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我重新阅读《谗书》，仍然觉得不错。愿我们能引罗隐为穿越时空的知己。
光彩与锋芒
——浅论罗隐的《谗书》
摘要：鲁迅先生对晚唐的小品文创作评价颇高，唐以诗传于世，而晚唐之时诗风日渐没落，小品文走向了前台。罗隐是晚唐著名的文学家，他的小品文当时以及后世评价都很高，其锋利的文笔，深刻的思想，奠定了罗隐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历史地位。本文就罗隐《谗书》的内容，艺术风格，历史地位进行初步的研究。
关键词:小品文 《谗书 》 抗争和愤激 讽刺
罗隐一生著作非常丰富，主要有：《甲乙集》收有诗四百零二篇，《谗书》五卷计小品文六十篇，《广陵妖乱志》及《补遗》各一篇，《两同书》说理文十篇，序、书、记、铭、启等各类杂著近四十篇。其中《甲乙集》为其心血之结晶，而《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鲁迅评语，见注解（1）)，因此被统治阶级一度列为禁书，纪昀在修撰《四库全书》时竟不敢收。小品文历来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小品文”这个概念来源于佛经（2），公元四世纪鸠摩罗什对《般若经》（3）的翻译。他将详的译本译作《大品般若经》，较略的译本称作《小品般若经》。另外的《释氏辨空经》（4）也说：“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5）当然这是针对佛经的长短而言，必非是真正意义上小品文的概念。我在这里提出小品文的概念，因为他与我研究的范围及对象有着直接的联系。我认为小品文有三个特点，、体制短小、形式自由、体制短小是小品文的外在特征。、题材广泛、语言隽永 ，小品文的短小和灵活也成就了它在题材和语言上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小品文可以以多种形式存在。它可以是书信、序跋、笔记、也可以是寓言、趣谈甚至幽默、杂感。随意而又有灵性与品味.小是对文章的篇幅而言，品是对文章的内涵而言，独抒灵性，值得回味。文是对于体裁而言，文就是散文，于骈文与诗相对。因此，我认为罗隐的《谗书》是讽刺性的小品文集，《两同书》是说理性的小品文集。还有罗隐的一些序、书、记、铭、启，也可归于小品文，雍文华先生编订的《罗隐集-杂著》收有一些。
一 郁郁半生--罗隐的生平
罗隐，字昭谏，号江东生，浙江新城人（今桐庐富川），隐原名横，累举不第遂更名为隐（6），罗隐生于唐文宗大和七年（公元883年），卒于梁太祖开平三年（公元909年），历唐文武宣懿僖昭哀七朝，主要活动于宣懿僖三朝，罗隐祖父罗知微，官居福建福唐县令，其父罗修古 应过唐朝礼部的考试，未获一官半职，所以罗家可谓庶族（见于《投湖南王大夫书》）。
晚唐是一个社会矛盾急剧尖锐的社会，经安史之变，唐王朝已走向末路，三大问题一直困扰着这个末路的王朝，藩镇，宦官，朋党之争。藩镇割据一方互相攻伐，宦官气势跋扈，握有皇帝生杀废立的大权，朝臣之间又有朋党之争。
罗隐自二十岁，宣宗大中六年（852年）参加科举以来,到55岁最后一次应试科举皆不中，并非罗隐的才识不高。罗隐年幼之时即闻名于江浙，沈崧说他“龆年夙慧,稚齿能文，建木初荫,迥是干霄之擀;珏介圭在璞,已彰揭玺之光”，才了十人，学殚百氏，名宣寓县，誉播寰区”。唯应鲍、谢、曹、刘足堪并驾；若遇王、杨、卢、骆，必共争鞭。(7)沈崧是罗隐同僚，所评虽有溢美之辞，但应是有所据而言的，在《唐才子传•罗隐传》亦载:“(隐)少英敏,善属文,诗笔尤俊拔。”现略举史家所乐道的几例如下：龙纪元年（889年），唐昭宗李由杰更名为晔，罗隐替钱鏐作贺表曰：“左则虞舜之全文，右则姬昌之半字。”当时京师称为贺表中第一（见《吴越备史•罗隐传》）唐昭宗景福三年（893年）九月，以武威军防御使钱鏐为镇海军节度，浙江西道观察处置军使，钱鏐命沈崧草拟了一个谢表，盛言浙西繁富。拿给罗隐看，罗隐说：“今浙西兵火之余，日不暇给，朝廷
执政方节于贿赂，此表入奏，执政岂无意于要求耶？”钱鏐请他重作，略云：“天寒而麋鹿常游，日暮而牛羊不下。”朝廷大臣见了都说：“此罗隐词也。” （《吴越备史•罗隐传》）
