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贴］为什么写作

雪笑

　　　　为什么写作

　　为什么写作？

　　东汉曹丕在《典论·论文》里说：“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的这句话，可以代表我国古人对文章的一个最基本也最高尚的看法。就是说文章写作，空间上可以经国，时间上可以不朽，或者说对外可以载道经国而对内可以实现生命的永在。与此高论相反，历史上也有人认为写文章是“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以前有些写文章的人，出于自嘲，曾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寻章摘句老雕虫”。刘勰为了对这种轻视文章的看法表示反对，就把自己研究文章的千古名著命名为《文心雕龙》，意思是说文章不仅不是什么虫，反而是龙－－是伟大、神秘、横天经地、气冲云汉的一个事物。

　　事实上每一个写作者各有自己写作的理由与原因。其中有直捷的喜欢写作说，有率真的职业工作说，也有玄虚的与神对话说，还有庄严的精神寄托说，复有所谓抵抗时间的消逝等等说法，这里我只想把自己的写作动机与理由在此做一交代。

　　当年，一个皇帝和大臣们看风景，看到江上千帆竞发，街上人来人往，皇帝问道：他们都在做什么？有一个大臣说：他们熙熙攘攘，无非为名；他们往往来来，无非为利。坦言之，我的写作，本质上仍然是为了名利二字。这名利二字，析言之，利是为了让人存在，名是为了让人光荣地存在。树活皮，人活名。我也是人，于是我也得活一个名；人不为已，天诛地灭，我如不为自己着想首先我将难以存在。存在是皮，存在的光荣是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我认为所有那些说自己只是为了事业而并不求名求利的人，我窃以为他没有说真话。一言以蔽之，为了生存的光荣，我写作。当然，让人生光荣的方式千千万万，如官如宦，如盗如匪，而我之所以独选择了写作，是因为写作于我是比较合适的一种可行的生命方式。

　　原因有四：

　　之一，我觉得写作是一件可以“修改”的工作。

　　写作是笨人笨事。我觉得写作这一人类的劳动方式，它不需要瞬时的即时的反应——而政治、法律、商业等恰恰不是这样的，所以它适合于像我一样对事情不能迅速且正确地做出即时反应的人，它适用于所有那些不善言词，不会察言观色、不会当场阿谀奉承的人。如果我们某一天的写作竟是失败的，我们大不了把它扔掉而已；我们可以对一句话进行反复的推敲；如果有耐心，我们还可以用几十年的功夫，像曹雪芹一样“增删五次”地把一本书做得完全放心了再拿出来面世。当然即使庄严如政治，其实也是不断修改着的，要不，哪有那么多的冤假错案与什么平反昭雪呢？但是，那种修改付出的代价之大，足以让人寒心，历史上政治的每一次修改，都意味着一些人的人头落地，然而写作的修改却如和风细雨一般，悄无人知，或者可以说恰是一种愉快的过程。

　　之二，写作活动的个体性与独创性，非常适合于那些不善于与他人进行合作的人去从事。现代社会，亦即合作社会也，一个人而要进行劳动工作，少不了要与他人进行合作，但是我自己的性格却比较孤傲且清高，我是那种让渔父长叹的不愿与这个世界一起同流合污的人，也是一个心胸狭窄容不下他人缺点的人。我的一个朋友曾经这样说我：你要做官，只能做最大的官。就是说我是一个自我意识十分强烈的人，基于此种种原因，我认为我只能从事写作这种独立的与个体的劳动。

　　之三，我自己也喜欢写作这一人生的行当。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一个人在决定自己人生方式的同时，也就决定了你一生的荣与辱、穷与达。“文章憎命达，儒冠多误身。”所以一般人对写作常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但我个人认为“文章憎命达，儒冠多误身”这样的话是中国古代那些失意的政客说出来的。他们站在做官的角度上看写作，当然看见的就是文章对他们前程的耽误。但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已经开始向官本位思想告别的时代，我们完全可以做一个“无冕之王”，我们完全可以做一个专职的诗人而不在乎什么官与不官。“自由撰稿人”的应运而生，已经有力地表明：自由撰稿，乃是我们这个时代多么自由的一种生活方式，而站在一个自由撰稿人的角度，我要说的是：“文章也喜命达，儒冠并不误身。”
之四，马原《虚构之刀》第128页说：“一般认为写作行为本身是一种突围，对人类困境的突围。”“人类会面临各种困境，饥饿、灾难、失业、失恋，以及种种不安定感。人活在世上困境非常之多。……文学本身就是在困境中寻求突围的过程，这是人们的一种内在需要。”我觉得我之所以选择写作，好像也想于人生的困境中来一次“突围”。事实上每当我写成一首诗或者一篇散文，我确实都有一种起死回生的甚至凤凰涅磐的新生的感觉，我会长长地出一口气，如虎之啸；舒一舒臂，如猿之举；笑一笑，如英雄之得意。
上中学和大学时，我一直多病。一有病我就写日记，因为有病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最孤独，最需要倾诉。一个人爬在床上写上几页日记，心里就觉得舒服了好多。所以我学生时代的日记其实就是一本病历，或者说是一本自我的安慰而已。病一好我就不在床上了，就不需要安慰也不觉得孤独了，于是日记本也就一片空白。

　　也就是说，健康其实就是一片思想的空白。

　　而文字的表达则属于痛苦。有人说写作是抚摸自己心中的沉疴，细一想，然则斯言也。

　　我身体有病时写日记，我心里有病了就写诗。参加工作后，年龄是二十刚出头，单位在一个偏僻的乡下，那时我虽然身体健康了，可是内心却好象还有很多的愁苦——现在想来，那多是无端的一种愁苦。少年不识愁滋味，然而少年却恰恰多愁。那几年我写了很多的诗，我需要倾诉，可是没有人倾听，只有诗肯倾听我，所以我就写诗，一首又一首。当别人都在歌唱青春之快乐的时候，我却在歌唱自己的病与苦闷。现在，我既不写日记了，也慢慢地很少写诗了。我知道自己正在不幸地一天一天地“成熟”与“强大”——我好像不需要倾诉也不需要倾听了。

　　我更喜欢像领导一样沉默少语，尽管我不喜欢做领导。

　　我好像在以此而表示我对某一种生活的拒绝与对另一种生活的深入，而这就正是人生突围的所有原因与方向。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

　　我说：我写作故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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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佐平板

老师，您是一个思想者，一个超脱者．也许一个人的写作是为了探究如何更好的活着和如何死去的问题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