。

武俊岭

什么人配称为知识分子
一个体制内的人敢说体制外的话，这是我长期坚持的原则。感谢我单位的领导，相信我不会反对方社会主义——没有命令我闭嘴。最近，我经常出席经济学家联谊活动，我的感觉是，非常多的退休经济学大家，敢于批评政府，而所谓体制内的经济学家则仍然再做政府的辩护士。其实，在政府的经济利益以及当前政治形势的掌控之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选择了在体制内做学问、做官和经商等等。能够靠上政府机构这座大山，是无数所谓知识分子天天梦想的事情。但是，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何在，一个国家的脊梁何在，没有几个人去想。中国的情况就是，知识分子天天想当官，成功的知识分子一个比一个更像官员——如果知识分子也都越来越像官员，只会讲官话，这个国家必然失去自我纠错的能力。如同一个人没有了脊梁骨。
当然，批评政府也要有水平，讲艺术，要批的政府官员心服口服，而且批评的目的应该是帮助，是建设，让老百姓看到知识分子还在，让政府也能清醒。
几年来，我就是这么做的，尽管天天有人骂，但喜欢我的人越来越多了——不仅是老百姓，也包括知识分子和有良知的政府官员。
知识分子就是要敢说，而敢说的前提必须是敢于独立思考，有能力独立思考——没有饭碗不行，丢了饭碗没法活也不行。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坚持市场分析的原因——那一天让我闭嘴了，不给我饭吃了，我自己活，仍然写，仍然说。谁让我不小心变成了知识分子呢！

叶之秋

明代的王守仁是中国文人的另类，像这样身兼将相的人物，古今屈指可数。
王守仁的心学，对于中国传统儒家，对于宋明理学，都是重大的挑战。

叶之秋

何老师的观点很直接，也很真实。

水如空

江天很久没人争论什么问题了，再见到争论文章，很兴奋。
叶兄对传统文人似乎很不放在眼里，用你的话说是悲哀。自然的，我也为其感到悲哀，但从你的行文中可以看出，你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至少是片面的。
只就你的两大观点简单说几句。其一，“中国传统的文人，有治国之志，无安邦之才。”怎么可能呢？先秦情况特殊，且不说。自汉始，真正治国的都是文人。刘邦曾看不起儒生，说“乃翁马上得之”，可还是被文人的一句“宁能马上治之”说服了。可以做为代表。那么安邦之才又从何可以看出呢？只以宋朝论，苏轼，范仲淹，欧阳修，包拯，哪个没有治国之才呢？
“从官家来说，人家也不需要文人来文以载道，经世致用，安邦定国。”这是对的，但与文人的本心无关。如你提到的杜甫，以及其他文人，文都是载道的，至于文人本身受不受重用那是官方的问题，与文人的本心无关。
还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文人只能在那样的道德和社会标准下来思考，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所以今人看来很愚腐的忠君以及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是古人能够实现抱负的唯一出路。就如今天，明知考试制度有很多不合理，可是不参加高考就上不了大学，不上大学就接受不了高等教育，难道我们可以超越这个时代去做其他的选择吗？
有人说，网上林林总总的文字，更多是只是一种发泄，这我也同意。但即使是发泄的文字，在作者内心深处，未必就没有一点儿让人读到并且认可的心理，而这种心理，也既是希望以此文章影响或干扰别人，而这种心理，也即是经世致用的思想。而这，就是中国文人的优良传统。

叶之秋

　　
　　呵呵，拜读。
　　之前的文字，我首先为“文人”定位。什么才是文人呢？
　　先秦问题复杂，各色人等都可以称为士，水兄很聪明，轻轻放在一边。那我们就看汉之后。
　　水兄所说的“宁能马上治之”，说话者陆贾，此人倡议重视儒学不假，可是却是个杂家。陆贾出使南越，三言两语劝得尉佗举国投降，有纵横家之风。
　　陆贾为政，有两大主张，其一，“行仁义，法先圣”，其二“逆取顺守，文武并用”看似儒家，，主张休养生息，自然无为，有道家风采。
　　陆贾的《新语》很有名，后人多认为和贾谊政论一脉相承，许多制度并非是恢复三代，而是沿袭秦制，却又避免严苛。有法家气度。
　　唯独没有后世儒学的保守、中庸思想。
　　而宋朝的苏轼、欧阳修、范仲淹、包拯，确实是儒生从政。但是，不是说儒生当官就一定可以当好官，古今能吏大都不是儒生，至少不是纯粹的儒生。苏轼、欧阳修在政治上都是保守派，个人品行不错，但是在大政方针上却拖了改革的后腿。范仲淹了不起，本人就是改革家，严格的说，是个法家，庆历新政搞的很有气象，可惜由于派系斗争没有结果，后来跑去守卫边疆，不大管理中央事务了。至于包拯，标准的儒生，他最了不起的就是直谏，唾沫都喷到皇帝脸上了还说个不停，堪称古今第一人。可是，包拯为官清廉，敢于对抗权贵，但是却远远不是民间印象中的包青天。就如黄仁宇说海瑞，海瑞是清官，百姓都喜欢，确实官员都痛恨。这样的官员，只能是成为人民的安慰。在历史上实际起到的作用很小。
　　我在文中，反复用了一个词，叫做传统文人。主要是接受儒家思想的人。
　　

叶之秋

不会武功的人都叫文人？
有文化的人就叫文人？
好复杂，呵呵。
让大家也头疼一下。

太和五中张奇

文人从广义上讲很难准确定位，但从夹义上理解是指舞文弄墨之人，历史上以文治国的不乏其例。杂文最需要的就是争论，百家争鸣，才可以百花齐放吗？

叶之秋

文人相轻，清谈误国，文人无行，百无一用是书生……惨了。

太和五中张奇

百无一用是书生……惨了

水如空

百无一用是书生我是同意的，“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不过书生往往是有大用的，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哪个不是书生呢？
对文人的定义各有不同，所以争论往往会论不到一处去。叶兄的定义自有道理。但我个人的定义是，有些文化水平且写一些文章的人。而且写文章无论专业与否。且与武将相对。如诸葛亮，他写文章是余事，但我也把他看作文人。如杜甫，自然更是文人了。
以此为标准，无论哪一种，在中国古代，传统文人根本就没有纯粹的为了审美而写的文章（明清小品除外），可以说，所有的文章都是应用文，都是为了表达某种思想或达到某种目的而写的。如《文选》中的名篇，大抵如此。
只以叶之秋此文为例，也是为了表达自己“文以载道只是古今文人的意淫”的“道”理而已，亦是有“道”可载的。“道”就如文章的灵魂，即其思想或审美意义；而文字不过只是外壳，或如佛家的称“臭皮囊”。

武俊岭

现在，我们反对“文以载道”，是反对自唐代韩愈以来自觉地为封建政治服务，载封建思想的“道”，他们一载道，就没有了独立思考。
周作人论韩愈散文，以为是八股文的源头。确乎是金声独振，让人明白很多道理。

武俊岭

如周作人《谈韩退之与桐城派》说："讲到韩文，我压根儿不能懂得它的好处"，他说读韩文，"总是有旧戏似的印象"，"但见其装腔作势，搔首弄姿而已"。
周作人的《韩退之与桐城派》、灵均的《一篇韩文――师说》则强调了韩文对于后来八股文模拟之风的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