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王克楠 于 2015-10-18 08:38 编辑
令人尊重的面对民间的写作者
————对苏伟散文观以及散文创作之解析
王克楠
一、 面向底层、面对民间的写作态度
我对苏伟的文字，尤其是散文，是从博客开始的。每次打开苏伟的博客都有热血澎湃的感觉，他的《开博前言》是2011-08-12写的，他开博时间不长，但充满了战斗性，“决定开博，是因为我要解放舌头。我渐渐地学会了从跪着的姿态慢慢站立，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因为内心要倾诉，便会不计利害地想说真话，但说真话的文章不一定适合在纸质媒介上发表，所以我选择在网络上公布。”为了说真话选择开博，这是一种底层写作的态度。
苏伟是一位散文研究者，他的散文观是非常鲜明的，散文写作，第一要素便是真实，如果缺乏了真实，其它就显得作秀了。他提倡写散文者不要回避人生的种种现实问题（包括心灵方面的和物质生活方面的），努力倡导“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并在多次笔会上强调这一点。他在《论散文创作中的“聋”和“哑”》中鲜明地阐明了他的散文观：散文不能对百姓的死活视而不见，“千百万忍辱负重的劳苦大众在脚下的土地上默默地生、默默地死。”这并不是苏伟在危言耸听，只要认真地看看普通百姓的生活，就可以发现千万个实例。笔者认为凡是有深度的散文，总是或多或少地证明一些什么，现代散文如果离开百姓的生活而夸夸其谈，就像抗战时期离开民族危亡而风花雪月一样。
在苏伟眼睛里的好散文是这样的：“散文也要呼唤自由，进行冲破限制的战斗。散文注定是要反专制、反压迫、反奴役；弃教条、避学院、避密室的。它需要旷野、需要野性的力量、需要丰沛的热情，也需要大胆的实践。散文的实践，首先是一种争取自由的行动，体现在创作中，便是通过对不自由的内心体验，进行无遮蔽的自由言说。”笔者从苏伟对好散文标准的诉说，看到了鲁迅当年的叛逆精神，对于黑屋子，只有先捅一个窟窿，然后才能好好地用新鲜的材料修饰它。笔者从苏伟的对散文的叙述里读出了一个关键词——自由，没有自由，哪里来的散文？自由，不是一句抽象的空话，是有承担的。承担什么呢？每个人的境界不同，活着的质量不同，对承担的理解也会不同，但是，承担是必须的，没有承担，散文仅仅是个人的小我抒情，只能助长社会的灰色。不禁要回到文学的本身，文学是干什么的呢？洒目世界，可以看到许多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家，即使生活在待遇很好的福利社会，也要去寻找“人生的悲剧和人性的弱点”，我们有权利去自夸幸福得要死吗？文学会胜利吗？如果有“胜利”的话，绝不是得到了牛奶和面包的褒奖，而是在文字里渗透了人间真实的图画。
苏伟是散文写作的执着者，但是他对流行在市面上的大量无病呻吟的“散文”是不屑的。他一直认为中国散文需要进行一次真正的“复兴”，而复兴的希望在民间，这在他的《散文复兴的希望在民间》可以看到他的精神走向。他讴歌民间写作者，“他们毅然决然地摆脱了理论和范文所规定的模式，直面现实，坦露心声，以个体的普通人物定位自己，在文中以人的尺度衡量人，把矛盾冲突留给了自己，把人的尊严还给了他们所关注的人。”请注意关键词——尊严。无视真实的写作，是没有尊严的写作。因为面向底层，正视现实，使得苏伟能够看到悲剧后面的那一面，他在《幸存者的不幸》里，看到了佳木斯十九中学的女教师张丽莉在舍命救学生之后的尴尬，“因身负重伤骨盆粉碎，双腿截肢，大概再也不能生育孩子了。”在《悲剧人生的呼告》中既有对陇西县珠帘小学教师刘军红强暴女生的谴责和愤慨，也有对案件的深层思索，“刘军红做为罪犯,必须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但是做为人世间一个体生命,与我们同在一世界中生活的人,在此,我不但要为受害女学生呼吁人权,尊重和爱,还要替刘军红的罪恶向世人祈求怜悯!”在此，苏伟绝不是为罪犯说情，而是找出刘军红犯罪的根源，以免出现新的此类罪恶。
