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一孔 于 2016-1-24 09:38 编辑
菊与刀的启示
菊，淡雅，恬静，气质不俗；刀，阴森，凶狠、寒气逼人。
很难把这两个根本不搭界的物件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就是被组合到了一块，因为日本。
就在二战的当口，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受中央情报局的委托，运用了她的专业的人类学知识，深入地研究了日本，并形成了自己关于日本的结论。而她的意见最终影响了盟国对于战后日本的决策，比如，她提出保留天皇就被采用，使得日本的根本制度得以保留。
而她研究日本的这本专著就是以“菊与刀”来命名的，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内涵迥异的意象，意在象征日本国民的矛盾人格或日本文化的双重性。诸如他们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勇敢而又懦怯等等。尽管这些特点我们很多时候也能套用于别的国家和别的人民，但是似乎日本的群体性特征更为明显，而作者的解析也说服了相当多的人。这本书动笔于44年，成书于46年，之后反复出版，至今已经有三千多万册。作为一本学术性著作，能有这样的销量实在是首屈一指的。
当然，比如佛洛依德之《梦的解析》等影响可能比它还大，但是，就中国读者而言，《菊与刀》在中国的市场更受欢迎，因为这是一本针对于日本的书籍。本尼迪克特站在文化的角度在刻意分析日本的同时，无意中会触碰到我们，毕竟，就日本而言，中国是与他关系最为紧密的国家。这关系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遭的，但是，我们之间就是那么的近，搬都搬不走，他们曾经那么缜密地研究过我们，而我们却很习惯性地大而化之于他们，在相互了解上，我们的信息严重不对等。或者说，在了解的诚意上，我们是不屑于日本的，也可能我们了解的渠道原本就很少，那么，《菊与刀》不妨一看。
我们切记得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作为中方代表到日本的马关谈判的时候，随时用电报和清政府保持联络，而电报完全被日本破译了。这样谈判所有的底牌都被伊藤博文掌握——这还能谈吗？实际上在后期的侵华战争中，日本人的作战地图甚至比中国都更加精细，这里面固然有太多的汉奸帮凶，但另一个角度也说明就战争的准备来讲，我们的确处于下风。
汉奸也是个不怎么上台面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确很多，从大帅哥汪精卫开始，汉奸成堆。这都比不上南北宋的张邦昌，金兀术让他成立个伪政府，他就不称帝，后来对赵构说，我这玉玺是给你留的；汪不行，那么个曾经的热血青年在日本溜达了一圈，立马就成了汪主席，人人喊打！反观日本，根据《菊与刀》当中提供的数字，硫磺岛一役，死了四万多，投降了一百四，而且这一百四十来人多半还是失去知觉的，就在这投降的人当中，还不见得就有多少人当汉奸的——投降和当汉奸不一样的。
作战英勇，不齿于投降，信奉武士道精神，对上级直到天皇绝对忠臣等等几乎作为所有日本军人乃至于日本人的性格为大多人所共识。而在这本书里，作者也做了似乎能让人接受的解释和探寻。
看过这本书的任何人哪怕只是浏览，一定不会忘记两个片段。
第一个片段是一个空军大尉在下飞机之后，很冷静地清点了飞机的数量，然后就作战过程写了详细的报告，然后向司令官作了报告，然后仆倒在地，部队医生检查之后发现，他的身体早已冰冷——也就是说，他的那些动作完全是在死后完成的，他凭借的是惊人的意念支撑了死亡之后的那段时间。
这个事情我们是无法相信的，但这是日本向全国广播的官方电台播发的，我想可能是为了激励其余的战士。而这样宣传的主旨只有一个，即相信精神的力量，推崇责任的魅力。
