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向日的向日葵

yangyizhuo

    《不向日的向日葵》


    偶尔看到张抗抗写的《向日葵》很明显的吓我一跳。


　　她写有一种向日葵根本就不向日：那一大片向日葵花，却依然无动于衷，纹丝不动，固执地颔首朝东，只将那一圈圈绿色的蒂盘对着西斜的太阳。……它甚至没有一丁点想要跟着阳光旋转的意思，一株株粗壮的葵杆笔挺的伫立着，用那个沉甸甸的后脑勺拒绝了阳光的亲吻。


　　……它宁可迎着风，也不愿迎着阳光么？


　　它们始终保持着这样挺拔的站姿，一直到明天太阳再度升起，一直到它们帽檐纷纷干枯飘落，一直到最后被镰刀砍倒。


　　……天山脚下那一大片背对着太阳的向日葵，就这样逆着光亮，在你的影册里留下一株株直立而模糊的背影。


　　印象里，张抗抗这位倔强的女作家――其实弄文的大多倔强。没个性主张也就没有了文章――原名叫做张抗美，后来改名为抗抗。怎么搞得逮哪里都抗一通呢？


　　我们通常的认为中“太阳”是不能抗的。而张抗抗就抗了。实际上，单就文学本身来说，若只是弄文字，只是写点自己的小感受，小情绪。无论写什么，也无所谓。但文学本身也不是孤立的。文字本来也就是要在传播中体现价值。不然的话，有想法，自己憋心里好了。写纸上投炉子烧了好了。为什么还要发表给人看？


　　我们传统中非常重文道。孔子（也可能是假托）说：下士杀人用石盘，中士杀人用舌端，上士杀人用笔端。因为一旦著之竹帛，那就是百世万年的问题。口诛笔伐，比斩立绝还要厉害的多。


　　文字能不能干政呢？能，能让政治更清洁、更优秀。但不能替代。文学往往太过于超现实，往往是想象美好，实施却极困难。文学也往往给政治带来许多麻烦。我们看到政治家对于文学的两种手段，一种是强治，譬如文字狱。这种很难奏效。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好多情况下，反倒是对于新草新生的一种刺激。再一种是改造，或者叫做利用。这种情况，短期内肯定是更合理的，太也不长久。所谓文如看山不喜平，文学总会于现实有冲突。一个矛盾解决，也就是另一个矛盾的开始。


　　政治对于文学好多时候是很无奈状态。亲近不得，也又疏远不得，利用不得，又也敌对不得。只是又置之不理而不得。


　　文学对于政治也就暧昧不清。首先文学人必定要在现实政治下，又要吃奶又要骂娘，这本来也是件极尴尬的事情。其实，也并非他真的要骂，不过是文学的天性在那里。还是那句话，文学总是要超现实理想的。她这里一想，什么都有了。而且还是自以为是最个性美好的。而政治永远要慢了好几步。也考虑的不只是一人两人的问题。当然，我说的是一种优秀的政治。


　　若我是搞政治的，不会让张抗抗轻易发表这一类的作品，再如《地下森林》之类，也有类似。尤其是在特定某个时间。比如“天山”“逆光”“真正成熟”就对于整个政局有所不利。――就算你说者无心，也难免会听者有意。


　　我若是张抗抗等写文字的。写还是会写的，也不会顾及太多。只需要一样，真心去写，“担当”二字，也就罢了。――虽然当初写文字的，也许并没有关系到什么政治，或者其他。

高老庄主

那时代的向日葵，俗称墙头草也

吴墨

为这样的向日葵而致敬，更为有张抗抗这样的作家而欣慰。体制内作家能如此，真不容易啊。人世间，顺从潮流是乖孩子不挨打，可是都要这样呢，人类如何进步？问好！

一水

拜读。想到“罪与文学”这个大命题。

常经

物种总是要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抗抗总是一种骨气,但并不是必然,自然是严酷的,物竟天择。但精神还是值得致敬！

