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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身思远道
——关于中国报告文学的一些思考
魏建军
引 子
现在算来，我已经做了五年文字编辑。前三年，编辑散文，近两年，编辑报告文学。五年，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有时可能短的看不出任何轨迹。但从一家散文类的杂志社离职，最后进入到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其间的一些转折虽充满机缘，实在也是一种文体召唤的结果，是另一桩命运中的成全与眷顾。
从小到大，由于农村生活的艰难经历，“选择”一词常常对我有切心的感受。每做一次调整，几乎也意味着自己生命的一次成长。在其中，不管是阵痛的体验还是愉悦的迎接，都离不开自己对苦难世界痛彻肺腑的悲悯。现实世界还如此需要关注和体察，我无法闭上眼睛只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如果理想和责任不是一个空洞的词汇，我则希望从青年时代开始，以自己认为有益的方式潜心做点事。感谢冥冥之中的一种眷顾，现在看来，这五年做编辑工作真是感触颇深，受益良多。尤其是近两年从事报告文学的编辑工作后，面对这一相对陌生的充斥着争论、质疑、困惑而又鲜活、有力、亟需依靠优秀的理论和文本不断建构的文体，它已经结结实实地进入到了我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里。对于它难以言尽的理论困惑、创作实践中的文体自觉、现实生长土壤等一系列内容，我虽深深感到自己缺少一个评论家的把握能力，但又想把这种相对复杂的情味分享给所有关注时代精神、重视现实政治、情系家国命运、感喟百态人生的热爱报告文学的读者们。是你们遥远而又无比接近的心灵让我有勇气、有兴味把这些感触说出一二，也算是以文会友，期许在新年的祝福声中我们能够相互拥抱着取暖或者突围吧。
一、同质生命的真实
之前由于编辑过散文的缘故，我姑且拿散文和报告文学作一文体对比：我以为，散文，更多时候是单一化的自我叙述。报告文学，更多时候则是多元化的他我叙述。其间有报告文学作家的个人关照、情感投奔、理性评判、现实反映和艺术表达，故而离时代最近，离现实最近，离真相最近。
相对而言，散文可以在纪实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地向艺术散文的方向发展，使文学性成为它的主要属性，不必太顾及自身与当下时代的亲密关系。而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只是一种叙述的手段，是和散文的艺术性不一样的一种异质属性，是为了更好地叙述社会和生活现实所不可缺少的一种方式，必须顾及与当下时代的亲密关系。在这里，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根本属性，新闻性、思想性和文学性是报告文学的主要属性。
就散文的生命而言，有一种观点认为：散文是通过真实的经历和体验所完成的艺术表达，在一定程度上，散文是主体性精神生命的呈现，是自由精神的唤醒和行走，是通过话语表达的一种灵魂的在场存在，是人之价值实现的一种境界和尝试。在其间，真实是散文之根，因为真实，读者才有现实的信任感，再加上相对纯粹的艺术表达，使得散文的精神生命往往得到张扬和延伸，主体生命得到自由而艺术的呈现，即使透过时间之墙，也能够感受到它的艺术力量。它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人之为人的一次次感知、重构、再生、催动、奋进和实现。没有散文的国度，历史感无从谈起，自由精神更难以实现。因何？散文的纪实能力是根本，艺术表达是血肉，是二而一的统一体。很庆幸，我们生在一个具有悠久纪实传统的散文的国度，要了解和体认散文的真实力量并不难。
到了近代，人类迎来了一个大时代，世界的图景在各国民众心中逐步扩大，西方工业文明和东方农业文明第一次产生激烈的碰撞。人们对现实认知的渴望增强，“信息”成为一个未来大有作为的词汇。尤其有一个报告文学界的著名捷克作家埃贡•埃尔温•基希先生，首次创作了以带有明显的“旅行采访、直接表达、短小快捷”的类似新闻消息却又不是直接的新闻消息的文体为开山之作，一下子在特殊的情境下满足了人们对新闻消息的二次信息感知的体味，一定意义上促成了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新建。李炳银先生在《报告文学论》一文中说：“报告文学的产生，是适应人们对于信息的渴望而出现的。报告文学，既不是纯粹的新闻，也不是完全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报告文学，是建立在真实信息背景上的文字、图片书写，是在作家真实观察、发现和理解基础上对于事实和人物的文学表达。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独立的理性评判是报告文学的灵魂，文学艺术的表达是报告文学的翅膀。”