苏伟是以火一样的热情来写散文的，所以他的散文很少有大段的描述和叙述，他来不及做这些，他需要把满腔的热情和悲愤倾吐出去！他的散文《救救孩子，救救我们》是这样，散文《受难的故土，惨烈的现实》也是这样，读者只能在他的火热的抒情中渐渐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受难的故土，惨烈的现实》写了他的故乡天水一个普通农妇苏俊霞的命运。这个叫苏俊霞的中国农村妇女，具有中国传统妇女的一切美德，“忠厚老实,孝敬老人,爱护孩子,在田间地头,默默耕耘,任劳任怨。”然而，好的品德并没有给她带来好的命运，“苏俊霞野蛮的丈夫借此侮辱她,抛弃她,甚至要宰杀她。”在苏伟的文本里，“好人得好报”是一个悖论，人的尊严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抗争，就没有尊严。《救救孩子，救救我们》的目光盯在偏远山村的孩子们，“孩子们穷的不仅是物质,他们更穷的是精神。他们因父母的无知无能,或家中突然遭遇的变故,往往生活中一个受人歧视,受人侮辱,无爱,也无尊严的环境中。他们的痛苦,来自非人地位对心灵的戕害,来自社会对他们的压榨和剥削。”这样的表达是真实的，这样的分析是犀利的，富裕起来的一些地区和一些人常常到贫困山区以扶贫的名义做秀，一时的做秀无法解决孩子们的根本问题。
苏伟散文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是用审视的目光观察一切事物的，即使是回到故乡，他也没有被亲情冲昏头脑，冷静地审视着乡亲们的朴实和愚昧。苏伟除了像鲁迅那样冷静地解剖社会，解剖人心，还无情地解剖自己，在故乡他“虚荣”了一番后，然后自责，“我心如针刺，我讨厌自己，我嘲讽自己，我憎恶庸众；无奈之下，我又不得不这样去做。”苏伟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主编《散文世界》和《千高原》杂志的时候，他的眼光在民间，扶植了一批民间默默无闻的写作者。他是一个热情似火的人，但是他又生活在一个复杂的心灵世界里，“在文学的世界里，我奔劳于自己愿做却不一定能做成，不愿做但必须去做的被人习惯称呼的工作中，现实夹杂着理想，理想照耀着现实，在白昼辛勤劳作与夜晚无限想象的双重包围中。”由于种种的原因，他对世界上的灾难有着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别人对灾难唯恐躲避不及的时候，他迎着苦难走路，不仅直面自己遇到的苦难，尽可能用自己的热量为生活在底层的朋友减少一分苦难，比如对农妇苏俊霞的帮助，苏伟和十余位作家、学者都替她抱打不平，大家一起帮她岀主意，使得苏俊霞得到了一处可以遮风避雨的住处。
因为满腔的热情或者悲愤，苏伟的作品很少对人物进行刻画，偶尔的刻画也是来自心灵的感觉，比如苏伟刻画自己已经年迈的二娘，“她的双眼浑浊无光，暗黄的幕壁弥散在眼珠的周围，像吸水的海绵吸干了眼睛原有的温润，凸显而出的是干涸的荒凉，失神的呆滞。但她的目光打量我，以至在我身上搜寻什么的时候，依然有种穿透力，狠狠地掘入我的灵魂。”这样的刻画不仅是外表的刻画，也是对饱受生活苦难的二娘的形象刻画，因为发自深心，才那么与众不同。再就是细节，苏伟写人物的处境，基本上没有用过说明文字，而是使用细节来为人物的艰难点睛，如写二娘生活习惯的变化，写了年迈的二娘戒掉了“茶瘾”，这个细节很锥人的。在其它散文里的，他也是善于捕捉人物存在的细节，一般是为人物的精神世界“寻找证明”的时候，才去用细节烘托，在大多数时候，他还是喜欢用直接抒情的方法去表达对世界的感觉，去辨别是非曲直。
二、扎根故乡的赤子情结
故乡对于每个人都难于忘怀，对于苏伟也是挥之不去的情愫。故乡虽然贫穷，也是他写作的重要资源，其它的资源可能用一阵子就用完了，故乡的写作资源是永远用不完的，因为作者心中有对故乡的拳拳之爱。其他作家对故乡的热爱就不一一说了，鲁迅先生对故乡的热爱，从他的散文里一一凸显；当代的莫言因为热爱故乡，竟然形成了写作惯性，凡是他遇到的“有意思”的事情，都要放到他的山东省高密县去过滤一番。