唐代十分重视科举考试，但罗隐所处的时代正当唐王朝走向衰亡之际，考试只是一种形式。举子为了能够考中进士,各显其能；有的靠出身,有的靠乡党,有的投身权宦。据《新唐书》载,宣宗大中七年（）,举人孙樵写了一篇《骂僮志》,言己“学猎古今,不为众誉;文近于奇,不为人知。九试泽官,九黜有司。文中描述豪家子弟投考者云:“吾闻他举进士者,有门吏诸生为之前焉,走健仆,囊大轴,肥马四驰,门门求知。所至之家,入去如归,……其于名达,进取如掇”。（8）对科举之事颇为愤慨。宣宗大中八年,京兆尹韦澳言科场腐败之风过甚,在《废等第》一文中有“全非考核,尽系经营（9）”之语。（见于《新唐书》卷321 ）并决定京兆府在向礼部推荐举人时,不再分等第。由此可见,一般有才华的寒士投靠无门、仕路断绝也就是必然的了。罗隐之所以不举，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罗隐敢言的性格，《唐才子传》说他“恃才忽睨。众颇憎忌”，“诗文凡以讥刺为主，虽荒祠木偶，莫能免者”。(见于《唐才子传》卷九)他在应试的试卷里抨击朝政，讥讽官员。这在中国这样一个以谦虚为美德的社会，罗隐这样的狂生生存是艰难的，考官们对他很反感。有次他投考时，旱情严重，皇帝下诏求雨做法，罗隐上书进谏，言水旱灾害是和天地一样共存的，无法立即消除。他劝皇帝亲自祈祷，那么百姓会感激涕泠，即使是饿殍遍野。这样做是很好的稳定民心之法，最后罗隐还说，臣工们都不能为陛下尽心，何况施法求雨的又是几个无名之辈，他认为巫师求雨之法不可取。罗隐之言太直率，有些讥讽意味，皇帝没有听他的。二，罗隐之所以屡试不中，他的长相也是个很重用的原因，他的丑陋和他的才学一样出众，宰相郑畋的女儿非常喜欢罗隐的诗，经常拿着他的诗文读。但有一次罗隐到她家里拜访父亲时，她忍不住偷着看了看这位才子，结果大失所望，从此再也不看罗隐的诗文了。真不知罗隐的丑陋到了什么程度，竟让酷爱他诗文的小姐看一眼便与他的诗文绝缘。(《吴越备史•罗隐传》卷 )
罗隐至二十八岁，连考八次，屡不中，困居于长安，寒饿相接，殆不似寻常人（《馋书~序》）咸通十一年（870年）入湖南幕，次年夏，受任于衡阳主簿，旋乞假归，后游历大梁，淮，闽等地等地，皆不得意，光启三年（887）年归吴越，受钱鏐重用，任钱塘令，拜著作郎，钱鏐声镇海军节度使后，为掌书记，又迁节度使判官，后钱鏐表授吴越国给事中而卒，世称罗给事。(《吴越备史•罗隐传》卷 )
罗隐半生颠沛，仕途坎坷，穷愁失意，“上不中等，一第落落，传食诸侯，因人成事，（《谗书-投知书》）．”这样的人生经历养成了他愤世嫉俗，诙谐讽刺的性格，基于对唐末社会腐败的认识，他的诗文成为那个病态社会的一面镜子。
罗隐始终怀有“兼济天下”的理想,以诗文为武器,对唐王朝的各种畸形的社会现实予以充分揭露,对自己的不平遭际予以呐喊,喊出了广大寒族士子的内心。在这个过程中,他努力地保持着人格的独立,表现出桀骜不驯的个性。
罗隐一生创作，诗文皆有突出成就，而相比之下他的讽刺性小品文，亦可称之为杂文小品，在文学史的地位非常显著，罗隐自选的杂文集《谗书》是他杂文创作的最高成就，这个杂文集共五卷，六十篇，,《谗书》编次于丁亥年春正月即唐懿宗咸通八年(867),他困居长安,仕途上一无所获,生存也成了问题。他拿出自己多年来的心血,为之命名,以作不平之鸣。何谓“谗书”？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他人用是以为荣,而予用是以为辱;他人用是以富贵,而予用是以困穷。苟如是,予之书乃自谗耳,自曰《谗书》。”（）很显然,作者的杂文创作是有着极强的目的性的。从这部集子中可以看出,作者虽举步维艰,但并未在感叹不遇的个人哀怨中徘徊,而是怀着济世苍生之心,用积极的创作态度，针砭时弊,讽喻现实。因此，《谗书》在内容上体现了罗隐思想极其光彩的一面。
二、抗争和愤激之谈----罗隐的《谗书》的思想内容
首先，他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的最高统治者，讽刺了统治者的虚伪——济民是虚，窃国是实。如《英雄之言》篇幅虽短，但笔锋凌厉，它以史鉴今，极富战斗性。因为罗隐对争夺最高统治者的刘邦和项羽给予批判与揭露，自古以来，封建帝王都是打着“救黎庶”、“安天下”的旗号来欺骗天下百姓，如以达到自己的“取”目的的。作者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因此，他推衍《庄子•胠箧》（10）“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道理，揭露了那些窃国的“英雄”们在“救彼涂炭”的招牌下所犯的残害百姓的罪行（原文怎讲）。