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陈丹青专帖

雪笑

将小孩当大人管，将大人当小孩管。

　　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陈丹青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是一名优秀的党员。是伟大的艺术家，是最伟大的学者。

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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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04月22日15时07分?来源:光明网-中华读书报??缪哲


　　研究生与博士生的外语考试，受诟病有多年了，近日终于酿出一个不大不小的乱子，这就是陈丹青教授辞了清华的职。原因据报刊称，是数年以来，他想招的学生，总考不过外语，学校又不肯“不拘一格”，死卡这外语线。无英才可教，这博导或硕导，也就很无谓。于是一半是无奈，一半是“愤而”，职就这么辞了。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僵化的考研制度”的声讨，和“外语成绩灵活化”的呼吁。

　　这所谓的“灵活”，我不懂作什么解。但我想，一个人既要考硕、或博，目的总该是教书、或做一点学问。而如今的学问，有哪门不需要外语，我眼界窄，举不上来。比如说，与中国有关的学问，该最不需要外语吧？却又不然。比如我手边有个谈“国画”的小话题，应参考的资料中，英、法、德文的就很多。无奈我年轻时贪玩，只学了点英语，故话题虽小得如“豆”(古代盛食物的小盘子)，在我却有“举鼎”之感，脚脖子筋都要断了。“国粹”如此，别的门类，也尽可以推之。再说学风之坏，如今得未曾有，书与文章，多辗转抄贩；倒是用外文出版的文字，犹多守着“家法”。“礼失而求诸野”，所以这外语，就尤不可不知了。

　　这声讨或呼吁的合奏里，最嘹亮的声音，是“考生有才气，外语却不过关”，持其所短，衡其所长，岂止不公平，简直是“TMD”(这是网上一个“拥陈派”的用语)。我不清楚讲这话的人，是怎么定义这“才气”的。外语不是费马大定理，非天才学不来。通顺地读，简单地写，学生里的“中才”，四、五年也该会了。至于说如今的外语教学，是“孙子”却无“兵法”，那我们就再搭上四、五年，这总该行了吧？奈何从小学到大学，花10年多工夫，还粗通不了外语，导师竟然称之“有才分”呢？就算有“才分”，至少读书是不认真的。这一点，尤非做学问者该有的性格。陈丹青教授的专业(美术学)，或略有点特殊。这所谓的美术学，想来是很怪的科目。照常理推，“美术”而有“学”，该如“文学”而有“学”一样，应指“史”与“论”。至于写作或绘画，则非“学”的范畴。“学”讲套数，讲家法，即如今提倡的“学术规范”，不好天马行空，像石涛那样，“我自有我法”。因而我们要求于考生的，应是求真的热诚、敏锐，和必要的学术之功底。他们将受的学术之训练，要教会他们自觉地受制于“事实”和“理”。而一个想当艺术家或作家的人，似很难、也不该受这个辖制。因此学问与创作，往往“合则两伤”。虽说人间自有天才，在“创作”和“学问”之间，能出入无碍，但这种人，是世不一出的，作为适应“人之常”而建立的学术教育性机构，不好悬他们为鹄的，作为考生去取的标准。它只能重一头，那就是学问。所以我们大学中文系里，从来不设培养作家的“硕”“博”点，我本人也从未听说过哪个中文系的硕、博导，有因学生会写诗、却外语被卡住而辞职的事。这还总算知体，有常识，晓得这“学”与“术”，是不好同笼的兔与鸡。

　　拿中文与美术作比，对陈丹青教授也许不公平。因为我们的美术系里，这“学”与“术”，自来是不分的。但这个问题过于复杂，我不细谈。我只是觉得，像清华这样的综合类大学美术系，是不该以培养画家为目标的。这不是“大学”的所长，也不合清华之为学术性大学的性质。虽说清华的美院，是老的“中央工艺”，本以培养实用人才为目的，学术非其长；并入清华的日子，也不很久，一时之间，自难有蝉蜕之变，但这鸡兔同笼的事，终归不是个正经。至少学问与创作的不分，应限制于本科的阶段，过此以往，就该做学问(即美术史、论)的要求了。既是学问，则必要的学术功底，求真的热忱与敏锐，就不可不要求于考生；语言(包括外语)作为学问的工具之一，也不可不重。至于说考生有绘画的才分，那又怎么样呢？“善画者不鉴，善鉴者不画”，“眼中有神，腕下有鬼”，是传了古的话，事情虽不尽一律，但大体还如此。所以这才分，我颇不以为是重于外语的。考不过关，就让他画画去，这冲冠一怒，又所为何来？