苏伟无疑也是热爱自己的故乡的，苏伟的故乡在甘肃天水。天水市地处陕、甘、川三省交界，天水的东部和南部因古老地层褶皱而隆起，形成山地地貌。北部因受地质沉陷和红、黄土层沉积，形成黄土层沉积，形成黄土丘陵地貌。在我的印象里，黄土丘陵占据天水的大部分地区。苏伟热爱故乡，不是美化故乡，他的《心随故乡而受难》谢了故乡的另一面，作者是只身到北京“北漂”的，经过了若干年，回到了家乡，家乡还是原来的家乡，到处洋溢着贫苦，作者的眼睛里看到的全是虚无，“我的家在哪里？我的父母亲难道在流浪吗？”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苏伟的父母为了支持苏伟在北京创业，卖掉了县城的房子,但老人无法适应大都市的生活节奏,他们日夜思念故土……母亲是人的生命之源，母亲十分理解自己的儿子，在儿子去北京实践自己的文学梦的时候，她无私地支持了儿子，当母亲因为患腰椎间盘突出病症，去兰州军区总院做手术时，母亲为了支持儿子的工作，阻止他去兰州陪护。苏伟的创作是有根的，这个根就是浓浓的亲情和由亲情基础上的对世界的博爱。
苏伟热爱故乡，因为故乡有那些可亲可敬的人。对于故乡人的愚昧，他是恨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对故乡人的朴实，给他做人带来丰富的营养。在作者故乡的人物长廊里，他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四爷和奶奶，奶奶早年守寡，身体多病，是药罐子，大水又淹死了作者的姑姑，“奶奶的一生完整、深刻地诠释了我心中的母亲的内涵，她勤劳、善良、任劳任怨、无私奉献，把一个劳动者艰难和光荣，把一个母亲的仁慈和爱植根在儿女的心中。”作者的二娘也是作者故乡的人物长廊其中一个。苏伟在《二娘：一座苦难的活雕塑》详细记录了二娘以及二娘对自己的影响。二娘是苦命的二娘，老伴死的早，女儿也一命归阴，为了给儿子娶媳妇，她向亲朋借钱……尽管生活充满了苦难，二娘依然对亲人有着深深的感情。苏伟爷爷奶奶生活也很苦，当然父亲和姑姑也跟着受苦，父亲小时候受穷没什么吃的，有时很自己跑上山去挖小蒜吃，老二娘为了让侄儿吃上小蒜，“老眼昏花，顶烈日、迎雷雨，遍山遍野凭经验在找小蒜，遇到坡陡时他便跪下，撅起屁股，伸长腰身，双腿微微叉开，胳膊肘贴地，双膝深埋土里以保持身体平衡，用一双干枯的手，像做针线活一样小心地挖岀小蒜，轻轻拂去潮湿的泥土，然后蜷缩手掌用手指捋它几下。”这些动作描写里渗透了深深的亲情！笔者想起朱自清写《背影》里翻越车站站台的父爱描写，苏伟写二娘给自己父亲找小蒜吃，也是一样的母爱啊。
对于底层劳动妇女遇到的不幸，苏伟是痛其不幸，在《高处的“囚徒”》里，继续抒写名字叫苏俊霞的故乡的农家女，苏俊霞本分、守己、勤劳、善良的，却屡遭不幸，精神状态极差。作者从她的女儿为苏俊霞写作文入笔，刻画了这位现代祥林嫂的苦难境遇。苏俊霞这个农村妇女相夫持家，将青春年华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五口之“家”，看着丈夫由一个苦工变为工程队的领班；看着孩子由嗷嗷待哺的婴儿变成活蹦乱跳的小学生；看着生病的公公和婆婆由险境转为安稳……但是狼心狗肺的丈夫要抛弃她！她的遭遇博得了好心人的同情和怜悯，好不容易在未经法院判决之前，协商解决了财产分割问题，苏俊霞比较顺利地得到了一套130多平米的高层楼房。住房问题解决了，但苏俊霞这个妇女幸福了吗？苏伟清楚地明白这位妇女依然不幸福，“她的那双腿赌气似的不听使唤，既不缺骨肉，又不少筋络，就是软塌塌地站立不直，更无法让她挺直腰板，跨步前行……欲哭无泪、欲行无力的苏俊霞就这样成为了一名被命运之手举起架在五楼，置身高处的‘囚徒’！”苏俊霞的遭遇使得笔者想到了“娜拉走后怎么办”的话题，不幸的人永远是不幸的，苏俊霞离婚后，生活依然不幸！已有些半魔半疯,曾自杀两次未成的苏俊霞,生命已暗淡了光泽，苏伟在文中写了苏俊霞的复杂存在,这已不是在写她一人,而是在写西北农村苦守家园的妇女们的典型代表,人间命运！