这篇短文写得深刻，具有强烈的讽刺力量，基于作者对社会现实深刻认识。对社会现实认识深刻，又帮助他反思历史，从而有了异于前人的新论，这篇文章从“防盗”归谬到“为盗”,再将做盗贼的人分为两类 :一类是由于饥寒所迫，生存的压力迫使他们铤而走险，在作者眼里,这类盗贼不过是些无德的小盗;而另一类则是以“救彼涂炭”为名而盗取国家的大盗。文章的笔锋是直刺窃国大盗的。文章不直言（原文怎讲）,而是借妇孺皆知的刘邦、项羽，所谓的英雄，加以剖析。从中揭示出那些打着“救彼涂炭”旗号的“英雄”不过是以救民为名来实施窃国的阴谋,从而引出原来那些窃国大盗正是统治者自己的主题。文章虽为“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旧话重提,但其深意却在贬斥晚唐罪恶的藩镇割据,进而揭露统治者济民是虚,窃国是实的真面目,其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汉武山呼》一文则采用翻案笔法,表达了一个含意深远的主题。
文章上段（11）立论,“人之性未有生而侈纵者”是后天所坏。即“前后左右之谀者,人坏之也;•穷游极观者,事坏之也;发于感悟者,物坏之也”。所谓三坏只要有其一,则国家之大祸患,而可悲的是三坏中一坏都不缺,由此可见唐王朝已步入穷途末路。下段（12）以汉武为例进一步阐明上段提出的观点。作者认为汉武帝“劳师弊俗,以至于百姓困穷”,皆由“东山万岁之声”所坏。由此推出“以一山之声犹若是,况千口万口乎?”的结论。汉武帝这样尚遭此“不幸”,后代那些昏庸之君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百姓涂炭民不聊生也就不足为以怪了。显然,此文除讽意已然清晰外,还给读者留下了深思的余地。作者是基于自己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深刻思考和认识而发此议论的,完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说古论今。
在罗隐笔下,所有的历史材料都不是简单地堆砌,而是逐渐引出,一环紧扣一环,最后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而这结论不但是有着作者独到见解的结论,而且更是绝不与传统结论苟同的具有深刻思想的阐释。
这里还应提到一篇类似战斗檄文的文章，那就是《辨害》（《谗书卷五》）一文：
虎豹之为为害也，则焚山不顾野人之菽粟，蛟蜃之为害，则绝流不顾渔人之钓网。其所全者大，而所去者小也。顺大道而行者救天下者也；尽规矩而进者全礼仪者也。权济天下而君臣立，上下正，然后礼仪在焉。力不能济于用，苟君臣上下之不正，虽抱空器，奚所设施？是以佐盟津之师，焚山绝流者也，扣马而谏，计菽粟而钓网者也。於戏！
从此文我们可蠡测罗隐已对统治者近乎绝望，所谓的“礼义”与百姓苍生的生存“大道”背离，那就不“全”，此礼义，就是孔子所言的君君，臣臣，而时下，非扣马而谏能解决了，只有盟师津渡，来一次吊民伐罪了。这里还有《迷楼赋》一篇（《谗书》）指出杨广之败在于，大权旁落，细人用事，不迷于楼，却迷于人，导致隋朝灭亡。还有《吴宫遗事》，（《谗书》卷一）写吴王夫差居安不思危，亲小人伯噽，远贤臣伍子胥，终逃不了国破家亡的命运。还有《救夏商二帝》，将夏桀与商纣作为君主的引以为戒的教训。
其次，抨击宦官专权，藩镇肆虐。
唐朝自安史之乱，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变成内外两大祸害。自唐德宗后，宦官掌握禁军，操纵朝政，大臣的进退用舍，皇帝的生杀废立，都有宦官一手把持。罗隐在《尹伊有言》给予猛烈的抨击，原文是这样的：
唐虞氏以传授得天下，而犹用和、仲、稷、契，以酝酿风俗、堙（yin）洪水、服四罪，然后垂衣裳而已，百姓饮食而已，亦时之未漓，非天独生唐虞之能理也。及商汤以鸣条誓，放桀于南巢，揖逊既异，浑朴亦坏！尹伊放太甲，立太甲，臣下有权始于是矣！尔曰：耻君之不及尧舜。呜呼！商汤之取非尧舜之取，商汤之时非尧舜之时也：商汤之百姓非尧舜之百姓也商汤氏之臣非唐虞氏之和、仲、稷、契也，尹伊不耻于身不及和、仲、稷、契，而耻君不及尧舜，在致君之诚则极也，而励己之事何如耳？惜哉！
