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王淼之 于 2015-9-18 10:54 编辑
士本来是西周的贵族里最低的一个等级，到了战国时代，士发展成了一个有理想主义精神、对整个社会有深厚关怀的知识分子阶层。孔子说：“士志于道。”对士人精神进行了界定。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对士人的追求进行了认定。儒学本为“士”学，重视“士”的道德榜样的影响来营造全社会讲道德、守伦理的风气，是儒家的一贯立场。有学者指出，儒家伦理在本质上是一种地位伦理，儒家认为，一般庶民只要在他的家庭及乡党中践行儒家伦理即可，知识分子（士）则应广施“仁泽”，以天下为己任，“当不义则争之”。真正的知识分子，以儒家的忠孝仁义礼智信等为德行取向，追求理想人格和完美世界，是社会道德的监督者和价值理性的守卫者。
真正的知识分子不随波逐流，不患得患失，始终保持起码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批判精神。面对社会的实然状态与应然状态的落差，他们忧心忡忡，针砭时弊，糠秕政要，革故鼎新，这也注定了他们的人生是一场悲剧。宋朝的知识分子运动在中华古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北宋末南宋初杰出的学生运动领袖陈东，“自少尚气节，有愤世嫉邪之志”，在国家危亡之际，迭次上书，请诛“六贼”，仗义执言，鼓众伏阙，力主抗金，反对投降，最终为昏君佞臣所杀。南宋能够苟且偷安152年才灭亡，与此起彼伏的知识分子运动有着重要关联。清朝最著名的知识分子运动是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公车上书，是指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率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反对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事件。“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康有为等人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行报纸，宣传维新思想。严复、谭嗣同等人也在其他地方宣传维新思想。之后，光绪帝起用康有为等实行变法，百日后变法失败，戊戌六君子被处死，史称“戊戌变法”。虽然戊戌变法被慈禧太后扼杀了，但也为13年之后爆发的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90多年前，中国知识分子掀起了寻求真理、追求解放的浪潮，为中国接受十月革命影响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准备了思想条件。学者指出，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的现代知识分子，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导致文化转型的产物。如果将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称之为中国第一代的现代知识分子，那么，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则可以称之为中国第二代的现代知识分子。这些由文化冲突而获得主体高度自觉，并勇敢地挑起“向西方学习”重担的现代知识分子，亦被称之为“先进的中国人”。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或文人群体，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指的是那些以独立的人格、独立的身份和独立的价值标准，借助知识、文化、思想和精神的力量，来表现自身对于社会、历史、文化的独特思考和鲜明的“公共关怀”，体现一种公共良知、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并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文化人。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鲁迅无疑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最杰出代表。