由此也看出，在真实性方面，两种文体的生命是同质的。只是，报告文学虽是在散文的纪实传统上随着时代应运而生的一种全新的文体，但对于真实性原则的坚守，尤其在生活真实的客观记录方面，报告文学比散文更加彻底。
在这里，对散文的生命有所认识，体认它与报告文学真实性一致的原则，不仅可以认识散文，也能很好地认识报告文学，对于报告文学的发展有借鉴意义。
只不过，依萨特所说：“写作的自由包含着公民的自由，人们不为奴隶写作。散文艺术与民主制度休戚相关，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散文才保有一个意义。”自由实现的前提是民主制度和民主精神，也只有在追求民主的人类文明进程中，公民独立的理性评判才是自由的一部分。散文与报告文学，作为人实现精神生命的一种方式，其内质都需要一个真实而自由的灵魂，二者并不相悖，可以做彼此精神的邻居。
不论是散文创作，还是报告文学创作，没有对真实和自由的追求，很难说这种创作会给人昭示以希望。同样，如果报告文学批评不能昭示一种更有希望的生活，如果不能对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特征完成新的深层的理论阐释，如果不能起到一种自我矫正、自我启蒙、自我交流和自我成长的作用，那么这项工作对于这一文体信仰的人们也就不是那么有吸引力的。
在当下，我也常常看见生活变得陌生，需要另一只眼睛才可以看见光阴的背面。社会风气浑浊、浮躁、奢靡，人基本的道德感丧失殆尽，整个时代正在娱乐至死。有很多故弄玄虚、扭捏作态、欺世盗名和空洞矫情的文字充斥在各大刊物中，作为一名编辑，生生感到在这个时代这样“抒情”是不太恰当的，甚至有罪。
在这时，我有幸阅读了报告文学的一些优秀的文本。只要进入，这些文本内在的精神气息一下子就拯救了我，信心的源泉也汩汩地流淌而出。他们让我感到，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是综合能力最强，最有道德感和担当精神，心怀悲悯，体恤大众，有人类学视野，在博大的天地里捕捉生活的有心人，有趣人和实干家。好多报告文学的采访对象也是这个国家生机焕发，永葆青春，心生悲悯与亟需关注的对象，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时下，当“公知”逐渐成为贬义词，其嘲讽意味明显加重时，这些报告文学作家和他们的采访对象，因其作家创作出来的优秀报告文学文本，他们的精神也永远地保留下来了。我渐渐感觉到这些报告文学作家他们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公知。不管公众现在对这个词多么质疑，不也恰恰说明了人们对真正的具有公共担当的知识分子是如何的期待吗？
我想，当有一天生命被深层唤醒，被一种神圣、干净与强烈的日光沐浴时，人的神性才有可能被谈及，被催动和被实现。而这种感觉，在阅读一些报告文学文本时，我也有幸感觉到了。
比如，徐迟先生的《哥德巴赫猜想》一文，其文本意蕴就非常丰富。《哥德巴赫猜想》一文对于报告文学的意义，它的功绩怎么说都不算过分。阅读中，我不仅和很多读者一样称赞徐迟先生对陈景润攀登数学高峰的那一段诗意描写，也看到在经历“文革”后的陈景润得知领导来看望他和看望中陈景润的局促、敏感与孩子气时，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
“新买了床单。刚买来的床单，”陈景润说。“你要来看看我。我特地去买了床单，”指着光亮雪白的兰格子花纹的床单。“谢谢你，李书记，我很高兴，很久很久了，没有人来看望……看望过我了。”他说，声音颤抖起来。这里面带着泪音。霎时间李书记感到他被这声音震撼起来。满腔怒火燃烧。这个党的工作者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不像话；太不像话了！这房间里还没有桌子。六平方米的小屋，竟然空如旷野。一捆捆的稿纸从屋角两只麻袋中探头探脑地露出脸来。只有四叶暖气片的暖气上放着一只饭盒。一堆药瓶，两只暖瓶。连一只矮凳子也没有。怎么还有一只煤油灯？他发现了，原来房间里没有电灯。“怎么？”他问，“没有电灯？”
“不要灯，”他回答，“要灯不好。要灯麻烦。这栋大楼里，用电炉的人家很多。电线负荷太重，常常要检查线路，一家家的都要查到。但是他们从来不查我。我没有灯，也没有电线。要灯不好，要灯添麻烦了，”说着他凄然一笑。