此文以尹伊所说过的话展开论述，抓住尹伊所说“耻君之不及尧舜”，反问尹伊不耻于身不及和、仲、稷、契，实际上表明臣下有权与法与理皆不合，太甲遭放的原因是不及尧舜，罗隐则认为时代在变化和发展，做一个有为的君主的标准也在变，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得以尧舜为准则，同时我们可以想到晚唐之时，宦官废立皇帝都是这套理由，罗隐给予猛烈的抨击，认为这些权宦逼迫皇帝是很紧急的了，而对于自己能否做到像和、仲、稷、契那样，则绝不计较。同时，认为尹伊放太甲，立太甲，臣下有权始于是矣，开了个坏头，让后世的宦官废立皇帝有了现实依据。
包涵这样的思想内容的文章我们还可以从《三叔碑》这篇文中看出：肉以视物者，猛兽也；窃之人财者，盗也！一夫奋则兽佚，一犬吠则盗奔，非其力之不认，恶夫机在后也！当周公摄政时三叔流谤，故辟之、囚之、黜之、然后以相孺子。洎召公不悦、，则引商之卿佐以告之。比三叔者，故不知公之志矣！而召公亦不知乎？是周公之心可疑也，向非三叔则成王不得为天子，周公不得为圣人，与美三叔之机在前也，故碑！
此文罗隐用一个例证，即一个人奋起搏击猛兽，则猛兽逃遁，一只狗叫，则盗贼逃跑，推出周公是有野心的，为何不敢表现出来，而尽心辅佐成王，是因为三叔的警觉。周公最终迫于舆论的压力，放权于成王。而唐朝自德宗以来都是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参看《新唐书 卷二百七 宦者上》言：威柄下迁，政在宦人，举手伸缩，便有轻重．至骠士奇材，则养以为子；巨镇强藩，则争出门．《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传序》也说：自贞元以后，威权日炽，兰锜将臣，率皆子畜，藩方戎帅，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至于藩镇的肆虐史书上亦有记载，《唐语林 卷八》：自朱氏之昌乱中原也，则自国门之外，皆藩镇也。盖其先也，欲以藩镇御四方，而其后也，则以藩镇御藩镇。通过以上史实，可见罗因所影射的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并非无的放矢。
第三，将批判的矛头指上士大夫，鞭挞文武百官尸位素餐，风气堕落。
此类的文章有《刻严陵钓台》《梅先生碑》《屏赋》《越妇言》《说天鸡》，首先我们来看看《刻严陵钓台》：
岩岩而高者，严陵之钓台也？寥寥不与归者，光武之故人也？故人道如何，假苍苔以言之：尊者尊莫于天子，贱者贱莫于布衣。龙飞蛇蜇兮，风雨相违；干戈载糜兮，悠悠梦思。何富贵不易节，而穷达无所欺？故得脱邯郸之难，颇犀象之师，造二百年之业，继三尺之基者，其为有有始由卒乎 !今之世风俗偷薄，禄位相尚，朝为一旅人，暮为九品官，而骨肉亲戚已有差等矣，况故人乎？呜呼，往者不可见，来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此文是赞扬光武的富贵志不移的美德，与今世之人，实际所知 就是那些士大夫，苟富贵则相忘。一显贵什么都忘了，道德志向统统抛之脑后。这样的文章还有《越妇言》
《越妇言》则取材于《汉书•朱买臣传》中朱妻的故事。旧说朱妻嫌贫爱富,而罗隐在他第13卷章中却反其意而用之。故事说朱买臣富贵之后,把先前离他而去的妻子接到府中享受荣华富贵,“亦仁者之用心也”。其妻则因朱买臣并没有象他通达之前所发誓的那样,要“以安民济物为心期”,只是一味地安于享乐,而不愿再“食其食”,最后“闭气而死”。故事经罗隐如此一改,便构成了一篇嘲讽官僚士大夫的虚伪自私的绝妙文章。读者不难看出作者笔下的官僚士大夫的真面目。他们总是在通达之前将“匡图致君”、“安民济物”叫得山响,而实际上不过是追求个人荣华富贵的幌子。一旦他们果真通达了,便把国计民生抛上云霄,忘得一干二净,以至于一个贫妇都不耻于与他们同流合污,不愿这般苟且偷生。
《说天鸡》一文先谈狙氏父子养鸡之事。说父亲养的鸡见敌则勇,伺晨则鸣,因此被称作“天鸡”。而父死后,儿子却不得其父养鸡之术,“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错、嘴距铦利者不与其栖,无复向时伺晨之俦,见敌之勇,峨冠高步,饮啄而已。吁,道之坏也,有是夫!”此文仅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了作者眼中的所谓“天鸡”那种徒有其表,而实为行尸走肉的形象。而作者“说天鸡”的目的当然是借以讽刺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官僚士大夫。其文章真可谓言辞简约而寓意深刻,使人读之难忘。