苏伟的散文很多涉笔乡亲们的死亡，散文《猪娃叔的死》写了一位远亲叔，猪娃叔为了给猪割草，从山崖上摔下，死了。“我陷入久久的沉思，想着这猪娃叔真是个苦命的人，怎么他偏偏地就死在了这举家团圆的中秋节！究竟是他念着孩儿们，还是孩儿们想着他，于是在祈盼团聚之时，一方无端心慌，一方愁绪绵长，终于让老者命丧黄泉，留给年轻生者终身难以填补的悔恨和自责呢？”猪娃叔当时没有立即死亡，被邻居送到医院，“走到人生尽头，即将离世的猪娃叔，从不说些其它的话，却反反复复重复着“我那猪娃，我那猪娃”猪娃叔的儿子赶到了医院，被十万元的医疗费吓住了，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老爹一命归阴。这篇散文是叙述猪娃叔的不幸的，也是揭露现代乡村空心村的现实的，“月夜空旷的静寂中，山村更显萧条、荒凉，看不见行人踪影，听不见狗吠鸡鸣，年轻一代都已岀外打工，老人和孩童早已闭门熟睡。”村庄里只有老人和孩子，遇到事情只好抓瞎。乡邻和亲戚们的悲惨命运，给苏伟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无形中影响了他的写作态度。
苏伟的《表兄：危机和希望》简直就是天水地区部分农民的灾难史。灾难不仅是来自生活的变故，更因为心灵的重负。中国的乡村，恨多地方还相当迷信，农民相信“鬼魂缠绕着他，使他将活人的命运和希望寄托在亡故亲人的坟头,那一方讲究山向和土脉的地方。”苏伟的这位表兄本来勤劳肯干，但得了癫痫病，“他还替鬼说人话，把在医院陪他治病的亲人吓得魂不附体，也像鬼一样变得惊慌起来，纷纷逃离。”除了人间灾难，“鬼”也给表兄一家带来了灾难，“自从表兄闹病后，第二年我的大表姐因受丈夫的毒打和欺侮,带着满心怨恨,服毒自杀。”接着，作者的姑妈串亲戚回来的时候掉进了冰窟窿里，淹死了。“表兄姊妹个个肿胀着眼睛，眼中浸泡着亮晶晶的泪水，让人心碎肠断。”生活的折磨，使得这位表兄的个性变化了很多，他渐渐地不再朴实了，开始在金钱上斤斤计较，甚至产生了同性恋的倾向……散文不是诉苦，而是用来思考的，苏伟的这篇散文的重心就在于对造成农民苦难原因的思索，“一个普通的小人物竟也如此复杂！”到底是怎么的魔手操作着人间悲剧呢？
苏伟不仅为家乡的父老动笔，还为身边的普通百姓动笔，《国庆,回不去家的底层穷人》写了流浪者雷魁殿，用北京西客站的流浪母子严春花和小小，“七岁的小小就像他的名字,长得比同龄孩子瘦弱,身上结着一层厚厚的黑痂,但眼睛非常明亮闫春花和小小每天靠捡瓶子为生,运气好的话一天大约捡七十来个,运气不好就只有四十几个。”有曾经是国企工人的“刘怀德带着全部家当从辽宁来北京治病几月内花光所有钱后,找不到工作的他睡在了西站南广场,这一住竟是四年刘怀德住在广场出站口宣传栏背后,几个破旧袋子垒在一块就是他的床。”面对底层的疾苦，苏伟从来没有优越感，能够深层体谅这些人的痛楚，在写作从来没有失声，他在疾呼“世界的一边是鲍鱼海参的富有阶级,另一边是舔着剩饭粒充的饥底层穷人，晃动的山影波光,激荡的欢声笑语掩盖了穷苦人的眼泪,让我们忘记了活着的使命！”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苏伟的文字里感叹号特别多，这不是作者做秀，是他如同烈火喷涌出来的文字，无法不用感叹号来加强语气。
苏伟的散文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包括他的论文），但是他的抒情不是干巴巴吼出来的，往往是借助环境景物的烘托抒发出来的，比如他回到天水老家给爷爷奶奶上坟，“准备上路时，天空飘起了纷飞的雪花，轻盈飘洒的雪花白灿灿的，多么像键盘上舞动的音符，浅浅吟唱，为我，为我的先祖！她仿佛听懂了亡人的惦念，他仿佛领悟了我难以诉说的心灵，才来得这般及时，舞得这般轻快，唱得这般动听吧！”看吧，雪花代表了作者此时此地的心情啊。作者无意美化家乡，写出了家乡的教育落后，村民贫穷，毫无来由的迷信等现象，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三、 充分吸收俄罗斯文学中的伟大元素
在笔者对苏伟文字的将近两年的观察中，逐渐体会到他身上有一种由苦难而凝结的热力，一种发自心底的浓烈的主观战斗精神。苏伟这样的精神和写作，虽然在当下的中国是少数，但弥足珍贵。中国古代文学从来不欠缺豪放派，苏伟的写作还不属于豪放派，他是凝聚了太多的苦难，而后抑制不住地喷薄而出。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有郭沫若为视美国的惠特曼为经典，苏伟也崇拜惠特曼的风格。胡风是与晚年鲁迅交往密切，是一个很受鲁迅赞赏的青年作家，胡风在文艺理论上主张“主观战斗精神”…….从笔者的观察看，苏伟的内在的写作热忱和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有神交之处。苏伟的身上有浓烈的把世界撕破、而后再建造一个新世界的创作冲动。苏伟不仅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文学活动家，无论是编刊物，还是进行专项评奖，或者是主编出版文学书籍，身上总是有用不完的精力。天长日久，围绕《千高原》（以及过去的《散文世界》）凝聚了一大批来自民间的作者。