　　教育部设“美术学”科目的本意，是培养学者或教师，不是培养艺术家。陈丹青教授既有培养画家之心，那职辞就再好不过。清华虽未必自省，来个蝉蜕之变，但在陈教授本人，总归是得其所了。开个文艺复兴式的画坊，培养几个达芬奇，或米开朗琪罗，比起冠一顶硕、博导的头衔，却教不出半个沃尔夫林或贡布里希，意义岂不更大？

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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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04月01日16时22分?来源:光明网-新京报??周洪宇（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学位是由高等学校或国家授予的、表示专门人才知识水平和能力的称号。学位制度是建立在高等教育制度之上的一套体系，包括学位设立、培养目标、入学资格、培养形式、课程要求、论文标准、学术审核等方面。传统的学位类型只有学术性一种，随着生产与大科技的发展，产生了专业性学位。

　　学术性学位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学术研究者，它要求学生除了选修一定的课程，还要写毕业论文，博士生毕业论文的学术要求就更高了。在美国，学士学位有文学士、理学士，硕士学位有文硕士、理硕士，博士学位为哲学博士学位(在学位后注明不同学科，以示区别)，地位最高。

　　专业性学位的培养目标则不同，只是为了培训从业人员，一般不要求学生写毕业论文，但要求有较多的应用性课程，许多专业还需要有实习期、实习项目。专业性的学士学位有应用科学学士等，硕士有教育学硕士等，博士多在学位前冠以学域称号，如教育学博士、农学博士等。这两类学位的入学资格、培养形式、课程要求等都很不相同。

　　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过去专业性学位地位不高，近几十年来，一批新学科如自动控制、遗传工程、电子计算机，以及新材料、新能源的发展，赋予专业性学位以新的生命，改变了其不受重视的状况。当今美国，在一些实践性很强的专业领域，如美术、城市建筑学等的硕士学位就是最高学位，其地位相当于其他学科的博士学位。而牙医、法律领域的硕士学位则比别的一般领域的博士学位地位还高，它证明学位获得者经受过严格的训练。

　　我国的现代学位制度建立得比较晚，基本上是走西方已走过的发展道路。最近一些年来为适应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的需要，注意在传统的学术性学位外，设立一些实践性强的专业性学位，主要培养应用型人才。在学位称号上，中国与西方有所不同，学术性学位没有通用的哲学博士学位，倒与西方的专业性学位类似，教育学的称教育学博士，艺术学的称艺术学博士。专业性学位，教育的称教育硕士，管理的称管理硕士。如在国内，不会有大的歧义，问题是中国已与世界接轨，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有时不免引起误解。

　　与西方交流容易引起误解倒还是其次，关键是在有些实践性强的领域或学科，有些专业性学位与传统的学术性学位在培养目标、入学资格、培养形式、课程要求、论文标准、学术审核上区别并不明显。如美术学设立学位时，应将培养学者的学术性的美术学与培养画家的专业性的美术学区别开来，在培养目标等方面应明显不同。专业性的美术学不一定要设立博士学位，设立专业硕士学位即可，不要一味追求高学位。退一步说，即使设立专业性的美术学博士，它与学术性的美术学博士也应要求不同。

　　正是由于没有考虑这些情况，所以，陈丹青教授不理解“艺术与史论博士生的异同”，很难招到专业的美术学硕士和博士，招到了也难以培养。因此，陈丹青教授的愤怒，不完全是研究生招生制度的问题，也不完全是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的问题，还与现行的学位制度不完善有密切关系。它提示人们，分类设立，分别要求，完善学位制度已刻不容缓。

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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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04月04日11时58分?来源:光明网-新京报??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从某种意义上说，“陈丹青愤怒”是一个令人无奈的结局。

　　在大学里，其实存在着两套系统，一套是由教师组成的教学系统；另一套则是由管理者组成的管理系统。

　　教师是被管理的对象，而管理者则掌握着标准的制定权和评估权。所以在大学中，真正有权的人不是那些普通的教师，而是那些担任一点行政职务的管理人员。虽然现在大学里面管理者多为教师出身，但是，这些教师一旦成为管理者，不少人就不但可以高高在上，对他的同行发号施令，制定规则，对他人的成果进行评估，而且可以占有他人的成果，成为各种各样的“学术带头人”。

　　高校通吃病表现在各个方面：在教学评估上，管理者担任的课程或者管理者的学生所担任的课程，大都是优良的课程，可以获得各种奖励；在科研经费的使用上，管理者所在的专业，绝大多数课题负责人都由管理者担当，科研经费也向管理者倾斜；在出国进修或者访问名额分配上，管理者必须被优先考虑。即使办学经费十分紧张，管理者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出国旅游或者进修。