《梅先生碑》一文批判的是那种畏葸不前，只知道封妻荫子，保住自己的利益的士大夫，而这种批判是通过对梅先生的赞扬传达的：彼公卿大臣生杀喜乐之任，有朋党蕃衍之大，出一言，做一事毕与妻子谋，苟不便其家，虽妾人婢子亦樱挽相制，况亲戚乎？况骨肉乎?况骨肉乎?故虽有社稷之心，亦噤而不吐也。
第四，为人才的进退取舍呐喊，发泄贤才不用忠良遭弃的怨愤，
此类文章有《说天鸡》《续二狂生》《投知书》《答贺南友》、他在《答贺兰友书》（《谗书》卷五）中写道：仆少而羁窘，同志者忌仆之道。又在《投知书》（《谗书》卷五）中说：“……而千百年后风俗敛，居位者以先后礼绝，竞进者以毁誉相高．故吐一气，出一词，必与人为行止，……何昔人心与今人不相符也如是！若某者，正在此机窑中，不惟生灵不通转，抑亦进退间多不合时态，故开卷则悒自负，出门则不知所之，斯亦天地间不可人也。
因此，方回在《罗昭谏谗书跋》中说：“《谗书》乃愤闷不平之言，不遇于当世而无所泄其怒之所作。”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必须强调指出：《谗书》决不仅仅是作者“不遇于当世”的“泄怒”之作，其中所吐露的“愤闷不平”，有着更加深广的社会内容。我们看《叙二狂生》（《谗书》卷一）一文：祢正平、阮嗣宗生于汉晋间，其为当时礼法家惋者多矣！然二子岂天使为之哉？夫汉之衰也，君若客旅，臣若豹虎；晋之弊也，风流蕴藉，雍容闲遐。苟二子气下于物，则谓之非高于人，则谓之凌我，是人难事也。张口掉舌，则谓之讪谤；俯首避事，则谓之诡随，是时难事也……故泣军门者，谓遑遑而无主；叹广武者，思沛上之英雄。
虽然，这里流露出罗隐“生不逢时”的身感，和“英雄无主”的不平之鸣，因为他与祢，阮有着类似的遭遇，可以说完全是在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指出祢，阮二人的遭遇，完全是社会造成的，是“人难事也”，“时难事也”，是当时汉衰，晋弊的时势使然。罗隐本身的遭遇，当然也是这样。这已不是少数几个人的命运问题，而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他在《投知书》中说：而执事者提健笔为国家朱绿，朝夕论思外，得相如者几人？得王褒者几人？得之而用之者又几？夫昔之招贤养士，不惟吊穷翠而伤冻馁，亦将询稼穑而问安危。
第五，其他内容的文章《谗书》的有些篇章实际上已经接触到了阶级剥削问题，
如《龙之灵》含蓄地反对统治者“维思竭泽，不虑无鱼（13）”的残酷剥削，警告他们只有轻徭薄赋才能缓和阶级矛盾，另外《蒙叟遗意》是根据《庄子•应帝王》和《山海经•西荒经》的有关传说加工改造而成的寓言，它写的是天帝因为“混沌”是一个恶兽，所以才肢解了它，并用铜铁，鱼盐压住它的枝节，塞进它的肠胃，以防止它重新起来危害生灵。但结果于上帝的用心相反：“混沌则不起矣，而人力殚矣。”这实际上是针对唐朝自德宗以后加重赋税，并设置了盐铁、榷茶专使以掠夺搜刮民间财富的状况，反对统治者为了诈取鱼盐、铜铁之利而骚扰人民，弄得民穷财尽。
三、多所讥刺---罗隐小品文的艺术风格
罗隐的小品文最大特色就是讽刺，罗隐的小品文大都写得情绪激愤，锋甚锐利，悲凉激切。沈德潜先生在所著《罗隐年谱•牟言》，首先就谈到“罗隐谗书多所讥刺”，罗洪，（字亮吉）称罗隐“人品之高，见地之卓，迥非他人所及”（《北江诗话》卷六）罗隐谗书的锋芒毕露来源于他那种强烈的讽刺性。
1、借历史有题材来讽刺现实，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可知今．在罗隐的笔下，对历史人物褒或贬，无不透露出对战争的讥讽：如对刘邦，项羽救黎民的行为的评价，罗隐在《英雄之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是视国家而“取”，“取”乃“窃取”之意，罗隐通过对这类英雄的评价，指明庶未，那些救＂庶黎＂于水火的英雄其实是国家的盗贼，罗隐借刘邦，项羽之口，说明他们只不过是想＂居宜如是＂取而代之。