“可是你要做工作。没有灯，你怎么做工作？说是你工作得很好。”
“哪里哪里。我就在煤油灯下工作；那，一样工作。”
“桌子呢？你怎么没有桌子？”
陈景润随手把新床单连同褥子一起翻了起来，露出了床板，指着说，“这不是？这样也就可以工作了。”
李书记皱起了眉头，咬牙切齿了。他心中想着：“唔，竟有这样的事！在中关村，在科学院呢。糟蹋人呵，糟蹋科学！被糟蹋成了这个状态。”一边这样想，一边又指着羊尾巴似的窗纱问道，“你不用蚊帐？不怕蚊虫咬？”
“晚上不开灯，蚊子不会进来。夏天我尽量不在房间里耽着。现在蚊子少了。”
“给你灯，”李书记加重了语气说，“接上线，再给你桌子，书架，好不好？”
“不好不好，不要不要，那不好，我不要，不……不……”
在“文革”过后，这位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的人，他的科学成果让人毫不担心，他的现实境遇和对人的体察却让人揪心。我想，阅读的那一刻我也是他，也是一个孩子气的人。我又不是他，由于我远离了那个时代，我又和他有着一层隔膜感，但是我感到疼痛，那一刻，我感受到了报告文学的力量。要是我在他的境遇下，我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文本之所以在时隔三十多年后还催人泪下，反思、体察，其报告文学的特性就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谁说报告文学作家创作的现实题材不能耐过时间的考验，我看完全是谬误。只要它是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文本，它独特的文体特征，真实的生活题材，艺术的文学表达，弥漫其中的情感力量，不会随着时间和时代语境的改变而远去，相反，因为更加忠实、鲜活地记录了这个时代，将会具有史诗般的价值。会成为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家、思想家与文学家研究当代生活和历史弥足珍贵的散发着生命气息的会说话的可感的浸透着作家灵魂的文学文本。
二、“非虚构”一词的困惑
在报告文学文本中，人们之所以对现实报以深切的期待，是因为想真切地看见自己正经历的这样一个时代。而把握时代，捕捉生活现实，明晰自我内心，增强和彰显时代的精神力量，艺术地表达客观世界，就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必修的功课。
茅盾先生在《关于“报告文学”》一文中说：“每一个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样式。读者大众急不可待地要求知道生活在昨天所起的变化，作者迫切地要将社会上最新发生的现象（而这是差不多天天有的）解剖给读者大众看……”可见，是时代生成和造就了报告文学。但是，多少年来，报告文学这一与时代有着良好互动的文体慢慢发生了变异。尤其是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严肃的报告文学创作和其它文体创作的状态一样，变得功利、矮化、娱乐和八卦起来，甚至一度沦为花边新闻、色情文学与满足个别人的广告文学等，远远地没有肩负起把握时代、记录时代和启蒙时代的重任，纪实功能严重弱化。
也许，看多了虚构和矫情的文学，人们对以报告文学为主的文体创作中的真实性开始怀念。因为在读者的阅读期待中，生活的真实是增强读者信任感的前提，艺术的真实是与阅读者精神共鸣产生的前提，生活与艺术的有机结合是催动人健全成长的前提。面对诸多文学文本渐渐在读者心中失信的情况，一种新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情势开始慢慢出现。
90年代后期至新世纪十年，“新散文”、“在场主义散文”等文学概念呼之欲出，并已形成了一定的创作实体。可是，对于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却如同矫枉过正，慌不择路似的，与创作相关的相对科学的理论探索出现了逃逸的情况，很多评论家不能坚持自己原先对报告文学的理论阐释，纷纷跟风地把报告文学称为“非虚构”文学。比如周政保先生1999年出版的《“非虚构”叙述形态：九十年代报告文学批评》一书和周森龙先生2011年出版的《非虚构艺术——报告文学研究》一书就直接采用了“非虚构”这一概念作为书名。在丁晓原先生2011年出版的《中国报告文学三十年观察》一书中，对“非虚构”这一概念也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并与李敬泽合编《中国非虚构年选（2011年选）》一书。（在《中国非虚构年选（2011年选）》一书中，从序言标题《报告文学的“无名”时代》看出，其理论困惑并没有因为一个“非虚构”概念的提出而得到解决。）自然，这一文体概念的提出，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对严肃报告文学的期望，对玷污了报告文学的一些行为的鄙视和否定，试图以这一新的文学概念解决当下文学华而不实、严重背离现实和虚构成风的情形，这种开放性的努力应该说初衷不错，但是对于一种文体建设，是否更加科学呢？这是需要好好思考的。