类似的事情在拿破仑时期好像也出现过，但是西方人的解释则完全不一，他们解释的出发点是肾上腺素。
其实，对于精神力量的信奉可以说是日本在军方的集体信条。他们传统的战术手册中就写道“物质资源是有限的，没有千年不变的物质，这就是真理”“以吾等训练抗敌之数量，以吾等之血肉来抗敌之钢铁”。他们相信哪怕只有一根竹枪也会和他们的对手战斗到底，这种理念的极致就是“神风”敢死队，这个大家都知道，属于典型的自杀式攻击。
可以想象，在这样狂热理论支撑下的队伍该是相当可怕的。事实上，他们绝不是说说而已，日俄战争期间，日军主帅乃木希典面对高深的旅顺城墙，他就在本国军人的尸体上架起大炮，战胜了俄国人。而在战争之前，他是带着三个棺材上的战场，其中另外两口是给他儿子的，结果那两口都用上了。他本人也在天皇去世之后，和妻子双双自杀。
乃木希典真算不上什么杰出的指挥官，撇开战争的正义的价值取向来讲，他的行为倒真是有点“将无贪生之念，士有必死知心”的架势。
乃木这样的做法自然是在鼓舞士气，但他更想证明的是自己的忠诚。
这样的忠诚用在战场上，的确如刀锋出鞘，寒光逼人，你闪躲不及。
回到书中的第二个片段，一条名叫哈气的狗每天早上陪着主人上班，主人上班的时候，他就在车站等，然而主人死了，它每天依然到车站，而且一等数年。
这个故事大家很熟，，显然比那个飞行员的故事温馨的多，或许我们可以往“菊”上面牵强地联系一下。《忠犬八公的故事》曾经把三四岁的儿子都哭得稀里哗啦，原型就在日本，那个车站据说还有那条狗的雕像。而日本人把这个故事写进了小学二年级的课本，宣传的是什么，是忠诚，对主人的忠诚。
狗是对主人忠诚，那么人呢？，自然是对上级的忠诚，直到对于天皇的绝对忠诚。
就是这种忠诚把菊与刀串在了一起，变得合理起来。
神风敢死队的表现被视为对天皇的忠诚，乃木希典的自杀也是对天皇的忠诚，战败的士兵宁愿选择切腹而不肯投降也是对于天皇的忠诚，日本军队来几乎没有军医。对于天皇的信仰超越宗教，至高无上。
对于日本历史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至少有好几百年的时间，日本的天皇实际上也就是个摆设，幕府政治占据了好几百年，做主的是源赖朝、德川家康那些人。直到明治维新之后，才开始了尊王攘夷运动，才让天皇名副其实。即便是那样，天皇下面也还是有内阁，也还有宪法，不完全是皇帝老子一句话的事情。但是，日本的忠君思想就是非常突出，他们的国教是神道教，天皇是被当作神来供奉的。他们帝系的一开始，就是天照大神，和咱们女娲娘娘大概一个级别的。后来那些个幕府控制天皇的时候，虽说换来换去，但是名义上还是给足了面子，祭祀的权力归他们，而且几乎没有发生过弑君篡位的事情。到了明治维新的时候，也基本上是从下而上的改革，天皇呆那儿好好的，就有一堆人帮他争，让他掌权，就没有一个说自己来！打倒皇帝做皇帝啊，没有这事儿。这点不像咱们的历史，第一代还能憋着，到第二代说什么也得上，比如魏之曹丕，晋之司马炎，还有乱七八糟的五代十国什么的，换皇帝比换衣服都快。
看来，日本人对于君权神授信奉得更为实诚。他们本来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比咱们的三纲五常绝对厉害，你只要看看现在大多数人家爹妈在家是什么位置，老公在家什么位置也就不会反对我得意见（我不是说这就好，我只扯扯文化）。日本不然，传统的日本孩子是孩子无条件服从父母的，温文有礼，毕恭毕敬；在日本父母是不会错的，老师也是不会错的，领导是不会错的。就拿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来说，原来在幕府手下混，后来改革立功了，成了京官，他不能做啊，原来的主人脸往哪儿搁？还是回来当参谋，按照《老炮儿》的理论，这是规矩，不能坏。你按照这个节奏推理，整个社会序列井然，相安无事，那么处于最高位置的天皇谁能不服从？
