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原华》

马蹄得得

　　前些天我用了整整一周时间读完了清末奇才辜鸿铭先生所著的《中国人的精神》一书。这本辜氏在百年前就用英文写就的哲学论述，在二十世纪的欧洲广为流传，在中国也先后以《原华》、《春秋大义》为名多次出版，并在中西方的文明史上发生的深刻的影响。其中辜氏对中国人精神的论述于精妙娓婉中仍不失坚利钪铿之音，看来后人以文化怪杰以冠辜氏实也是名不为过。

　　起当初在书店发现这本书时，它正躺在一个与哲学、文化并无多大干系的书架上，酱色的书皮与仿宋体的书名显得有些温热，封面的构图也是一个旧式中国人的长辫，固执地翘过头顶，象是一个没有完成却又要处处置疑的问号。椭圆形的框里有一个人的头象，不用问肯定是作者了。他头颅硕大、面颊清瘦，眼皮和眼袋中间的目光，有着旧时中国学者沉稳不凡的气度，却也不失尖瑞和锋芒。再一翻，这封面却有着牛皮纸一样的掘犟韧性，我想这部书所要表达的立场和思想，或许已经在我们翻开封面时已将某种信息传达到了我们的手上。

　　当时看到作者介绍和前言部分的时候，我已决定要将这本书买下来，因为在时下这个人们对形式的注重有过于内涵的道口，我倒本能地想听百年以前的学者翰林是如何独僻溪径而为时代辩解的。况且我面前的这位辜先生，其著书之时，适逢西方工业文明和武力扩张的一个极至，对辜氏这样少年时曾游学与欧洲，饱受中国西方文明薰陶的学者儒士，在这样一个紧要的关头，究竟能吟出怎么样与众不同的诗句来，或许是我买下这本书时迫切想要知道的答案。然而今天掂起这本书翻开扉页时，见到我购书时的签言，却是在整整一年之年，我这样的粗心，若在以前恐是要吃板子了。

　　有人将辜氏的论道喻以为怪，初翻书时，让我吃惊的第一个问题却还尚未及辜氏的论道，算得上是隐约闻到了怪味。因为目前我看到的这本著作，却是黄兴涛和宋小庆两位先生由英文所翻译过来的。据说这位辜大先生游字欧洲时精通近十种语言，尤其是英、德、法文，其英语水平也曾被林语堂和蔡元培先生喻为中国第一。这里我们得承认每一种语言都是有其独到而精确的表达方式的，但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夫子，辜先生却为何放弃了母语的表达，而寻求英语——这种纯西方式的语言——来表达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并不遗力地吹捧其价值，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后来在我对本书的论题有了粗陋的印象，才知辜先生之所以选择使用英文写作，其目的之一无疑是要对外宣传中国传统文明的先进性的，此外，一个中国人用英文写作，让自己成为西方汉学家的一个对照。我想，对一个民族文明的认识我们都无一例外的会用到语言这条必经之路，而当东方人和西方人各自站在对方文化的基坐上用对方的语言来表述思想时，我们将很容易从中分出来深浅优劣来。辜先生在分析中国人的精神时讲道，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为温良的一群，因为他们身上没有任何让人

　　觉得不安的因子，那么做为中国传统文化阵线上的一个分子，辜先生的这一做法无疑也是在用纯东方式的温良身行对西方盲目自大的汉学家们一个嘲讽和白眼。这样的辩论方式，活未出口时便已会让人惭愧。

　　辜先生身上的怪事是层出不穷的。正如辜氏身后的许多看官认为，辜氏既然身受西方文化的薰染，却在以后执拗地维护着中国传统的尊严，“鼓吹儒家文化的价值，思想保守到不到思议的地步，主张保存缠足、辫子、纳妾、皇帝等”。凡此种种，俨然是进步教徒中的一个异数，因为在西方列强快要打到家门口时，辜氏仍在一味地强调着中国文明的优越性，并坚信西方人能从东方中国人的身上学到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的完美之性和不需军警、法律、宗教奢华的良民宗教。很多务实的改良者认为这是辜氏在信口呲黄，而我认为这是后人与辜先生之间一场毫无意义的口水战，因为不可否认的是，例如缠足、辫子这样的事，虽然我们今天且称其为愚昧落后，然而其却无一例外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我们还知道，失去了表相，内涵就无法得到准确的传达，如果失去了传统文明的内涵，那也就无所谓表相了。那么对于思想上受到传统文化教诲的辜先生而言，他的坚持，无疑有着他的原因和道理。如果我们推翻他，那是否也意味着我们否认中国两千年文明的根源，如果我们追随他，或许又会在改良的文明中无所适从。所以我想，后人的自以为怪的确会置已于非

　　常尴尬的两难之地。这想我们完全可以用另外一位哲人的话称其为“存在即合理”。而对辜鸿铭先生和他的著作，我则要用一位登山家的名言，就是“因为山在那儿”。因为辜先生在留学欧洲又重拾儒学遗风之后，其所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偏爱及其风雅持重的气度和坚定的爱国精神，确是生活在风平浪静海湾里的后人们所无法与其比拟的。

　　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十九世纪初中国的这个时间段上。西方的工、商业文明互相融汇，并因受而恨情仇犬齿交错。西方文明的扩张已几乎让闭关自守的中华帝国门洞大开，当欧洲的群盲和军国主义来到温良的中国人面前时，当年无须军警和传道士维持的社会秩序的中国社会究竟应该以何种方式来应对呢？这里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辜鸿铭先生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学者，而并非是一介武将，那么很显然，在他的脑子里首先所反映出的救国之道便断然不是以恶治恶，而是极力要用一种文人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这虽然显得有些愚腐可笑，但中国的实力和传统就摆在那里，那么我们在思想上的选择就只剩下了两条路，一是苟同，二是反对。中西方的文明在思想文化领域有着无法逾越的宽沟大壑，这使中国的低头认同显得有些不可能，但有了武力上的压迫，这一点还是很容易达到的，然而压迫下的必然是反对，那么反对这里又分为了两种形式，一是改良然后反抗，二就是更加的团结保守以求自保。而辜先生选择了后者的后者，欲用中国厚重的文化之墙来固守，这或许也就是让我们感到最为惊查诧的地方。对于一个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来说，在当时改良的呼声越唱越高时，辜先生的做派却更显得分外天真可爱，可亲可敬。

　　其实，当初我们无论从哪一条路上做出应对，或许对今天的改革家们还讲，还是值得回味和思考。毕竟，还有一句话叫作“ALL ROAD IS TO ROMA”，谋事而成事，其科学性不言而喻，而对于谋事者其谋未践者，或许我们也不能说这跟本就不正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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