苏伟在多次笔会上阐述他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观。在和平的时代背景夏，苏伟为何一再阐释“革命”，对革命情有独钟？苏伟所讲的“革命”不是社会制度的革命，也不是意识领域形态的革命，而是出于他对当代文学整体上庸俗化的背叛。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文学必然被商品经济所腐蚀，各种文学体裁里的靡靡之音太多、太泛滥。商女不知亡国恨，对国家的危亡，对民族的振兴，对民族精神的再造，太多的人采取了麻木不仁的态度。面对这样的麻木，太需要一针强心针太刺激一下了，因此，苏伟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观是有针对性的，不是空洞的文学概念。
苏伟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他提出的文学观点是有理论支撑的。从笔者对他的文学观来看，来自俄罗斯的文学精神对苏伟文学观的形成有着绝对的意义。毫无讳言，俄罗斯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内都是有重要位置的。俄罗斯文学里的虔诚的宗教意识，面对底层大众毫无间隙的文学态度，面对深灰丑恶的激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前仆后继不惜以自己的性命来维护文学纯洁的做人高度，对中国的文学人士和广大知识分子有着深远的影响。早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时期，鲁迅、瞿秋白一批作家已经发现了俄罗斯文学这座富矿，从中得到了很多借鉴。中国文学进入“文革后”以后，伟大的俄罗斯文学渐渐淡出了许多中国作家的视野，倒是来自欧洲和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小说”、“黑色幽默”、“存在主义文学”等流派对中国当代文学形成了决定性的影响，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文化渐行渐远。
凡是杰出的文学必然有杰出的理论家，维•格•别林斯基是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奠基者，十九世纪上半期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批评家。他倡导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学派”(批判现实主义派别)，使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成为当时俄罗斯文学主导流派，促进了文学同俄罗斯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的结合。别林斯基为文学不顾个人生死安危地去追求，后经由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涅克拉索夫、契诃夫、索尔仁尼琴等人的传承而发扬光大。苏伟对俄国的别林斯基非常崇拜，称他是俄罗斯文学“文学批评界的鹰”，苏伟十分珍爱别林斯基的《现实主义文学宣言书》，他坦然承认别林斯基对自己的巨大影响，“是你，让我坚守住了从事写作的人格底线；是你，引领我进行大胆的创新，并葆有激情和反抗的精神。”称赫尔岑是“革命的敲钟人和引领者，就是要叫他匡正歪理邪念，给人正身，给革命正名。能做到这一点的，非他莫属。”整个俄罗斯文学里的批判现实主义的趋向，确实深深影响了苏伟，使得他无法不抱着“革命现实主义”态度进行文学创作。
