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在历史的沉积中

冰冰

　　1934 年秋天的一个晚上，莫斯科第二艺术剧院准备公演前苏联著名作家阿·托尔斯泰的话剧《彼得大帝》，前来观看演出的是斯大林和全体政治局委员，还有红色教授学院的一批教授，他们的身份当然是评论家。

　　演出前，剧院经理布列森涅夫一再叮嘱扮演彼得大帝的演员，尽量少表现彼得大帝的英雄气概，不然要犯宣传君主制的严重错误。大幕拉开后，斯大林坐在包厢里一动不动，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也未鼓过一次掌。更让人心惊肉跳的是，离剧结束还有一刻钟的时候，斯大林居然站起来离开包厢出去。经理布列森涅夫吓变了脸色，他大着胆子尾追而去。看到此情，那些红色教授们将舞台道具撤去，摆上讲台，然后，他们个个义愤填膺指责这出话剧的反动透顶与不可救药。调子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激烈，就差提出要把与此有关的人全送进监牢了。

　　这时，布列森涅夫上了舞台，他打断了第11位正严厉谴责剧本的发言人，高声说道：同志们，法国有句谚语说得好，真理诞生于交锋中。我很高兴10个发过言的人和第11个正在发言的人一致严厉谴责这个剧本，因为我相信下面发言的人将持完全相反的观点。起码我已知道有一个人持这种观点。一小时以前，斯大林同志同我谈话时对彩排发表了如下看法：剧本写得很好，遗憾的是彼得大帝的英雄气概表现得不够。”他的话刚完，会场上马上响起“斯大林同志万岁”的口号声。

　　第 12 个发言的仍是红色教授学院的教授，不过他是这么说的：任何语言都无法表示我对前 11 位发言人的愤慨，他们竟然敢否定我们刚刚看过的演出，竟敢如此诋毁如此优秀的话剧。正如斯大林同志英明而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剧本写得很好。作者和导演的惟一错误，正如斯大林同志英明而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是彼得大帝表现得还缺乏英雄气概!

　　接下来的发言自然也是赞同第12个人的意见，并全力批判前 11个人的反动言论。（摘自孙玉祥先生的《专制使人虚伪》一文）

　　苏联曾是我们的老大哥，苏共也曾是我们的兄弟党，类似苏联的这种趋炎附势的场面，在我们党内也曾不止一次的发生过。钱伯城先生的《梁涑溟为“雅量”而争》一文中，就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1953年的9月8日至18日，中央为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连续召开了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会议。梁漱溟是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先后参加和列席了两次会议。

　　争“雅量”的起因是9月11日梁漱溟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上的一篇发言，其主要内容是“今建设重点在工业，……工人九天，农民九地”过去农民“与共产党亲如一家，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等等。在9月12 的会议上，毛主席明确表态“……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在18日午后的会议上，梁漱溟说：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而主席却诬我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毛主席立刻厉声说：告诉你，我没有雅量 !( 《毛选》第五卷经过文字加工改为 “那样的雅量， 我们大概不会有”。)

　　梁漱溟是一届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是人家的本务，而且，梁漱溟所谈的只是社会主义建设如何平衡发展的问题。梁漱溟所争的也只是自我批评的雅量，用他的话说，“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您更加尊敬。……我是说主席有无自我批评的雅量。”

　　向领袖争“雅量”的后果可想而知，梁漱溟的发言“仅谈十分钟，即有喝住。多人谓如此反动言论，不宜容彼在此乱说”。之后，就陷入“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的斥责声中，而那些斥责他的却又是“平日雍容论政，揖让议事的一些老友之口”。

　　那些往日揖让议事的老友们和苏联那些红色教授学院的教授们一样，脸变的真快，他们的火候掌握的真好，千载难逢，机不可失，今不出言等待何时，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于是，一个个义愤填膺的你方唱罢我登场，意志坚定的，非把自己的人格扭曲不可。

　　应当说，无论是苏联的红色教授学院的教授们，还是中国的那些揖让议事的老友们，他们在争民主争自由的过程中，都有或大或小的一堆功绩，都具有较强的辨别事非的能力，可为什么在权力面前就都那么畏畏缩缩的直不起腰呢？为什么连一句真话都不敢说呢？环境对人格的影响可见一斑。

　　梁漱溟“雅量”之争的后果，使不少谏诤者谈虎色变，不少原本人格健康的人也只得打顺风旗，说顺耳话，而正是有了这种打顺风旗，说顺风话的环境，使一些正直的人不敢说真话，说真实话。这种恶性循环，助长了当权者我行我素的独断专行，使原本鲜艳的民主大旗不再那么鲜艳，破坏了一个政党原本健康的民主气氛。梁漱溟的“雅量”之争是这样，彭德怀事件是这样，到了文革打倒刘少奇更是愈演愈烈。不敢坚持真理，遇事见风使舵，已成了一个政党不能健康发展的痼疾，这种痼疾使我们距现代文明越来越远。

　　我们把以上的二件事假设一下，假设斯大林没有去看《彼得大帝》，那些红色教授学院的教授们又该如何去评论该剧呢？

　　假设毛泽东如梁漱溟所希望看到的那样，“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 后果及产生的影响又会怎样呢？

　　遗憾的是，这不是事实，仅仅是一种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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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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