指出刘邦、项羽看到秦始皇“靡曼骄崇”，便产生 “居宜如是”、“可取而代”的思想，却又要打着“救彼涂炭”的堂皇旗号，与“视玉帛而取”却借口“牵于寒饥”的强 盗一模一样，从而借题发挥，对矫言饰性的最高封建统治者借“救彼涂炭”之名、行“视家国而取”之实的卑劣心 理和强盗本质，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讽刺。而罗隐在《汉武山呼》中讽刺了那些好大喜功的统冶者，东山万岁之声，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繁荣，何以言之是虚假的繁荣，因为然后逾辽越海，劳师弊俗，以至于百姓穷困者，汉武山呼也，百姓的生活的贫困是对虚假的繁荣最大的讽剌，山呼只不过是穷奢极欲的统冶者一种心理满足，“以一山之呼犹若是，况千口万口者 ，是以东封之呼不得以为祥，而为英主之不辛，最一句直接表明罗隐的观点，“山呼万岁”并不祥，并非好事，只此一句，幸辣的讽刺自然流露。
2、罗隐很善于通过对事物现象的分析，揭示事物的本质。《三帝所长》《丹商非不肖》通过舟商的不肖的现象的原因的分析，《三帝所长》里是这样分析的“尧之时，简朴不可语，救舍其子而《舟商不肖》是这样的，天下知舟商不肖，而不知舟商之为不肖，不在于舟商也不知其子，天下可以肖乎，罗隐认为舟商的不肖是由于尧舜其子，以示公共。尧舜是圣人，圣人会教育不好自已的儿子，罗隐肯定的是尧舜的以国为公的情操，暗讽的是那些”以国为私的统冶者，讽刺了“家天下”的封建制度，象尧舜乎？可舍其子而教化了，而当今的统冶者不能舍其子而教化，后人却无道无能，天下必然扰汤放桀武王伐纣，王朝自然会更替，《三帝所长》还批判了统治者危墙深池，高踞于万民之上的阶级特权。《梅先生碑》赞扬了梅先生敢于直谏的精神，尖锐批评了那 些身居高位却不能为国家设一言、建一事的人。《迷楼赋》总结隋王的教训是“迷于人”而非“迷于楼”，都具有警切的立意和犀利的笔锋。 《谗书》中的文章尽管体制不同，但用来阐明某种哲理，分析一个历史问题，或批判现实社会中的一种现象，都能做到鞭辟入理，很有见地。尤其是他的史论，往往在文章的最后抓住一点生发开去，作出一番意义深刻 的议论来又如《英雄之言》的最后说：“是 以峻宇逸游不为人所窥者，鲜也”，总结了秦朝亡国的历史教训，并可作为一条历史规律来理解。还有《风雨 对》、《荆巫》等文章的结尾，问题都提得相当尖锐，并且意味深长，发人深思。罗隐在《子高之让》里面还讽刺了夏禹的“犹禹 之心而谨取之”的用心。
3、值的注意的是罗隐的翻案文章做得也是相当好，这用历史材料，却不拘泥于历史材料，“取其事，而反其义”的例子比比皆是，如《三叔碑》采用周公流谤，的典故，罗隐在这里并非要先赞周公旦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辅佐精神，那是传统的观点，罗隐却认为那是，由于三叔有所警戒，发现了周公的野心，周公是在舆论的压力而不敢有所企图，转而尽心辅佐成王，成为圣人。若无三叔，周公决无可能成为圣人。如《刻严陵钓台》一文，借赞扬刘秀做了皇帝后仍不忘故旧，以此针砭当时某些人“一阔 脸就变”的两面姿态，“朝为一旅人，暮为九品官，而骨肉亲戚已有差等矣，况故人乎”。《越妇言》一文也强烈地讽 刺了官僚士大夫的丑恶嘴脸，《市赋》却是从《左传》中“蛹贵屦贱 ”的典故中发题，晏子以“蛹贵屦贱”来讽刺齐景公的刑罚的过度严厉，引出了晏子希望国家的法令进退取舍要百姓做最生意 一 样，这样才能谨慎地处理政事，而罗隐却讥讽了晚唐判乱的政冶局面，一个国家就像一个市场，熙熙皆为利来，皆为利住，贤愚混杂，就像一蹋糊涂的泥塘，如前文所提及的《舟商非不肖》为丹商翻案，舟商并非不肖，而是尧，舜的圣德，不搞家天下，以不肖之名，不传位 丹商。也是言之成理，雪的形象在佳人心目中是高洁的象征，而罗隐却又反其意而”行之《后雪赋》创作，由实是那些趋贵附势 ，借飞雪的“不择地而下，浼洁白之性”讽刺那些趋炎附势，攀附权贵的势利小人。《题神羊图》骂那些“贪狠摇其至性，刀几制其初心”的执法者的不能明辩善恶、真伪。《市傩》写都会 少年在市间乞讨时要戴上傩面扮成鸟兽，用来批判那些明目张胆地取人财物而不识羞耻的剥削者。
4 、 在《谗书》中，罗隐还以虚构寓言故事来砭时政，讽喻现实；即内蕴具有寓言性。《说 天鸡》寥寥数笔，勾勒出了“天鸡”行尸走肉、徒有其表的丑恶形象，借以讽刺那些徒然以貌骄人、其实百无一能 的官僚士大夫，的确收到了形象生动，言简意赅的艺术效果。反映了作者对晚唐统治者以貌取人、那些自命不凡的达官贵人，只是一些“峨冠高步，饮啄而已”的碌碌之辈。