“非虚构”概念的强化，当在2010年第2期《人民文学》推出“非虚构”栏目之后，当期刊物在主编留言中说：“何为‘非虚构’？一定要我们说，还真说不清。但是，我们认为，它肯定不等于一般所说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我们其实不能肯定地为‘非虚构’划出界限，我们只是强烈地认为，今天的文学不能局限于那个传统的文类秩序，文学性正在向四面八方蔓延，而文学本身也应容纳多姿多彩的书写活动。”继这个概念阐释一番后，主编李敬泽又说：“写你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传记。还有诺曼•梅勒、杜鲁门•卡波特所写的那种非虚构小说，还有深入翔实、具有鲜明个人观点和感情的社会调查，大概都是‘非虚构’。”随后在《人民文学》2010年第9期内容简介中还这样补充：“希望由此探索比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更为宽阔的写作，不是虚构的，但从个人到社会，从现实道理是，从微小到宏大，我们各种各样的关切和经验能在文学的书写中得到呈现。”
从《人民文学》探索的影响看，在概念阐释不清的同时，进一步开启了非虚构文学进入的宽门，只要冠以“非虚构”之名，很多非虚构小说、非虚构散文、非虚构诗歌、非虚构剧本也可以被命名，“非虚构文学”似乎真是“比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更为宽阔的写作。”但是，任何概念的无可限制、彼此矛盾恰恰显示出这个概念的最大问题。同时，也再一次让我对当下文学批评的一种担忧，文学概念的命名一定要想到它的后果，一定要给后人留下科学阐释的空间。现在依我看，“非虚构文学”的命名就同前几年“新散文”的命名一样，如果离开特殊的语境，单看这个概念，只会让文学研究更加困惑。
“非虚构”概念的提出和滥用，说明真实对于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是多么重要。同时我们也需认识到“非虚构”概念提出的偏颇性。主要是对理论的概括乏力，非虚构的对面——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根本属性，但报告文学还有其他属性，如新闻性，思想性等，不是真实性一个属性可以将报告文学的全部特征概括清楚，尤其是将报告文学与散文这一文体放在一起作比较时，两者的区分就不那么显著了。
在2012年江苏华西村召开的全国报告文学创作交流会上，也有人说报告文学的时代无关“猫”和“眯”，意思是叫什么名字不太重要。这种看法实质是理论认识不太清晰的反映，是文体自觉不成熟的表现，同时也是对理论界随意命名的逃逸和厌恶。不管是传统的对于报告文学的体认还是就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提出新的提法，事实上这种探索在短期内还看不出端倪。不过有一点可以看出的是，试图对报告文学这种严肃文体进行新的命名，暗含了文体批评的迷茫和科学理论的逃逸，是一种对原有文体严肃性的一次消解，这种消解开放了成为报告文学文本的空间，却大大降低了报告文学文体的独立性，因为这里也可以包括非虚构的纪实文学、小说、诗歌与剧本等，对报告文学的文体建设帮助不大。
也许，命名的困境的解决需要心智健全的时代，但对于命名的困惑虽说是形式的改变，我们也不能忘记有时“形式就是内容”这句话。这种命名的焦虑主要是因为时代的变迁，创作者本体的改变和对传统创作实践理念的不认同出发的。有时，也是因为作家对严肃现实的逃避，这种向易写角度追求自我的诉求用之于创作实践，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同时，这种命名诉求也反映出我们报告文学理论研究的困境，批评家、作家文体意识的淡薄和文体储备的不足。对一种文体的认同实际上是对一种社会意识和生活方式的认同，而现在，一面强调非虚构，一面又开启了非虚构的宽门，这种情形将使真正靠纪实来确立自己原则性、独立性的报告文学文体面临严肃的文学研究考验，真实面目将大打折扣：一是将报告文学称为“非虚构”文学，主观意味太浓，缺乏严肃性；二是对文体建设有害，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原则被滥用小说和诗歌等文体；三是容易助长人的投机意识，浮于表面，难以沉潜，不能客观表达生活，易使有些作者认为报告文学也是可以玩的一种文学式样，只要“非虚构”，管它是什么文体，写着玩就行了，文体自觉意识进一步淡化。