　　所以，当今高等院校的腐败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只不过与社会上的各种腐败相比，它披上了所谓学术研究的外衣罢了。在一些学校，领导对内总算开明，除了创造各种条件改善教师的福利，还积极应对来自政府各个方面的评估；但是，对外的一些做法却依然表现为一种腐败，那么，对内的就是一种“隐性腐败”。更有一些学校打着所谓办学自主权下放的幌子，将各种创收资源下放给各学院，让这些学院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些理工学院通过各种关系申请巨额经费，用来分发给干部职工；而有些文科学院由于缺乏研究经费，通过贩卖各种文凭谋生。

　　当然，创收所得无一例外都要向管理者上交一定的比例。所以，表现“开明”的学校领导并不吃亏，他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得额外的报酬。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似乎就是当今高校资源配置的“路线图”。在大学里，管理者可能不是最有学识的，但却大都是掌握资源最多的人。

　　无论是在各个学术团体还是在国家的各项科研基金中，都能够找到高等院校管理者的名字。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那些年纪轻轻的学者们为什么努力争取一官半职。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这么做是有其考虑的，因为当上管理者之后，不但可以拥有规则的制定权，对教师的评估权，而且可以直接支配大量的资源，这对于本身未来的学术发展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所以，进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实行真正的教授治校，才会化解高校通吃之弊。笔者认为，这才应是中国大学发展的正确轨迹。

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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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05月28日??来源:Tom 专稿??杨卫

　　不喜欢陈丹青，我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依据他现在所画的画：语言过于直白，观念过份简单，就其视觉给人的感受而言，已经无法满足当代人丰富的心理期待与视觉要求，对年轻人更是难以再像他以前的作品那样提供出营养。陈丹青心灵手巧，画儿画得溜，这是广为人知，毋庸置疑的。作为中国当代绘画这块开先河的人物，陈丹青早在我辈还不清楚油画为何物，还在泥地里穿着开裆裤打滚的年龄，就已经拾人牙慧摸到了欧洲古典绘画的大概轮廓。他早年的<<西藏组画>>与其说是表现了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藏族人民，不如说是在从事另外一件更具有文化意义的事：那就是将欧洲正宗的古典油画技法拿到中国，对多年受意识形态影响而成为主流的“苏派”油画进行了一次寻根究底地反驳。我总觉得陈丹青的<<西藏组画>>之意义并不在于他表现了边缘视点的西藏，也不在于他显示的技巧如何如何好，而恰恰在于他所使用的艺术语言在其语境上的错位感。即在一个缺乏欧洲人文主义传统的国度里，对欧洲文化传统分泌出来的一种艺术样式进行溯源，所显现出的某种后现代艺术特征。尽管对于作者本人，拿后现代提前操练并非初衷，表现藏民纯属情感冲动，但因为其选择语言方式上的错位感，却使其绘画具有了超前性。正如他表现西藏却并不用西藏的唐卡画风，也不用中国绘画的白描写意，而偏偏情有独钟选择了过去时的欧洲古典主义绘画语言一样。这种有趣地挪用与错位所包含的双关意向，一方面是在引入欧洲古典绘画的技巧；另一方面恰恰却是一种拆解，是将原来古典绘画的人文内含作了一次彻头彻尾地消解。离经叛道，以破坏和解构者姿态出现于艺坛，这其实才是陈丹青当年展露头脚所享有的角色特征，以及他在人们心目中留有的偶像位置。所以，当他在进行完了一系列惊心动魄地拆解与破坏之后，就像个拆坏了自家闹钟的坏小子一样无地自容，剩下的也就必然只有了一条路——出走。

　　陈丹青地出走是毅然决然、从容不迫的。我本以为凭着他身上那些从“文化大革命”中感染到的“红卫兵”、“造反派”气息，呆在资本主义的新巢里会折腾得更加起劲，破坏得更加猛烈的。不想，他竟然在美国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真的去临摹起了变色变味的古典绘画，这就有点违悖初衷，太不合时宜了。人家美国人可偏偏只信邪，不像咱中国老百姓千面一孔，人人都希望正统。

　　我总觉得陈丹青掉马回头，打道回府，是被逼的。乐在中原又怎会思蜀?问题还是出在陈丹青自己身上，谁叫他造反还总想找理?孰不知当年那些披荆斩棘的红卫兵小将们所说的造反本身就是一个理由。

