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王克楠 于 2015-12-14 16:56 编辑
一位先锋小说的默默耕耘者
文/王克楠
在阐述先锋小说之前，先温习一下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强调的是真实的普遍和外在，注重群体命运和大我价值观。现代派先锋小说则恰恰相反，强调表现个人性、主观性和内在性。谢挺的小说即是这样，他的小说沿着人物的心理轨迹往前走，按照人物的心理感觉来结构全篇，解构了传统小说叙述过程的完整性。中国的先锋小说发端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社会人的神话逐渐解体，以马原为代表的一批小说家大胆地进行了小说改革，以叙述语言为切入点，对传统小说进行颠覆和逆转，马原、洪峰、余华、苏童、叶兆言等青年作家纷纷登上文坛。先锋小说讲究叙述时间的不确定性，时间可以分裂、错位，注重发掘内心世界，细腻描绘梦境和神秘抽象的瞬间世界。技巧上广泛采用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意象、通感和知觉化，以充分挖掘人物内心意识的流动。谢挺选择用先锋小说的方式解构生活，源于他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对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不满足。值得提出的是，先锋小说的发展，很多人认为是“西化”的结果，这确实是对小说本体的误读。中国的先锋小说有自己独特的内核和发展历程，欧美现代主义流入中国，只不过起到了催化而已。
先锋小说十分注重修筑“小说陷阱”和“叙述迷宫”，即是通过一定的艺术手段把读者拉进作者设定的小说情境。谢挺的小说和中国其他先锋派小说家还是有区别的，他对“迷宫叙述”保持足够的警惕，因为叙述迷宫一方面可以“搞定”读者，也给作者创作带来了很大的随意性，而随意性过大又是文学的硬伤。谢挺小说对作品的可读性给予很大退让，这和余华创作《活着》时考虑到了故事的完整性是一致的。谢挺所选择的小说材料，有清代的蒲留仙，有华山虚拟的“论剑”，有“我”到麻风病村当村长的经历等，这些给读者留下虚构的第一印象，但他的一本正经的叙述态度，却令人感动，读者亦是从他这种真诚上，感受他的小说的“质”。谢挺小说从文本上看是简单的、朴素的，但其内涵并不简单，有大气象，有宗教关怀。谢挺不会把社会生活里公认的大事件简单地拿进小说，他笔下的是生活里普通人和普通事，这些人物和“事件碎片”承担着生活的偶然和必然，共同组成了生活的尴尬。谢挺的小说是先锋的，却与余华、格非这些人不同，小说里既没有连篇累牍的故事架构，也没有从书本到书本的书卷气，他用一只眼睛执着地回答“生活是什么”，用另一只眼睛回答“生活什么也不是”，这样的反差形成了反讽。现代主义极力捕捉生活的荒诞性，作为小说的积极元素，谢挺也把自己融入自己的小说。在表达生活的荒诞性方面，谢挺的姿态是平和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底层社会小人物的同情，《保爷》里的许小雷，无奈的婚姻，奇怪的念头，只是瞬间涌出了一个小小水涡，但是很快被生活的大河冲击得不复存在。
帕西.卢柏克说：“小说技巧中，全部复杂的方法问题，我认为都属于视点问题，即叙述者和故事的关系问题。”谢挺的小说，时空变幻的幅度并不大，谢挺的短篇小说叙述很多时候用了第一人称，甚至让“我”这个人物也姓谢，但是小说里的“我”和作者本人又呈现了某种的纠结——这正是先锋小说的可爱之处。“我”即是小说里的一个角色，又是站出与作者对话的一个角色。先锋小说的作品中有故事，但是故事不是先锋小说的精神寄托，先锋小说的精神在故事之外。读者为了读故事去读先锋小说，会失望的。谢挺的小说《保爷》是有故事的，但是故事都是碎片，是随着人物来，跟着人物走开的，可以说，小说里的人物这个登场，那个下场，非常热闹。不少人物仅仅露了一下脸，说了几句话，就下去了。小说中先后出现的人物有：许小雷、小雷父亲、方大头、方小明、“我”的父母、陈小妹、吴明贵、小脆哨、陈伯伯、杜新、保爷、老公安等等。先锋小说抒写人物的真实，绝不会为人物画脸谱，谢挺小说里的人物皆为自然人物，人物的性格也是被生活大染缸熏染的，所以人物里没有绝对的正面人物，也没有绝对的反面人物，谢挺小说《花儿开》里有一个叫做周进的身患残疾年轻人，周进年轻时候家境贫寒，“有一个病卧在床的老母亲，一个上初中的弟弟。”这个时期的周进是混沌的，也是善良的。后来年轻伙伴们几乎恶作剧一般给周进找了一个女友，并且结婚，后来这个叫刘正英的女子跟着人贩子跑了…..周进面对这样的“现实”，周进不再坚持年轻时候的善，由善而恶。恶需要有资本，资本就是钱，周进通过看厕所收费和其它渠道弄到钱了，找了一个很年轻的乡下妹做了新老婆，并对这个乡下妹恣意进行虐待。这个时候的周进已经被异化为“非人”，有钱后，花钱买名声是许多大款的做法，周进也一样，他给一所乡村小学捐钱修建图书馆，读到此，读者后从心底拥出几许感叹，而不会产生简单的爱憎情感。