至于有些作家担心创作时受到报告文学真实性原则的束缚，退而求其次以非虚构文学为自己开脱的心理，李炳银先生在《报告文学的理论演化和我的探讨》一文中说：“在掌握了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原则之后，是不应该惧怕‘想象’的。但是，在报告文学的创作中，‘想象’必须严格的限制在已有事实的圈约基础和范围当中。”并且，如果一个作家创作时没有面对真实的这种底气、勇气和信心，那么即使冠之以“非虚构文学”之名，游走于各种概念中玩文学，这种所谓的文学也是不诚实的，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
对此，李朝全先生在《报告文学创作小议》一文中中肯地说：“我们必须明确，非虚构仅仅是一种创作手法，非虚构作品是一个文类而非文体的概念，它表明的是这种文类共同的属性和创作手法——非虚构、纪实。至于文体，还是应该采用报告文学这个概念。”
三、报告文学的坦途
我以为，报告文学的坦途是没有坦途，如同自然和人生之路一样，总会时时充满困境。
导致这种濒于死亡的困境的原因，李敬泽在《报告文学的枯竭和文坛的“青春崇拜”》一文中认为这主要是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惹的祸。他说根本症结是“在叙事伦理上是不成立的”：“任何一种问题都预设着作者、作品、读者之间久经考验的伦理关系，看一篇新闻时，我们确信记者必须为它的客观‘真实’负责，否则会被老总开除；读一部小说时，我们知道这是被豁免的‘谎言’，小说家有权利以虚构想象世界，而报告文学呢？它既承诺客观的‘真实’，又想得到虚构的豁免，天下哪有这等左右逢源的便宜事？”
报告文学是否会像有些人预言的那样，濒于死亡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需要从艺术规律出发进行说明。
在现代化的语境中，西方不断有学者一次次惊世骇俗般地宣布上帝死了，艺术终结了，作者死了等话语，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但是，每一次宣示终结或者死亡都往往是延续的节点，世界并没有像很多哲学家、艺术家所担心的那样，世界还有救。
自然，当黑格尔首次发出“艺术的终结”的惊人论断后，这种警醒也让我们看到了某一种真理的局限性，很多现代人也确实成了“那些能看见却听不见的人”（齐美尔语），放弃自己的心灵游荡于混沌空间，空耗情感而对一切变得无所谓，没有理性评判的能力和幸福生活的意志，名副其实地成了一个工具理性的人，再也看不到作为一个情感的人的那种可爱和与世界和命运的冲突。
但是，“艺术的终结”的命题毕竟是一个言过其实的修辞，不管现代社会如何现代化，如何借助于图像和电子产品充实生活，文学语言本身所具有的言说能力、审美场域、丰富的独特的整体的体验与审美意味等不是其他媒介可以任意替代的。不能把文学艺术简单等同在现代社会中一种商品的层次上理解精神的参与和体验。文学艺术不是彻底沦为名利场上的工具，反之，它是人类文明进程的所需，是一切优秀的精神的积累和沉淀，是人生命的体验与表达，记忆与延伸，是连接历史与未来的可靠的桥梁。
那么，作为文学艺术体裁之一的报告文学的前景，由此可见就是很乐观的了。
原因还在于，报告文学作家题材选择的无比广泛和不可穷尽性决定了这一文体独特的写作优势。报告文学写作的现实土壤特别丰厚，水源充足，随便哪儿一挖，都可以凿出井来。只要报告文学作家有悟性、有深度、有技术、眼睛亮、心眼实，具有水一样浸润的能力，他就一定可以在现实生活的逻辑面前展开无线宽广的写作。
比如，很多报告文学作家有很强的国家意识，大局意识，现实情怀，能相对清晰地理解和把握当下的生活，并给未来以启迪，这种能力不容忽视！不容懈怠!不容丢弃!可以说，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是最积极作为最有力量的一个群体，是一群社会参与意识较强、最能走出书斋,开展田野调查，对现实题材最有把握的一个群体。其心之火热、激情、深沉和理性，都非一般自怨自艾、严重脱离人类社会、充满偏见的艺术家所能类比。如果说有些艺术家在虚构里过活，在结构里模仿，在有限的想象里挖掘生活，那么，报告文学作家则是在面对异常丰富的现实生活逻辑面前展开前景无限的叙述和记录。生活有多少可能性，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就有多少可能性。现实生活逻辑的不可预测性，使得报告文学作家笔锋所及之处，可以处处生春。他不必刻意安排主人公的命运，因为命运早就早早地等在那里，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就使得只要这个报告文学作家思想足够有识见，精神足够强大，笔下足够有能力表达，那么，这个创作源泉是永不会枯竭的。