罗隐的寓言风趣横生，引人深思。如《畏名》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好眼睛的人同一个瞎子在暗室里谈 话，他们都侃侃而谈。忽然一童子送来了点燃着的蜡烛，这时，那瞎子还是照旧地在说，而好眼睛的人却噤不作 声了。作者最后指出说：“盖牵乎视瞻故也，是以退幽谷则思行道，入朝市则未有不畏人，吁！”幽默地嘲讽了那种 只肯背地里乱说，在大庭广众之前却不敢正大光明地亮出自己观点的人；讽刺了那种不在其位时能夸夸其谈， 当政后便谨小慎微的君子。
这些寓言故事， 语言警策，含意深远，引人联想，发人深思，体现出作者高超的讽刺才能，与柳宗元寓言小品精神一脉相承。 托物寄兴，借事论时，是罗隐又一讽刺手法。《秋虫赋》显然是对“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庄子•紸箧》） 的封建社会的批判和对岌岌可危的唐末政权的警告；《蟋蟀诗》则抒发抑郁悲愤的情怀，诗中以物喻人，揭露邪 恶得逞，贤良受压的社会现实；《屏赋》痛陈奸佞当道的危害；《题神羊图》慨叹朝中无正人；《解武丁梦》暗示李唐 王朝“历数将去”、“人心将解”；《惟岳降神解》以“周道将亡”影射唐运将尽，等等。在对客观事物的咏叹中，无不 寄寓着对现实的讽喻和批判，放射出极强的战斗锋芒。
《荆巫》虚构了一个荆巫的寓言，前后两次为人祈祝的效果大不一样，揭示了统治者只考虑自己就不可能顾 及别人利益的道理，“盖牵于心，不暇及人耳”。揭示了一切社会弊病的根源。 《蒙叟遗意》是作者以己意解释古代传说之作，借以讥刺封建统治者擅盐铁之利，残酷奴役、剥削人民，陷民 于苦海。篇末悲呼：“鸣呼，混沌氏则不起矣，而人力殚焉。”这深沉的慨叹直道出题旨。 《越妇言》体裁和写法与《蒙叟遗意》完全不同。它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有生动的人物形象与细节描写，作者 的讽意完全通过故事中人物的言行去表达，显得较为含蓄。 为了把道理说得亲切、清楚，罗隐往往采用比喻、夸张等形象化手法，如《辩害》用为除虎豹而焚山、为除蛟 蜃而绝流来比喻全大而失小，使本来很抽象的道理，显得十分具体形象。这个结论是从具体的形象中引申出来， 因而显得自然贴切，耐人寻味。
《谗书》中多是议论说理之作，但大都写得不呆板，就是因为作者往往借助具体的具有概括性的形象，使说 理文显得活泼、有趣，从而成为有一定艺术性的散文小品，文学色彩特别强，在风格上也常常表现得较为委婉含 蓄。作者这类笔墨往往出人意表，能见人所未见，给人以新鲜感。且寓意深刻，发人深省。由于它是在渲染事物特 征的基础上抒发议论，因而又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并提供读者以驰骋想象的余地，触引起读者心领神会的契合 之感，使文章在辛辣讽刺之中又增添几分艺术情味。广泛的取材、多样的形式、多变的笔法，给人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感受。这些都说明罗隐不愧是一名利用事表达主题的高手。
5、强烈的情感宣泄，《谗书》论而有情，字里行间充满激越的感情，具有很浓厚的抒情色彩，鲁迅称它“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 谈”（鲁迅《小品文的危机》）。这是与其杂文功用的战斗性相联系的。罗隐明确表示著文目的在于“有可以谗者而 谗之”（《谗书•自序》），可以说“谗”的情感在《谗书》中俯拾即是。罗隐可算是晚唐愤激和抗争之声喊得最响的一 位。
《谗书》寄托着作者对自己身世的无限感慨，抒发了对于现实社会强烈的愤懑情绪，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那 充沛、炽热的感情和孤直、耿介的性格。文笔犀利，情绪愤激，给人以广泛的回味余地和强烈的情绪感染。诗人有 时故意正话反说，在平淡冷隽中表不平之慨。但更多的是以愤语道不平。 在一些书信和序文中，罗隐常常向朋友坦率地谈到自己的秉性和处境： “受性介僻，不能方圆，既不与人合，而视之如仇雠，以是仆遂有狭而不容之说。”（《答贺兰友书》） “不惟性灵不通转，抑亦进退间多不合时态，故开卷则悒悒自负，出门则不知所之，斯亦天地间不 可人也！”（《投知书》） “既不能以偷妄相梯，又不能挟附相进。”（《序陆生东游》） 因为他对于唐王朝的政治内幕，对于上层社会的人情世态了解得太多了，而且，他个人又是仕途失意，饱受 压抑和摧残，遂使他对于现实极其愤恨，对统治集团极其鄙视。所以他才“多所讥讽”，“动必嘲讪”，才用诗文揭 露、嘲讽、抨击那个社会，以发泄他内心的不平。