再者，像忠犬八公那样的教育也算根深蒂固。军队打仗之前，得背诵天皇的敕书，喝口酒吃口肉发根烟都说这是天皇陛下的恩赐，反正来到了这个也许还够不上美妙的世界，一切的一切都是天皇的恩赐，那么剩下唯一的事情就是报恩，小命不足挂齿。
报恩是贯穿在日本人思想深处的一根主线，绝对不欠人家的恩情是他们的准则，否则，他们宁愿自残以洗刷耻辱。夏目漱石的一篇小说写到仅仅为了零点二美分，年轻人心里背负着沉重的负担，直到有机会还的时候，全身释然；而书中所提及的《四十七士》更是演绎了一场报恩的曲折大戏，四十七个武士为了替主人报恩，堪称卧薪尝胆般地隐忍受辱终获成功，最后，介于法律和忠诚之间的冲突，四十七人微笑着集体自杀。
对于主人尚且如此，何况天皇？
而这种对于天皇的神化也给他们从事任何事情提供了充足的借口：为天皇报恩！
明治维新之后，军方面对着大量闲置的武士，想到了朝鲜和台湾，便绕过内阁直接呈报天皇选择实施侵略，理由很简单，这是为天皇报恩。后来，他们前脚能和人拼得你死我活，天皇投降书一读就能立马放下武器，并且乐呵呵地迎接美国大兵进来，也是因为无条件服从天皇，这种前后巨大反差的出现，似乎没有比所谓忠诚更好的解释。
战后在日本体制的选择上，决定保留天皇，对于盟国来说，工作着实简化了许多。
当然，《菊与刀》内容相当长，我也无意复述，我们远距离地其实多多少少也知道一些日本的文化，尤其是战后的文学作品，比如川端康城的《伊豆的舞女》和《雪国》、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和《潮骚》，甚至是现在火热的村上春树等等。他们作品的民族烙印是很深的，对于细节的近乎苛求般的描写，景物的凄美，心理活动的精确都是普遍性的特征，小说中散发的唯美主义让人流连，但同时我们跳不开的总有那么一点点淡淡的颓废，即便那么阳光的《潮骚》，我们都读不到沈从文《边城》那股清新的自然纯朴——尽管，我们又那么多人喜欢把这两个小说放在一起说事儿。
这些作品就是菊与刀的烙印，而川端和三岛还有芥川就是菊与刀性格的体现。
我很多年无法理解写的那么好的作家应该是怎样地热爱生活呢？可是他们全部选择了死亡，而且据说，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着军国主义情结——至少三岛肯定是的。
我当时认为文学是能够骗人的，但我现在更认为人本身就是双重的，是一块硬币的两面，旋转的时候你看不清，倒下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哪一面朝上。
本尼迪克特的日本肯定不是百分之百的日本，因为，她连日本都没有去过，采用的也还是诸如走访日本人以及阅读日本书记以及看日本的影视作品来整合材料的，我们无法否认她片面的可能。不过，她很严肃地研究日本毕竟让我们更加接近了日本，至少缩短了距离。
而且，她的人类学论点无疑是对的，就是她的文化形貌论，简而言之，文化就如同人的面貌，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文化，一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长相，只有区别，没有优劣。四十年代的时候，这样的声音对于纳粹者，种族主义者该是多么大的驳斥，冲这一点，她已经足够伟大了。
可不要误会，我没有一点为日本说好话的意思，见到日本人我也别扭，尽管我知道眼前的这些日本人二战时还不知道在哪儿溜达。我这里只是夹杂着贩卖一下学者的观点，日本作为一个有着相当历史的国家，他的文化也是有着很强烈的区别性的。无论他是我们的敌人或者说对手、朋友我们都得多了解一下他，这样，我们自己也会变得更为理性和强大。
包括我们也要清楚我们历史上几次上规模的接触，我们也不妨梳理一下，兴许也能得出个什么结论来：
日本人和中国人不存在什么血缘关系，中国的徐福绝对不是日本的神武天皇，徐福是秦朝的，神武天皇未必有其人，即便有，按照他们的记载，比徐福早四百年。
中国关于日本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陈寿《三国志》，比日本自家记述历史要早，而且日本关于历史的记载《古事记》，更像是传说，很不靠谱。