国外的知识分子的表现也毫不逊色。西方的人生哲学本质上是灵魂哲学，是宗教，中国的人生哲学本质上是道德哲学，是伦理，但知识分子对正义的维护别无二致。一百五十年前发生在北京西郊英法联军洗劫并焚毁东方艺术之冠圆明园，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对文明和文化蓄意进行破坏的重大事件。英法侵略军这一极其罪恶的侵略行为引起世界一切正义人士的震惊和谴责，最有力的是法国大文豪雨果的讨伐檄文——给巴特勒上尉的复信。他怒斥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抢劫和焚烧完全是强盗行为，他无情揭露了这些向来以“文明”自居的欧洲人实际上所干的比他们鄙薄的“野蛮人”还要野蛮。1919年3月，法国发表了以罗曼罗兰为首的世界多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共同签名的《精神独立宣言》。他们对知识分子放弃独立思想的权利和能力，屈服于武力，为了政治、党派、民族和阶级利益而参加罪恶的战争，作出了严正批评。泰戈尔对中国抗日战争在道义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在二战中，许多世界级的大诗人，如智利的聂鲁达、秘鲁的塞萨尔●巴略霍、古巴的尼古拉斯●纪廉、西班牙的拉斐尔●阿尔贝蒂和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等，都曾亲临西班牙这个反法西斯的重要战场的前线，并留下了重要诗篇。前四位被迫长期流亡国外，埃尔南德斯在流亡途中被捕，最后牺牲在法西斯监狱中。诗人狄马加说，他们都是那个时代人类面对苦难、饥饿、杀戮和死亡的见证者，同样他们也是站在人类精神和道德至高点上大写的人。
最能体现知识分子的骨气、血性、忠诚和信仰的，莫过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著、坚守、抗争和殉道。文天祥以忠烈名传后世，与陆秀夫、张世杰被称为“宋末三杰”。文天祥把忠孝名节看作比生命还重要，在国家灭亡，连皇帝都已向忽必烈俯首称臣，恢复中原毫无希望的情况下，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无论是污秽而昏暗的囚禁生活，还是许以高官厚禄的劝降，都不能改变其崇高的民族气节。文天祥宁死不降！忽必烈百思不得其解，还是文天祥的绝命诗给出了答案：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星移斗转至满清入侵中原，皇太极也与忽必烈一样纠结于同一个问题，他曾问汉人谋士范文程：“我见中原名将多矣，只要战败势劣，大多倒戈投降，而那些文臣儒士，却多不为所屈，杀身报国，此和原因？”范文程答曰：“文臣读圣贤书，忠孝名节，皆其平身所学，所以才危而忘身，一心赴国难，此乃国家养士之报。”
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体现人类的良知，他们既有担当精神，又有忏悔意识。忏悔，是宗教信徒在上帝面前追述自己的罪孽，虔诚地自我谴责，以求获得救赎。《坛经》研究专家贾题韬先生进一步解释说：“忏，是对过去所犯的罪过或错误的坦白承认，作自我检讨；悔，是发心以后不再犯那些罪过和错误，作自我保证。”两者结合起来，检讨加保证就是忏悔。即“忏其前愆，悔其后过”。不忏悔，意味着心灵继续受污染，沉迷于晦暗之中；意味着以前的罪错没有被消除，而新的罪错又将在一定的条件下产生。所以佛祖是很看重忏悔的，说：“人作极恶行，悔过转微薄，日悔无懈息，罪根永已拔。”忏悔是一种心灵的净化和进化，它体现了一个人、一个民族理性的成熟和道德的诚实。一个对自身罪过不忏悔、没有忏悔意识的民族和个人，是一个危险的存在。世界史上的优秀民族在灾难过后，因为有世界级的大知识分子的存在，都能从灵魂拷问和忏悔的深渊中起升一座座文学和哲学巅峰。没有卢梭的《忏悔录》，就没有18世纪法国浪漫文学的先河；没有托尔斯泰从忏悔走向《复活》，就没有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巨大成功；没有萨特对沦陷时期巴黎知识分子群的《恶心》，就没有20世纪西欧存在主义文学与哲学的硕果。萨特说，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应对一切未能挽回的事实负责。如果一个民族灾难过后，只是一场眼泪盛宴的散席，并不长记性，那是这个民族知识分子的悲哀。
费希特说：“基督教创始人对他的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的善良呢？”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因此，我对鲁迅等欣赏的“魏晋风度”不以为然。拙作《魏晋风度的破坏性》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在魏晋时代，儒家文化之精华，付诸阙如，知识阶层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文者，贯道之器也；士者，国之宝也。退而求其次，在政局紊乱或朝代更易之秋，“凡物之生，不愿为材，牺尊青黄，乃为木灾”，名士削发逃禅，游宴清谈，半为保全性命，半为对于乱世的悲观，这也比较好理解，但名士光腚喝酒，裸体吊丧，诱奸邻女，是何道理？其实，知识分子并不都是庶人，有些仕者也是知识分子，他们在统治集团专制、腐败、暴虐，老百姓做奴隶而不得的情形之下，抛弃了社会责任，并未表现出监督社会道德的力量，而是表现为推动社会道德滑坡的力量，这是魏晋社会遭受大破坏并久乱不治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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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18 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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