苏伟十分推崇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他是“人类灵魂的伟大审问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伟大的作家一生困顿，囚犯、死刑、流放、监禁、丧子、病痛、赤贫、负债、无边的孤寂,人类九种最致命的苦难,全集中于陀翁一人身上。苏伟读了陀翁二十七卷文集，领悟到了陀翁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意义。社会的黑暗来自人的内心的黑暗，人心的黑暗来自人的信仰的丧失，苏伟从这位伟大作家身上吸取了更多的营养，“我因陀思妥耶夫斯基,重新认识了文学;也因他,更深地理解了人,懂得了自己。”苏伟还十分崇拜列•尼•托尔斯泰的小说，称颂列•尼•托尔斯泰是“普照俄罗斯大地的太阳”，在多次笔会上，苏伟充满感情地叙述晚年列•尼•托尔斯泰离家出走的情形，苏伟四次读《托尔斯泰传》,三次落泪,百感交集,“我无论如何做不到托翁那地步,他为了穷人牺牲了健康、天才、欢乐、家庭和享受，放弃了世袭伯爵的头衔,将所有财产全捐献了岀去,遭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反对,他的困苦,想必是后世人们所无法理解的。”对十月革命前后的俄罗斯作家高尔基也是欣赏的，“高尔基的一生太坎坷、太复杂、太丰富了！”
笔者从苏伟的博客上读他所推崇的俄罗斯作家，几乎是全是经过九死一生的磨难的。磨难出作家，磨难出真实，具有东正教信仰的俄罗斯作家们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殉道。苏伟是一个作家，一般不会去关心政治，但是通过他对俄罗斯文学家们的推崇，可以读出他对封建专制的痛恨，封建专制无从关心人民的死活，人民更没有渠道参与国家的管理和监督。沙皇的压迫是残酷的，斯大林主义的压迫也是残酷的，俄罗斯作家们就是在政治高压下坚持自己的信仰和写作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亚•索尔仁尼琴也是被流放，做过囚徒，即使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索尔仁尼琴也没有放弃写作，用自己的力作《古拉格群岛》去控诉专制主义，以博大的胸襟去挖掘施虐者身上发生的悲剧。苏伟称亚•索尔仁尼琴“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更主要的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摧毁庞大帝国专制政权英勇无畏的斗士，拯救人类以免毁灭的最真诚、最彻底、最无私的人之子。”当看到索尔仁尼琴先生的煌煌巨著《红轮》,由中国的江苏文艺岀版社隆重出版，苏伟十分兴奋地在博客著文欢呼，欣喜心情油然而生。
四、 从世界的高度重新诠释鲁迅精神
鲁迅现象是中国文学史，也是思想史上的一个奇迹。因为走在我们前面的许多人，有太多的软骨头，而鲁迅的骨头是硬的；鲁迅对于封建中国是一枚利剑，刺穿了封建主义的虚伪和惨无人道。古人与今人，能够成为同路人，在思想上一定有默契之处，“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坟》：《论睁了眼看》）苏伟崇拜鲁迅，就是因为他自己身上也有这样强烈的面对现实的精神，他坚决不说假话，不做假事，脚踏实地地做人做事。其次，鲁迅身上有着战士的战斗精神，“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自鲁迅的《二心集》）。苏伟崇拜鲁迅，反对毫无来由地风花雪月，面对现实生活的诸多不合理乃至昏暗，还要风花雪月地哼哼唧唧，这是苏伟不屑的。先做好一个战士，再去做一个建设者，不破不立，先破后立，对一切妖魔鬼怪魑魅魍魉，用以刀对刀，以枪对枪，要痛打落水狗，一定不可以留情面。