先锋小说注重发掘内心世界，强调把内心幻觉从内心中解放出来。小说的叙述里，幻觉和真实同在，梦境和现实并没有明显界限。作家谢挺冷静地观察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畸形异化关系，及由此产生伤害，形成精神创伤和变态。他的小说《屋顶行动》，对秦天这个小人物进行了表现，秦天这个人物和卡夫卡《变形记》里小公务员的形象很相似，人物的变形乃至变态来自于家庭和环境的压力，尤其是秦天在单位的领导是一个暴君式人物，致使秦天性格和行为的变态，后来，秦天终于有了暂时脱离单位的机会（到乡下支教）。在乡下，秦天的人格结构得到了皈依和提升。小说“安排”秦天在一场大火中舍己救人，成了英雄，从一个人皆可欺的小人物成了金光闪闪的英雄，反差极大，形成反讽。反讽的基本特征在于把两种相反的感受很快联系于同一对象，致使受众判断力陷于迷宫，这篇小说的结尾，火的废墟里居然找不到秦天的尸骨，这样的处理非常符合先锋小说“幻觉”状态，反映了作者的潜意识，宁愿秦天成为“神”，不愿意他在人间受折磨了。
尽管先锋小说在削减小说的“担当感”，但是，小说家总是要有益于人生，写小说有益于他人。说到现代小说的功用，有人说小说可以升华人生，再现也好，升华也好，优秀小说最后的归宿都还是要回到对世道人心的拯救或者说对于人性偏颇的矫正。笔者通过读谢挺小说，可以从他创造的小说情境和小说人物人生际遇里感到浓厚的宗教氛围。中国是一个崇拜自然神的国度，无论汉民族还是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崇拜自然之神。佛教不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她是从西土印度传来的宗教，是对中国民众影响很大宗教。任何宗教的核心都是怜悯的，讲究拯救，佛教的拯救是通过“普度众生”来实现的，认为人世的灾难都是众生所造的恶业所感，“恶”是一种客观存在，与生俱来，“恶”如果得不到控制，便是人性堕落，便是人生苦海。宗教情怀可以加强精神家园的建设，谢挺小说有意无意地唤醒世人内心深处的宗教情怀，这是一种生命的正能量。谢挺小说里的人物，如《我们美好的日子》里的“我”是一个有个性有追求的年轻人，“我”无疑是追求心心相印的理想爱人的，但是追求不等于结果，由于种种阴差阳错的原因，“我”和并无爱情的冯小平发生了肉体关系，以至于和有爱情的秦明倒是疏远了，秦明后来远嫁澳洲——爱情之花凋谢了，这个基本的小说线索，反映了先锋小说对人性堕落的无奈。
宗教不是规章制度，更不是法律约束，是通过启迪人性的自觉，开启人生大道。佛教对一切众生认为是平等的，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贫民百姓，包括那些身有恶行的人们，只要具有自我拯救的愿望，也可以得到拯救。拯救首先是一个自我拯救，一个被“恶”灌满的人，如果自己不能得到拯救，不能自我觉悟，谈不上拯救别人，即使勉强去“拯救”别人，也会把别人引到邪路上，这样的例子在现实生活里不胜枚举。谢挺小说《有青草环抱的房间》即是一次特殊的心灵写作。有青草环抱的房间是一个谜语的谜面，谜底是——坟墓。作者叙述的是一座虚拟的坟墓，埋葬爱情的坟墓。作者虚拟的第一个人物是聂小倩，住在天香楼这座高级妓院里，小说里的主要人物聂小倩是一个烟花女子，处在“恶”的风口浪尖上，但是这个人物人性没有泯灭，卖身挣钱是出于维持生命的需要。小说仅仅描写妓女和嫖客之间的男欢女爱是没有意思的，意义在于聂小倩得到了爱情的改造，小说刚开始是宁采臣对聂小倩进行“拯救”，他要用银两为聂小倩赎身，小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开始了聂小倩对宁采臣的拯救，因为现在的宁采臣已经在天香楼花完了银子，开始在这里做苦力了。被真爱感化的聂小倩坚决要把宁采臣救走，“我领着他走进一条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通道，它就隐藏在我的房间里，我从那里把宁公子送出天香楼。”随着聂小倩对宁采臣人身自由拯救的成功，使得聂小倩的人性善也得到了一次拯救。