对此，我们一定要有理论自信和创作自信，一定要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热爱报告文学，一定要主观介入、客观表达，一定要用笔真实地向时代贡献一个作家的思考和叙述，一定要在场，而不是逃逸、失语、软骨和妥协。
这里，有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成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就是陈启文先生。他先前是写散文和小说的，近年来才开始写报告文学。从《共和国粮食报告》到《南方冰雪报告》，从《问卜洞庭》到《北京风暴》，每一部作品的产生，与当下现实生活紧密相连，题材资源源源不断，而且加上他多年来对国家粮食问题，中国水问题持续不断的思考，他写起每一个新的题材来都是下笔不凡，开掘很深。自然，他写得也很苦，为了写好这些作品，他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实地走访了很多地方，为写作中国水系列作品奠定了独特而坚实的叙事基础。
一个报告文学作家面对无比宽广的题材资源，真的不愁创作个体想象力的穷尽和枯竭，这也是报告文学作家最大的幸福之一。而且只要找到自己对某个题材写作空间的挖掘，这个系列作品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呈现出来，如赵瑜先生对中国体育的写作，李鸣生先生对于中国航天的写作，邓贤先生对中国知青和中国远征军的写作，何建明先生对国家题材的叙述，李青松先生对林业生态状况的写作等，都很好地说明了报告文学作家找准题材空间下力开掘后的欣喜与收获。
四、拥抱时代，记录历史
很长一段时间，外界之所以对报告文学有隔膜和疏离感，甚至有时大为误解报告文学，我想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无知；二是人对现实的逃避；三是个人在现实面前的无力和弱势；四是时代的喧嚣、浮躁以及拜金；五是文学教育的问题；六是文学期刊的短视和偏见。
总之，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有病。
现实为什么如此难以接近？真相为什么如此难以接近？谁又能做好真理的邻居？
这些问题，身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一定要好好思索。
“2012”不管是一种现实灾难，还是隐喻象征，这种警示其实都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从这个问题产生起，我们的作家再也不能狭隘地去度量生活了。
我们要培养自己博大的胸怀，悲天悯人的同情心，以人类学的视野关照全人类的福祉和个人的命运。我们再不能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自我陶醉了，再不能在书斋里高喊革命的口号了，我们要深深知道，我们的力量来源仍在大地深处，仍在由无边的现实空间构筑的尘梦里。时代大环境是报告文学生存土壤之一，也可以说是具有决定性的土壤之一。每个中国报告文学作家都应有一个中国梦，甚至世界梦。
同时，当时下金钱成为摧毁文章的推手时，我们也要使金钱成为成就灵魂向神而立的基石，金钱的原罪性即是人性的原罪性，他的异化与人性价值观的扭曲不无关系。其心正，其钱净，可以干正事，可以干大事，可以形成物质与精神双向的良性互动，有尊严有思想有自由地活着，合理而幸福地活着。当生存不仅是由工具理性的人的身体所能完成的新陈代谢时，我们才能谈及精神生命的成长和延续。
时下，也有人利用文学名义淡化政治性，宣讲自己如何具有普世性与超越感，自己创作的文学如何纯粹等。这实质上也是对文学自身的否定和矮化，是另一种奴性。因为人是社会的人，人在根本属性上很难有绝对的超越感。虽然社会变迁，时代语境会发生变化，但阶级性、政治性仍是人的社会本质属性之一。文学作为精神和灵魂在场的一种表达方式，不管多么纯粹，仍然是深深根植于大地之上的，尤其对于以现实生活为直接取材对象的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来说，这种远离时代的心理一定要警惕。
