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经济思想初探

汪紫高

　　司马迁经济思想初探
　　黄杰明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现在《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之中，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一座丰碑，其灵魂在今天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从古代到现代，都一贯实行抑商政策，商人一般都被骂作奸民、投机取巧分子、势利小人，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禁止百姓经商（及至“业余”的小商贩都不允许）；就是今天，中国国民的商业意识还是不强的。中国古代极少纯粹意义上的商人，一般是商人、地主、官僚三位一体。这种状况，使中国的封建性极为牢固、顽强。尽管到明清时，中国的经济居于世界前列，但资本主义制度却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来，这与长期重农抑商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国度，早在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就提出了重视商业的思想观点，在当时及后世独树一帜，实属难能可贵。
　　他注意到物产分布在不同地区，那么依靠商人互通有无，增进物资交流，丰富人们的生活，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便非常重要了。“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司马迁对农虞工商同样重视，把它们视作衣食之原。他当然明白农、林、畜、牧和手工业创造财富的根本作用，但他与别人不同之处在于强调商业流通天下物资、货币从而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他敢于在史书中为商人立传，总结致富之术，还首创经济史传。更可贵的是，他还敢于反对正统的义利观，在理论上为商人正名，这便是宣传欲望动力说和素封论。他非但不认为逐利求富是耻辱的、非正义的，反而认为这是所有人的共性。他引用俗谚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他看来，那些“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的达官显贵，“守信死节，隐居岩穴”的清雅之士，陷阵却敌的军士，攻剽椎埋的少年，走死如骛的侠士，不择老少的歌伎，“饰冠剑，连车骑”的游闲公子，不避猛兽的猎者，博戏驰逐的赌徒，舞文弄法的吏士，以及医农工商等等百工之人，无不是为了追求财富而忙忙碌碌。“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各行各业的分工，物之贵贱，在司马迁看来，这些经济上的一切现象都是在人欲的推动下自然形成的，是符合“道”、“自然”的规律而运动的。用他的话说就是：“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本来，社会经济结构就应该是多层面的，在政策上，不应该有人为的偏重，应该顺应道、顺应自然，即司马迁说的“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能提出这一点该是多么可贵啊！假若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期能顺应经济发展规律，而不是施加过多的人为的粗暴干预，那么，中国的经济也不会要今天进行这样艰难的改革。当然，“因之”并不是放任自流，并不是说政府不该管经济，而是必须顺应之，道所兴者，介之；道所衰者，亦不加之。农工虞乃生产之本，但如果没有商之流通，则将裹足不前；所以司马迁看重商业，并不是他个人有所人为的侧重，而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从这一点不能不说司马迁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远见卓识。
　　司马迁的素封论更是了不起的思想，虽然它不完全是经济思想，但它是司马迁为商人辩护、鼓励百姓从商致富的思想，而且历来被后世正统文人所诋毁，更显其难能可贵，故略一叙述。他引用《管子》“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得出结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正统文人要求百姓尊义耻利，认为趋利则失义。但司马迁却把利、义统一起来，为商人的趋利正了名。他还举出秦乌氏倮、巴寡妇清、蜀卓氏、程郑这些经营工商业致富之人，他们“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与之比者，命曰‘素封’”。既然君主诸侯可以凭着权势致富享乐，为什么百姓就不能凭工商致富而“与之比”呢？多么可贵的思想！今天仍然非常需要这种思想！他对正统的卫道士发出有力的诘问：“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掷地有声！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在统治阶级鄙弃“小人喻于利”的时代，发出了非常的离经叛道的异响，其光辉却仍然昭然于世。可贵可叹！
　　

敬一兵

学习！

一楠

司马迁是个史学家，同时又是个文学家，所以他的很多观点和思想值得今人研究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