《谗书》就是在这样基础上写成的一部愤激的书，抗争的书，一部 具有高度现实意义的书。《君子之位》：“大舜不得位，则历山一耕夫耳，不闻一耕夫能翦四凶而进八元。吕望不得 位，则棘津一穷叟耳，不闻一穷叟能取独夫而王周业。故勇可持虎，虎不至则不如怯；力能扛鼎，鼎不见则不如 羸。噫！栖栖而死者何人？养浩然之气者谁氏？”这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反映了作者胸怀大志，迫切希望参 与政治、治理国家的愿望，和这种愿望不得实现时的抑郁不平。
《拾甲 子年事》在叙述中赞美张新声明慧忠耿，并表明反对藩镇跋扈分裂的政治态度。《吊崔县令》一文，是为饿死长安 的县令崔君写的祭文，作者深深感叹说：“何浊也则是，清也则非？”为廉洁者的不幸鸣不平，对是非混淆的现实 表示感叹。
《代韦征君逊官疏》对“明君”、“贤相”、“盛世”的溢美，力辞官爵的谦语，自贬自抑，正深刺当世为君者 昏、为臣者鄙，代怀才不遇的寒士抒发不平之气。为死者撰文，恳辞官爵，事属不经，而揶揄之笔调，更见讽意，对 黑暗现实的愤激之情深蕴于文中。 罗隐的讽刺、抨击极其辛辣有力。《秦之鹿》的结尾说：“呜呼！去道与德，兽焉，不独秦！”批判了那些专靠暴 力手段维持政权的统治者。真是嘻笑怒骂，笔利如刀！非愤激至极何至于此？诚如齐己《寄钱塘罗给事》所说：“愤 愤呕《谗书》，无人诵子虚”（《全唐诗》卷八三八）
罗隐生遭不幸，命运多舛，才高不第，在贫苦中挣扎半世，时局的和黑暗使他有超乎寻常的清醒。由踌躇满志到近乎绝望。痛苦之时，他把怨愤化作《谗书》，“著私书而疏善恶”（《谗 书•重序》），把个人失路之悲、对现实失望之愤都融进作品中，因而显示出鲜明的创造力和感染力。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以辛辣和讽刺为主要特色的、最早的作家是罗隐；把讽刺小品推向成熟，并首先编次讽刺作品专集的也是罗隐。
6、罗隐的小品文体裁是多样性的，短小精悍，有叙、说、本、辨，有解、喻、疑、题，有诗、赋、书、序，有疏、 对、碑、吊，各种体式无不得心应手，举凡可为战斗杂文之需者都运用自如。语言犀利泼辣，咄咄逼人，犹如匕首 投枪，其锋锐不可当。
历代文人都对罗隐的《谗书》评价很高，元朝大德年间（1297-1308年）的进士黄贞甫认为《谗书》“气节凛然，烨烨方册间，每以未睹全书为恨，”“读者当知公之气节尽在书，而不可以徒以文辞视例之”（《罗昭谏谗书题词》） ，黄贞甫对罗隐的馋书的思想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亦是觉罗隐之文光彩烨烨 ，有明人黄丕烈(《谗书跋》)，还有与黄贞甫 同时代的方回（《罗昭谏谗书》），皆为罗隐《谗书》作跋，称赞罗隐其文其人。近代鲁迅先生亦对罗隐的《谗书》评价很高，在《小品文的危机》里面，鲁迅先生提到晚唐的小品文首先提到的是罗隐的《谗书》，（14）可见《谗书》给鲁迅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亦给罗隐的《谗书》很高的评价，“晚唐讽刺短文写得最好的就是罗隐，而《谗书》是罗隐讽刺短文的结晶（15）”，现代杂文家邵传列在所著《中国杂文史》，亦给予很高评价，他认为，“《谗书》所集纳的杂文，大抵只有二三百字，锋芒毕露，悲凉凄切，思想性，艺术性都很高。以其鲜明的艺术个性，成为唐代文学的一抹灿烂的夕阳。”（16） 刘开扬也在所著《罗隐评传》中说“单以罗隐的馋书而言，罗隐可以称之为晚唐小品文第一人” ，是否第一，我不敢妄言，但罗隐《谗书》所表现出的那种思想的光彩和讽刺的锋芒足以让罗隐垂名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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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9 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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