故事和叙述分离也是先锋小说的一个特点，叙述者可以站在故事之外评价这个故事，因此，先锋小说的进行分成了两条线，一条是故事的本身，另一条是叙述者对故事的评说。谢挺显然是熟稔于这样的表达，读谢挺的小说，你难于一眼判断哪些是故事本身，哪些是作者借助于小说里的“我”对故事进行的评价。对谢挺小说来说，评价是重要的，不读“评价”，小说会失去精神魅力。毫无疑问，《有青草环抱的房间》的叙述方式使用了先锋小说常用的策略，暗喻和人生的抽象在这个小说里比比皆是，其中“我”即是蒲松龄，是清代著名的魔幻小说家。“我”来到了天香楼，一是见证人，二是需要经历“恶”然后背叛得以拯救。这篇小说的意义还在于完成了整体的象征——坟墓，其实坟墓埋葬了的岂止是爱情，还有良知。良知是人类文明最基本的东西，良知的消失，意味着人类文明大厦的根本动摇。爱情需要鼓励和保护，良知更需要呵护和修复，宁公子是从坟墓里出来的，也就是说，是死而复生的。一个死而复生的人与从来没有经历过死亡的人，对生活的感受是不同的。小说的这个坟墓的意象显然是形而上的，是象征的，象征什么呢？应该是生活的假恶丑吧。消除生活里的假恶丑是何等地艰巨，需要正能量的积累，更需要从本身在坟墓里生活的聂小倩们——只有这样的人觉醒，一切才有希望。
笔者认为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深沉的宗教情怀更多体现在对人性、人生、生命以及人类共享的精神价值理念怀有一种敬畏感。谢挺小说《非死不可》就通过主人公“我”就通过见到了另外两个“我”来表达超越自我的艰难。小说里的“我”是一所大学里的年轻讲师，面对经济大潮的诱惑，有过下海的冲动，还有过和这个社会主潮流一样的各种物质主义的需求，在这个“实惠”的心理指使下和在银行工作的王岚成为夫妻，然而王岚是其父母婚变的牺牲品，是一个有抑郁症的病人……小说了先后出现了三个“我”，生活里三个“我”同时并存并且对话是不可能的，在先锋小说里，这样的存在是自然的，因为欲求的缘故，每个人都可以分裂多个自我，在小说的语境里，三个“我”不但见面，而且有对话，有动作。一个“我”和另一些“我”存在差异和矛盾，进行斗争，小说的题目“非死不可”是描述这样的斗争状况。
从叙述的角度说，谢挺小说叙述不是“万能叙述”。作者主动从叙述的神坛上走下来，让小说里的人物自己叙述自己的事情，其中就包括 “我”。“我”也是小说里的一个人物，与他人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我”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我”不是完美的。在谢挺小说里，存在太多的正能量和负能量的角力搏斗，他的短篇小说《华山论剑记》正是以武侠玄象形式来为名利场画了一幅耐人寻味的图画。小说虚构了剑宗和气宗华山剑一支争夺核心的矛盾冲突。小说是借助于华山这个特定的地理场进行一次笔会。笔会的组织者招呼各路英雄赴会，“我”作为一方代表，也来了，“我”到会后，得到许先生蓄养的“歌妓”，从剑宗和气宗两派在辩论会上的出场，到鹅塘令狐晋飞先生的被刺，荒诞的细节比比皆是，其中华山剑派的掌门人袁玄机先生和许一平的争斗是俗世争斗的象征。小说里的第一人称的“我”是不愿意参加争斗的，因此选择了逃离，逃离也是一种对“恶”的不合作态度。蒲留仙用了怎样的智慧保护自己呢，他是把“那本《华山论剑记》分成两种不同的版本，一种是袁玄机咬掉了许一平的上嘴唇，一种是许一平咬掉袁玄机的耳朵。”
谢挺不是简单地从道德意义层面对人类精神进行现实解剖的作家，他是一个“从存在的悲剧与绝望的意义上来理解人性与历史的作家。” 谢挺关注普通人的婚恋，《成双成对》中的李梅和丈夫多次嚷着分手又多次风平浪静，给读者的印象就这样凑合过下去了，谁知经过一次自杀的李梅还是离婚了，离婚后又怎样呢？又要迎接新的尴尬。《怎样给别人，也给自己的一个机会》中的老许，一心追求他心目中的爱情，其结果，不得不在前妻和现妻之间忙碌也奔波……这些场景呈现了生活的灰色。小说《靠近》中的男女主人公钱贵平和蒋文丽是一对相互折磨的中年夫妻，折磨对方的方式是“软暴力”——用自杀来警觉对方，读后，令人不寒而栗。谢挺小说的基本格调不是暖色的，也不是冷色的，而是灰色的，灰色的生活氛围回归了生活本身的真实。
读谢挺小说，不能按照现实主义路子去阅读，因为他的小说是超现实的，是属于“心理现实主义”的。超现实主义关注的是“存在”，而非生活里的影像，即使小说里会出现生活影像和生活画面，这些影像和画面已经有了另外的意义。有人说，读谢挺的小说，对读者的文化素质是一个考验，需要有现代主义的文学储备和一定的文学想象力…..因此，谢挺小说面对的是小众，而非大众，小众也好，大众也罢，他的真诚为文的姿态和博大的宗教关怀，确实令读者感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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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16 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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