凡是见过苏伟的人，都能从他的言谈举止里感受他爱憎分明的性格，爱就是爱，恨就是恨，绝不走“中间道路”。苏伟在文学观上和文学创作上，也不给自己留后路，像画家徐悲鸿那样“一意孤行”地沿着自己认定的路子走下去。其实，不留后路就是最好的道路，人如果狡猾了，狡兔三窟了，就会丧失本真的自己，就会把文学艺术中最重要的东西丢了。对于腐败，苏伟是痛恨的，中国传统政治不是一种法制政治，而是一种伦理政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会关系囊括了一切，把百姓被当作了群氓，无从参与国家的管理和监督，更无从分享在宪法范围内的自由。鲁迅是战士，更多的体现在他的杂文里。鲁迅是把杂文作为刺向黑暗势力的匕首和投枪的，既然亮出了匕首和投枪，就不能留情，更不能怯懦。苏伟是深谙鲁迅精神的作家，因此在当代遇到了反鲁迅的潮流，他不为所动，镇定自若，他在《鲁迅岂能人造》一文中，并不回避一些专家学者对鲁迅的非难，“在短短的几十年中,竟有一万六千八百多名人向鲁迅先生发生猛攻,大有不鞭尸焚骨,难以罢休的嚣张气焰。”人多就一定有理吗？更不要说有不少人借助于谩骂鲁迅来炫耀自己的羽毛。
因为对于鲁迅精神的继承，使得苏伟结交了一批全国热爱鲁迅的作家、学者，林贤治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苏伟认为“鲁迅的思想和精神养育了同样会思考的林贤治,林贤治以人子的热烈情怀回赠鲁迅真实。”林贤治是当代少有的能和鲁迅神交沟通的学者，读林先生研究鲁迅的文字，总会有醍醐灌顶的猛醒。鲁迅的作品表面上是“冷”的，但是他的内心确实热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对于专制统治，对于封建主义虚伪的道德，鲁迅是毫不留情的，但对于底层生命的百姓，、鲁迅充满了同情和怜悯，无论是闰土一家人的生活困顿，还是祥林嫂的遭遇（虽然是艺术形象），鲁迅都给予了热切的关注，甚至对孔乙己都有沉入心底的人道主义同情。鲁迅在思索着百姓怎样摆脱生活的困苦？如何摆脱心灵的枷锁？鲁迅的人生精神具有“决绝”的元素，这样的元素影响着苏伟，既然选择了用文学的形式关注民间疾苦，就要义无反顾的走下去，任何妥协和退缩都意味着背叛！当代一些写字的人或多或少地都会以文字愉悦自我的时候，苏伟一点也不留给自己欣赏风花雪月的时间，他坚定的沿着鲁迅的方向走下去，并和具有同样朴素情怀的作家们结为良师益友。
在2015年的汉阴笔会上，苏伟在创作发言里又一次谈到他对鲁迅先生《野草》的推崇，《野草》就如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承担了鲁迅太多的精神的苦闷和勃发。与鲁迅的其它作品相比，《野草》充满了象征和暗喻，语言恣肆汪洋，具有很强的穿透力，里面有痛苦，有郁闷，更有愤怒的呐喊！鲁迅写《野草》的时候，正值中国现实无比昏暗，巨大而浓重的黑影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这个时候《野草》出世了！鲁迅作为一个特立独行者，他的内心充满了自由独立的精神，他的《野草》具有战国时代屈原的爱国情怀和愤懑。《野草》不回避假恶丑，不仅有文学价值，更具有思想价值和哲学价值，《野草》的哲学是生命哲学。《野草》是对封建帝国进行宣战的宣战书，是活着，还是死去，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去，在文本都是一种哲学意味。《野草》共23篇，篇篇都是悲剧，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鲁迅的凄苦身影。《野草》中有绝望的情绪，但更多的是对世界的希望，对青年人的希望。不少学者把《野草》当作散文诗，苏伟却认为《野草》是散文，不是散文诗，《野草》还有待于文学理论家和学者进行更深透的研究，对于《野草》在鲁迅思想体系里的评价不足，这是鲁迅研究的缺陷。鲁迅曾经以“地下的熔岩”来形容民间声音，来自底层的创作是鲁迅一直关注的，无论是萧红和萧军，还是左联的那些年轻作家的作品，鲁迅一直给予极大的鼓励和实际的支持。