陀螺

在中国这种舆论环境下，作家要坚持自己创作时的独立人格真是很难。

高老庄主

有必要指出，并不是社会主义走了弯路，而是一党独裁，高度极权的政治制度是走不通的死胡同，失败只是迟早的事。不然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当年貌似无比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会土崩瓦解，为什么苏联东欧各国人民会自发地推翻极权统治，也无法解释瑞典、瑞士、冰岛等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功。
    决定道德水平的不是经济制度，而是政治制度。正所谓好制度能把坏人变好，坏制度能把好人变坏。大量文强之类的高官，以及更大量尚没有暴露的贪官污吏足以证明这是无可辩驳的真理。反映一个国家道德水平的标志是公职人员道德水平，他们的职业道德水平决定了社会整体道德水平。
    苏教授批评现在道德滑坡，言外之意是毛泽东时代道德水平高，这是极大的误解。毛时代的官员大都处于两个极端状态。新中国成立初期，毛要靠党的干部巩固政权，所有干部都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村干部都能关人、打人、杀人，谁敢提意见就会被打成右派、右倾乃至三反分子。后来，毛泽东认为当权派听刘少奇的话，于是发动文革，利用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批判斗争走资派，不少干部死于非命。极左路线统治时期，官员如果讲良心就会招来横祸，于是宁左勿右成了官员护身符，敢说大话假话，敢于整人害人的人青云直上。当年的数千万起冤假错案，由毛泽东本人钦点的有限，绝大多数由各级干部跟风制造。以此推论，当年的官员道德水平能有多高？
六十年代初全国开展了学雷锋群众运动，社会上一度出现助人为乐风气。直到今天，不少人认为当年的社会风气代表了中国最高道德水平。平心而论，学雷锋只是毛时代昙花一现的插曲，崇拜和效忠毛泽东，按照他指引的方向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才是毛时代主旋律。一般来说，好人办好事不图回报。而雷锋做好事要先挂阶级斗争的弦，所做的点滴好事都要写入日记，并设法让他人知道，这本身就不正常。
    其实，当权者倡导学雷锋只是个幌子，其真正用意是在全国开展造神运动，搞个人崇拜，引导国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正是有了这样的铺垫，当文革到来时，那些做好事的道德楷模们，立马成了凶狠残忍的打手。试想，具有深厚道德修养的人，怎么可能见风使舵对无辜者下毒手？
    苏教授所说的道德滑坡，确切地说是时下官员道德水平每况愈下。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放弃了毛泽东思想，恰恰是因为至今仍在坚持毛泽东亲手建立的民主集中制等极权体制造成的。
    极权就是特权，特权意味着不受监督，权力不受监督必然腐败。面对这样的制度性腐败、群体性腐败，别说毛泽东的感召力不灵，就是耶稣、释迦牟尼、默罕默德三大教宗一齐复活，都来中国传教也不管用。不错，当年毛泽东发动群众运动反腐，比之现在的瞎猫撞死耗子反腐效果好一些。但为什么毛泽东连续不断地搞运动呢？除了争权保权之外，还不是如同现在一样，管不住特权，按下葫芦浮起瓢。
其实，文明国度对此早已有了行之有效的成功办法，那就是把统治者关进笼子，让公民成为监督官员的主体。这个笼子就是民主选举、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司法独立。公民能够自由地、免于恐惧地行使宪法权利，行政权力才能透明运行，官员们才会以奉公守法为荣。权力透明运行才有公平公正，有了公平公正，社会风气必然水涨船高。

    四、谈谈知识分子与官方的关系。
    中国大陆长官拥有极大权力，他们随时可以调动资源兴办大事，许多事情往往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但是，由于缺少公众参与，从策划立项到付诸实施问题颇多。加之执行者素质参差不齐，在具体实践中违规乃至违法现象不胜枚举，好事很容易办成坏事。
    长官所兴办之事属于公共事项，公共事项关系到公众利益。谁代表公众利益发言呢？一般来说，这是知识分子的任务。因为他们掌握了必要的知识，了解民情民意，熟悉法律法规，独立于权力之外，他们对于当权者的批评、建议、警告对于维护民众利益，保证权力健康运行十分重要，这也是文明国度的常态。
中国大陆自反右之后，知识分子成为整肃对象，残酷无情的政治运动使得这个群体噤若寒蝉，一些卖身投靠的知识分子则以歌功颂德为能事。没有舆论批评的压力，当政者无所顾忌，政治变成了丑剧、闹剧乃至悲剧，这样的教训难道还不够多吗？
    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选择了依法治国，虽然现行政治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毕竟给知识分子的理性发言提供了一定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品味苏伟教授演讲，就显得格格不入——与知识分子的担当大相径庭。
所谓重庆模式也好，薄氏新政也罢，无非是权力在主导数千万重庆人的命运。关系到重庆每个人切身利益的大事，当地公民没有选择权利，当地知识分子没有批评声音，这正常吗？身为高级知识分子，苏教授洋洋两万言，没有一句客观冷静的批评，却一味拔高吹捧，如此行径，等于给处于权力风口浪尖上的薄熙来火上浇油，如果真按苏教授指引的路数走，则薄氏危矣，重庆危矣。
    古人云，人有谀友、贼友、诤友、畏友，请苏先生对对号，看看自己对于薄熙来、对于重庆人民能算何友？

    五、如何理解终极价值观
    苏伟教授提出毛泽东思想应成为党和国家的终极价值观。在我看来，终极价值一定是适用于整个地球全人类的最后、也是最高价值，怎么可能只适用于中国人呢？
    对于人类来说，最后价值就是生命的延续。因为，如果人类生命不存在了，任何人类认可的价值也就没有丝毫价值了。使生命得以延续，并让子孙后代过上更加幸福生活的价值观，当然就是终极价值观。
这个终极价值观如果需要用一个字来表达，我想这个字就是爱！当然还需要补充一些必不可少的概念：慈善、宽容、和平、平等、秩序等等，但无论补充多少，绝对不可能有毛泽东毕生倡导并付诸实践的斗争哲学，因为斗争只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和毁灭。
    人类自出现文明以来，诞生过无数宗教，其绝大多数自生自灭了。现在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在众多国家和民族拥有广泛信众，就在于三大宗教都把爱和善作为终极价值。
    毛泽东思想尽管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占据了统治地位，但那只是极左路线横行的特定时期。他的思想压根就不代表全体国人利益，只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且不要说其它党派不认可，即使今天的共产党员，接受毛泽东价值观者恐怕也是屈指可数。一种价值观连本党、本民族、本国都不能得到认可，却奢谈什么终极价值，只能给世人增加笑料。
    当然，在中国大陆，还是有那么一些人盼望毛泽东思想重新登上统治地位，乃至成为终极价值观，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中国国情。但愿这些人只是口头或书面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是继承毛泽东的衣钵和遗愿，以斗争哲学为宗旨，重新挥舞阶级斗争的铁拳，再发动一场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

太和五中张奇

文学与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任何政体都离不开文学的发展和推动。但文学最终要为政体服务，受制于当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