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司马迁与《史记》之三
发愤著书，名垂青史
《史记》是一部发愤写成的历史巨著，也是一部名垂青史，功在千秋的文学与历史高度结合的好书。然
而在二十四史的著者中，象司马迁那样遭遇宫刑，命运悲惨的人也绝无仅有。
如果说司马迁出身于具有史学传统的家庭，又继承父亲之职做了太史令，是他一生的大幸的话，那么因
为替战败投降的李陵辩护而被处以宫刑，则是他命运的转折点，也是他悲剧人生的开始。
身为男人和朝廷官员，突然间被施以宫刑，从此男不男，女不女，成了阉人、宦官，这种痛苦是一般人 体会不到的，看看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人们就可明了司马迁当时痛不欲生的感受。他向自己 的老朋友任安倾诉说：“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 背沾衣也！”在司马迁看来，被处宫刑这是人生莫大的耻辱，活着比死了还难受。他说：“太上不辱先，其 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 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显然，在司马迁眼里，腐刑（即宫刑） 是比剃掉头发、毁坏肌肤与砍断肢体更为野蛮、更为耻辱的刑罚，是正常人无法忍受的，所以他说：“夫中 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忼慨之士乎！”既然连中材之人都无法忍受成为宦竖的耻辱，那他又为 什么不引决自裁呢？这是因为他心中尚有未了之事——尚未完成的《史记》。他在《报任安书》中毫不隐患 讳地说明了这一点：“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 后也。”这里所谓“恨私心有所不尽”“文采不表于后”，明眼人一看即知是指《史记》还未完成。
按说一个人突然遭受如此打击和耻辱，不仅肉体无法忍受，感情上、心理上也必然产生难以忍受的痛 苦，往往会引发精神上的崩溃，或是自杀，或是疯狂。然而司马迁既未自杀，也未疯狂，他以超人的意志和 毅力忍受住了这一前所未有的痛苦和耻辱，坚强地活下来了。因为他从历史上看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那就 是有非常之事，然后才有非常之文。历史上的一些名人，其所以能留下千古名篇，就在于他们遭受了一般 人所难以忍受的灾难与耻辱。他在《太史公自序》中概述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 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 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 者。”从周文王到韩非，都是在遭受了巨大灾难和重大挫折之后，才发愤著书，从而给后人留下不朽篇章。 太史公指出，从《周易》、《诗三百》到韩非子的《说难》、《孤愤》，决非寻常之书，“大抵贤圣发愤之 所为作也”。如果他们一生顺顺当当，平静如常，也就不可能“发愤”，更不可能有所“为作”了。正是因 为他们“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才会“述往事，思来者”，写下鸿篇巨制，给后人留下宝贵财 富。
他在《报任安书》中也说过意思大体相近的一段话。他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 《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 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比起《太史公自序》来，这里更 加突出了非常之事与非常之文的关系，也更加突出了悲愤出名文的命题。认为大富大贵之人多湮没于历史的 尘埃之中，只有“倜傥非常之人”才能为后世所称，然后例举了与《太史公自序》相同的历史人物，意思是 说只有这些人才称得上是“倜傥非常之人”，并以左丘明、孙膑为例，点出“舒其愤”的要点。
古罗马诗人尤为利斯有句名言，叫“愤怒出诗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引用过。诗是感情的结 晶，没有感情就没有诗，其他文学也是如此，即使是历史著作，如果没有史家感情的投入，那么史书就是冷 冰冰的，让人读来就会味同爵蜡。其实，任何一种文字都不可能是纯客观的，都有作者的喜怒哀乐，只是感 情投入的多少有别、形式有别、色彩有别而已。一个人如果遭遇肢体残缺，或者是政治上的陷害、打击和挫 折，必然会激发内心的仇怨、痛苦、郁闷与愤怒。而这些感情郁积于心，总要有渠道发泄出来，于是就形之 于文字，或为诗，或为文。
屈原就是“愤怒出诗人”的典型。屈原对怀王、对楚国可谓忠贞不二，可是却两次遭到罢逐。司马迁对 屈原是深感同情与欣佩的，所以他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 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 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 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指出屈原对 怀王怀有怨恨情绪，认为屈原是“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解释篇名是“离骚者，犹离忧也”；还说“信 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者，盖自怨生也。”在屈原的作品中也直接说到“发愤以 抒情”（《九章•惜诵》）。可以说，屈原如果不是对自己的遭际到了出离愤怒的程度是写不出《离骚》、 《九章》等作品的。
刘安的《淮南子》也清楚地认识到愤怒与文学的关系，多次提到“愤于中而形于外”，“情发于中而声 应于外”，认为只有心中有了愤激之情，才会通过文字把它渲泻出来。
韩愈则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了著名的“不平则鸣”说。他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认为事物 只有遭遇不平才会发出不平的声音。
宋代的欧阳修则提出了“穷而后工”说。他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了这一著名的命题，他说：“盖 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 也”。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对悲愤与诗歌的关系有着更深刻的体会。他说：“盖人之情，悲愤集于中而无言，始 发为诗；不然，无诗矣。”
显然，历史上那些不朽的文字都是作者在遭遇了不平之后，心中郁积了愤怒、悲伤、怨恨、苦闷等等情 绪、情感之后，在适当时候象山洪爆发一样倾泻而下，象地泉涌出一样奔涌而出，然后汇成一股洪流奔腾向 前。这种文字汇聚了感情，积蓄了力量，有着非同一般的打动人心的撞击力。
司马迁的《史记》同样也是在作者被处以宫刑，遭遇了人生的深悲巨痛之后，因为内心郁积了难以言说 的疼痛、悲愤、耻辱，而又找不到其他渲泻的方式，于是作者将这些汇聚到《史记》的文字之中，外化为 《史记》的正直无隐、爱憎鲜明，使《史记》文字有别于一般的史书，既象诗歌，又象散文，还象小说和戏 曲，有着强烈的爱憎褒贬倾向和感情色彩，使《史记》在一定程度上能摆脱封建的正统观念，不至于成为帝 王将相的家谱和统治者的功德谱；敢于用直笔忠实地叙述历史，不虚美、不隐恶，甚至敢于揭露最高统治 者，乃至于当今皇上的荒淫、残暴和愚妄。当然，不遭李陵之祸，司马迁也能写成《史记》，或许完成的时 间更早，但人们看到的也就不是今本《史记》，更不是被东汉王允所指责的“谤书”了。东汉明帝曾批评司 马迁“微文讥刺，,贬损当世，非谊士也”；班固则批评司马迁“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 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明帝与班固的批评从另一面 表明司马迁的可贵。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李陵之祸”，《史记》也就不可能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 唱，无韵之《离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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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1 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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