有些作家不要装得自己很远离这个时代，而是要勇敢地去介入这个时代。时代，是一个文化性、政治性、社会性多位一体的概念，作为一个人，脱离这个时代并与时代生出无边的隔膜，这实在是很让人可惜的一件事。无论对于时代是拥抱甚至批判，作家是最应该有态度的一个群体。
一个作家的题材选择，道德倾向，对现实的介入感，信仰寻找和坚守对完成一个文学的人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应向作家路遥一样，时时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心态，投入到报告文学的创作中去。好多时候，写作作为一种劳动，而且很多时候是一种个体的无可替代的劳动，过程往往无比沉重，将一种写作过程视作事业和理想的事情，是需要信念的。继续这种写作行为，有时真的很苦，很累，非在场中人难以理解。
但是，选择从事某一种事业本身也就意味着选择了另一种承受方式。对此，我对选择了报告文学这一利他型叙述方式的作家们报以深深的敬意。这些作家至少是认真积极生活、探索合理性生活方式，尽公不顾私的最具忧患意识，有批判性和建设性的人。这样的人，是星空中的极明星，因为极明，很可能会承受极黑暗的夜空。所以，有时客观环境使然的情况也无需抱怨。
也有很多作家很害怕“意识形态”这个词，好像一个作家写作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关题材的作品，这个作家就被意识形态化了，就丧失了其独立性。殊不知，这也是很自私、很狭隘的意识形态观。作家在面对现实时之所以不能够理直气壮、底气十足、全是因为这种怪异的思维在作祟。报告文学不是让你去远离时代，而是让你去介入时代，不是让你去媚上宠下，而是让你去客观记录，抒情这个时代。谁规定了报告文学就一定与媚上和单纯的歌颂有关，这只是报告文学内容的一部分，之所以是报告文学，不仅“报告”的真实性决定了这一文体的底线，而且还因为文学性也决定了报告文学的底线。对于一部优秀的作品而言，二者缺一不可。
曾有一位报告文学作家说：“做一个报告文学作家要懂政治。”如果不就特殊的语境分析，我想也最好不要单纯地理解这句话，不要仅从揣摩当权者的意志这个层面去理解报告文学的政治性。“政治”一词更多从哲学、经济、政治学层面理解方不至于太狭窄。政治是一个大词，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一个综合体，是介入现实的法宝，不是一个等同于政权的概念。一个不懂政治的人，也是一个对当下社会、经济、文化等很难独立把握和理性评判的人。这一点并不是单纯地靠媚上或亲下能够完成的。也不是按照当局、某些政客的意志去做能够完成的，尤其更不是以被意识形态完全过滤的思维单纯写颂歌或干点别的什么能够解决的。狭窄的“懂政治”不应以丧失报告文学作家的独立性为代价。
适时而相对准确地把握当下，客观地记录这个时代，以独立的思考能力、艺术的表达技巧、灵活的题材选择和另类的叙述角度，理性而有远见地记录、启蒙这个时代，这个报告文学作家将善莫大焉。同时，某些专门和当局搞对立、煽动民怨，在大是大非的历史认知问题上犹疑不定的作家，他的写作之路也不会长远，其作品也会因缺少理性评判，容易陷入充满先入为主的情绪和偏见。
所以，不管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还是编辑，他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作家或者编辑。只要活着，只要灵魂在场，他与这个时代就是密不可分的。李炳银先生在《“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历史作用和意义》一文中说：“要找回真正的文学，首先要找回‘自我’，找回作为人的人。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也需要找回那些既是属于作家，也是属于报告文学创作本应该享有的权利。”
那么，从根本上来说，我们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所要实现的言说境界，实际上就是人的价值的实现与延续。当前，对于报告文学的研究还明显不足，研究队伍和规模还不太庞大，对于这一文体的认识还需要时间和热心。我自己有幸做了报告文学的一名编辑，算是近身于报告文学身边时时感受她的困惑和力量，感受她的魅力和眼泪。今天写了一点感触性的文字，就算是近身思远道吧。愿与更多报告文学评论家、作家一起努力和期待报告文学研究和创作的美好的明天！
（此文已发于《中国报告文学》2013年第1期）
[ 本帖最后由 魏建军 于 2013-1-5 23:05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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