真正打仗，唐朝干过一次，日本整了四百艘战船，结果被唐朝大将刘仁轨全部烧掉，唐军毫发无损。随后，日本大规模地派遣遣唐使，认真学习，两国一度友好。
元朝的时候，忽必烈几次征服日本，舰队开到日本了，忽然几次都是起风，船沉了，只能返回。日本人逃过一劫，对于那阵风感恩戴德，后称为“神风”；再然后，大约也就戚继光时代了，不过那也只是一群无家可归的日本浪人在沿海地带和咱们海盗串通一气，不断骚扰，折腾几十年，被戚家军打得一点脾气都没有，后边境安宁。
明朝万历的时候，我们整天说那个皇帝懒，那个皇帝败坏了大明王朝怎样如何，可是，对于日本，他倒是一点不含糊，倒是狠狠地揍了日本一遭，打得丰成秀吉一点脾气都没有，他自己也挂了，日本也开始转为德川幕府时代。
甲午战争之前，日本侵占琉球，当时做贼心虚，也不知道清政府的胳膊有多粗，怕他们意见大，讨好说咱一人一半，慈禧和李鸿章没怎么搭理，后来，就不了了之。
再后来，我泱泱华夏就只能听任弹丸小国肆意屠杀，无数同胞惨遭杀戮，其罪行罄竹难书。甲午海战，八国联军，日俄战争，二十一条，九一八事变，济南事件，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一个无论是国土面积还是人口，还是资源、文化都和我们相距甚远的国家，短期之内竟然让我们备受欺凌，同时让世界震惊。欧洲人终于知道了，原来忌惮的“黄祸”不是来自古老的中国，而是来自于日本。
我罗列这些事实想说的是，我们曾经比他们强，他们便派遣唐使，在我们后面跟班，两国之间也挺好。而二战胜利之后，他们面对我们始终不道歉，是因为他们觉得打败他们的不是我们，是美国，所以，他们现在是美国的跟班儿。
本尼迪克特的分析应该是中性的，她分析日本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日本，乃至推理日本。她七十年前就写道，如果，我们的世界上依然有军备竞赛和战争的阴影，那么日本将依然有可能重新加入……
我们似乎也了解日本，但是我们更习惯于“抗日英雄王二小”的宣传，呆头呆脑的日本人被我们的孩子带进包围圈。这件事可能是真的，但这样的类似表述让残酷风化了。真正的战场上，中日之间的死亡比例是严重的不对等，即便是肉搏，我们大多不是对手，一场侵华战争，日本只死了三百来万，其中还包括他的殖民地士兵，中国死了多少？至少十倍以上！
不研究敌人，不正视自己，老是自我感觉，或者依赖幻觉，我们如何成熟，如何强大？
十年前到南京，一个游客问导游，日本……导游打断话头，严肃地说，在南京，日本不叫人，叫鬼子！然后，她缓缓地讲解着当时的历史，当时，全场肃穆。
我当时心里一暖，不过，那已经是多年以前了。
今天，我们依然在愤怒，可是愤怒得相当轻佻。就像汽车是我们花钱买的，然后我们砸掉，我们的保险公司赔钱，然后他们继续卖，这除了继续给他们创造财富之外，还能有什么？
还有狗血的抗日神剧，这样的恶搞对得住死去的英雄吗？我们的孩子会不会说，你们怎么那么次！不就打个小日本，至于吗！
不买他们的东西确实是个好主意。可是，我们做得怎么样？站在日本街头疯狂购物的不还是呼吁的那些人吗？再者，好，我们即便不去，买自家的，可自家做的咋样呢？你得把东西做好！我们能把宇宙飞船送上天，怎么就连一个汽车，一个相机都做不好呢？我们不是很厉害吗？
其实，无论是古今中外，国与国之间没有那么复杂，毕竟不是认亲，讲对象，非要有个什么身高体重学历上的要求，他们的文化我们尊重，他们的人民我们平等待之，就像那句歌词：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
问题是，我们家里得有。
|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
发表于 2016-1-24 09:30
收藏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