　　陈丹青画画，才气是够，但说到对艺术的理解上则似乎还是欠了点什么。正如他硬着头皮要用画来画所谓的观念一样。将一些古人的字画与一些现代生活物品摆放在一块费力不讨好地临摹一遍，真的，还不如干脆拿台照相机直接拍下来来得直接、抓得到位。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扔不掉过去创不了新，这是推陈出新地必然逻辑，幻想两头都不捺，旧的不舍新的还要，大概只会使自己变得更加尴尬，更加难堪。所以，就这一点而言，陈丹青还不如他早年的一位朋友丁方表现得可爱。丁方尽管90年代后已经不再被人重视，但他却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艺术初衷，一直还在执着于自己的艺术趣味。我总觉得，当历史翻过一页之后，丁方的那种执着，那种不折不扣好歹还是可以给后人留下一个较清晰的轮廓。相比而言，陈丹青却似乎就要虚一些了，也更加令人费解一些了。

　　不喜欢陈丹青的第二个理由，是关于他的文字。陈丹青才思敏捷，语言组织能力强，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作为一个画家，能作出文章来，已经不容易了，更何况文章还能写到酸处，有滋有味，那就更是难能可贵了。难怪就连一向谨言慎重的李小山也要为陈丹青的文彩叫好几声，能将一些细枝末节的生活琐事写出感觉来，闲言碎语间道出一番境界，的确就这一点陈丹青是胜过不少常人，甚至于胜过不少专业写手的。可是，说一千道一万，即便是他文章作得再有情再有调，再绘声再绘色，我却不喜欢。文章要有辛辣，要关系到痛疼，不温不火地挠痒痒，那算什么?

　　写生活琐记，作怀旧文章，这是中国文人的一大嗜好，但凡吃过几两咸盐，趟过几条河水的过来人都喜欢拿自己走过的路说事：什么先前还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接着就已经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了，再后来又回到了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状态之类，唠叨无数遍了，但真正能够火眼金睛看清楚人生的又有几个?语言是遮阳伞，人都太容易被语言游戏所遮蔽，太容易沉浸于语言的味道中去了，而真正能够走出语言的牢笼，走出字义敢于直面现实的人不多。

　　文章作为思想的载体，一定要传达出人的浩然正气。鲁迅的文章为什么好，不就在于他文字的背后贯穿了深邃的思想，言语间运用了气，表达得入目三分，鞭僻入里吗？！当然，我举鲁迅先生为例不是说文章一定都要带火药味才算好，其实，也有好文章是倾向于淡泊的，是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将人制服的。比如周作人的文章，俞平伯的文章，那种透着苦涩味的平淡，才是可以让人反复咀嚼的。文章一如作人，味道要沉在低下，而不是轻飘飘地浮在表面。这就像舌头组织，舌尖只能品出浅簿的甜，而舌根则能体味深沉的苦。压不下这口气，品不出这番苦，大体上也就只能照猫画虎，浮在面子上玩玩票而己。对于陈丹青和他的文字，我不喜欢的，也正是他所流于表面的那种玩味。

　　第三个不喜欢陈丹青的理由，是关系到他的人，是他在接人待物方面所表现出地那种左右逢源的乖巧。

　　陈丹青出生于上海，身上透着典型江南文人的灵秀和机敏。这也本是陈丹青作为才子写在脸上的长处。一个人聪明，会弄巧，不是坏事，有道是四两拨千斤，金榜提名，出人头地，都是需要使点巧劲，而不是蛮干出来的。巧固然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优点，但千万不要去讨。所谓巧媳妇不能无米之炊，一味地去讨巧，往往会事与愿违，将事情搞咂，弄巧成拙的。

　　我很欣尝陈丹青身上原有的东西，但不喜欢他后来讨得的那部分，尤其不喜欢他人前人后的那种买乖。我总觉得那种油条般地玩世作风是北京旧式文人的专利，那句话怎么说的：京油子，卫嘴子，保定的狗腿子。生在皇城根下，蹲在天子脚边，讨巧买乖，这固然跟北京特殊的生存环境和历史记忆有关，我也无可挑剔。但陈丹青不是北京人，有道是外来和尚好念经，千里迢迢，不远万里而来，可如果这经文还是照着老皇历一成不变地念，不免会令人失望，会辜负人们对这外来和尚的期待。

　　人生在世，偶尔弄点聪明，装点糊涂都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不用装的聪明，一辈子不用学的糊涂。陈丹青把玩于这二者之间，却都没有恰于其份地做到。所以，我不喜欢陈丹青，尽管陈先生已身为人师，成了美术界屈指可数少数几位博士生导师之一，但在我心里，他却只是一个破碎的偶像，一个遥远过去的神话。

葛瑞英

粗读一遍，学到了不少东西，有时间细品。久不见了，问俊子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