苏伟是从反封建的角度来继承鲁迅精神的，“如果不从变革现实,进行革命的角度论及鲁迅先生,他便什么也不是。他惟一教给我们的就是认清自己的奴隶地位，并敦促自己不断地反抗。”在苏伟而言，鲁迅不仅是永远学习的榜样，而且是力量的来源，“鲁迅先生,此乃铁骨铮铮的汉子,永不妥协的革命家，死于七十多年前，却奇迹般地活在当下，他走在时代的前列，引领着我们。”鲁迅赞赏“汉唐气魄”，同时又提倡“拿来主义”，大力主张广泛吸收世界文化的一切好的地方。苏伟继承了鲁迅的这个精神，对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学遗产，都经过自己的消化，而后吸收。他是一个有世界眼光的学者和作家。他向世界文学遗产学习的时候，从来不带有色眼镜，从来不先入为主地用教条主义的框框去框住世界的文学遗产。在他的眼睛里，不仅有茨威格这样的小说大家，还有思想家尼采这样的具有突出个性的思想家，称尼采是“雪山上的独舞者”。在读尼采之前，苏伟读过许多哲学家的哲学著作，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尔，“尤其是海德格尔，似乎置身于云海雾都之中，四顾茫然，像迷路的羔羊徘徊难定。”但是读了尼采以后，眼前突然变得清澈了。
尼采和叔本华的哲学都在力图阐释人生，他们人生哲学的共同点在于都认为人生是一场悲剧。叔本华认为人的意志导致欲望，欲望难以满足（即是人心不足蛇吞象），试看中国当下社会现实中那些贪得无厌的贪官不就是这样的人吗？叔本华认为人生皆为虚无，主张自杀；“而尼采则主张强力意志，给悲剧寻找意义，进而超越普遍人性，进行自我开拓。”尼采的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很让苏伟受用，苏伟欣赏强者的真理，认为尼采的哲学“具备实践性”，大约这也是他一边为文一边积极从事文学活动的原因之一吧。至于茨威格，苏伟侧重写了这位伟大的小说家有一双“闪电般敏锐的眼睛”，正是因为有这双与众不同的眼睛，他才能把上层社会妇女的心态和欲望表达得那么入木三分。茨威格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小时》可谓经典，“原因就在于茨威格大师写出了女人的真实内心，那种强烈的矛盾冲突，赴死的爱和与命运的冲突博斗。”
苏伟实事求是地学习前人的一起智慧，敢于用质问的眼光去读那些已成“定论”的书籍，比如伟大的马克思的再阅读，在他读了关于马克思的六本重要著作和三本《马克思传》之后，苏伟“痛心地发现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在研究和论述人时，多从历史，社会，制度，物质条件等方面入手，指出了人的外部特征，却严重忽视了个体人的内在特征和要求，诸如对人的心理，精神，人的偶然性，非理性，尤其是恶等几乎未曾深究。”也就是说，世界上的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马克思主义绝不会终止真理，而是抵达更好智慧的梯子，马克思的学说还需要后代去丰富，去完善。
在人生的舞台上，苏伟作为一个写作者和“战斗者”，常常会感到孤独和焦躁。他不断到全国各地的大学里做演讲和讲课，“挤车、打盹、旋晕、乏困让我首次体验了鲁迅先生笔下过客的存在境遇。”（摘自《走,我的悲叹与挣扎》）在高校讲课，被很多当作风光的事情，苏伟却感到莫名其妙的压抑，“自从跃上讲台的那一刻起，我自觉已在与虚无抗争中创造一种无人能见、能摸、可实用的价值，其实是在混沌的世界，发岀一种声音。四面是空虚的场，夹有各种声音，我的声音落于杂音中，于空虚的场里倍显渺远、细弱和不和谐。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夜里狼嚎？鬼叫？猫头鹰的悲鸣？乌鸦的报丧？”苏伟直接从鲁迅那里继承了忧国忧民的精神，他在忧愤中思索，“人是社会的人,人在社会中难以不受其影响。罪恶的制度，生岀罪恶的文化和变异的观念，它像毒蛇一样将毒液注入人的躯体，致使心灵大面积瘫痪，使人在浮肿中毙命。托尔斯泰讲了，不除这万恶的制度，人们将无法免于灾难。”苏伟思考得很深刻。笔者作为评论者，欣赏苏伟这样的做人和为文态度，坚持着，才是有价值的！坚持着，才是有希望的！
于2015年8月
|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
发表于 2015-8-3 12:19
收藏
楼主
发表于 2015-8-3 15: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