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盛世之劫

游牧人

[一]

我左手拿着烟，右手抱着晓晓。问她：你幸福吗？
晓晓慵懒地躺在我的怀里，眼睛睁也不睁地反问我一句：你说的是什么？
我呆了呆，问她：你爱我吗？
她咯咯地笑了起来，在我的下巴上亲亲地吻了一下。依旧不张开眼睛说：乖乖，我只知道跟你做爱很快乐。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个很缺乏幸福感或者很缺乏爱的人，我对每个和我上床的女人都会问这两句话，甚至于对某些只是一夜情的女人。并且潜意识里觉得自己像一条狗一样地希望她们能给出我想要的答案，哪怕是骗我的。真真假假，其实谁又能分辨得了。拿我一个兄弟洪黑的话来就是：在你身体下面的女人是最真实的！

晓晓大我六岁，在一个外资企业负责广告和策划方面的工作。她和这个城市里大多数的女人一样。生活单调、悠闲。于是总不自觉地想寻找一些刺激的东西来精彩精彩自己的已经不是很青春的青春。城市的西边有一个叫“摇吧”的小酒馆，那里每个周六的晚上都会有一些地下摇滚乐队或音乐人的演出，老板娘唐蕾神通广大，经常能找到一些国内摇滚圈里的“大腕儿”过来助阵。使“摇吧”逐渐地形成了这个城市一个比较有名的地下音乐演出中心。而晓晓或者类似晓晓的女人们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场合，每周必到，风雨无阻。当然，还有一些男人。

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形容这样的圈子，或许每个身在其中的人都能感觉到厌恶。但是那些大大小小的聚会，多多少少的糜烂以及那些颓废的音乐风格和一些所谓的前卫的行为艺术等等事物对人来说已经形成了类似鸦片的功效。最后大家都放弃挣扎，或者说其实并没有谁想真正地离开。

我是一个健康向上的人，我害怕那些让我感到阴暗的东西。它们像一头头怪兽，总试图在夜里吞噬我。我一直这么对自己说。

晓晓也是一个精神上健康向上的人，她一直这么对我说。她说做爱就是运动，运动有益身心健康。她说爱情让她切实地感到了美好。哓哓说话的时候我通常是抽烟，然后陪着她笑，看她开得像一朵鲜艳的桃花。

晓晓是那种极端崇拜诗人的那种人，她一直告诉我她是多么地想当一个诗人。我还是陪着笑，对她说有些事情想想就美好了。千万别去做。一旦介入了那件事情，或者由那帮人所组成的圈子之中，就会发觉这世界是真他妈的，哪儿都一样地黑暗。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的眼睛布满了一些叫做仇恨的东西。她不说话。

事实上，我所交代的这些都是极简单的，我确信一个人，在他活着的岁月中，只会逐渐地变得孤独。并非每个人一开始就是如此沉默不语。

我打开CD机，一直重复地听着MAZZY STAR的《disapper》，那个著名的女人，用她低沉而略带沙哑的声音，和简单的吉他伴奏，一寸寸地撕开我戴着的面具。我看着晓晓，她趴在我的怀里满足地睡着了。我轻轻地吻了吻她的额头，突然流下泪来。我知道我对她的依恋远远地超过她所能感觉得到的。而我害怕把这些告诉她。

每个人都曾如此热爱一些事物。

我知道我的精神已经分裂得很厉害。

[二]

那年夏天，长江水位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国家领导人每天都乘坐专机亲临抗洪第一线，穿着雨衣，在警卫们团团维住的圈子中间拿着喇叭对着在大堤边一身是泥水的抗洪官兵们表示慰问并传达最高领导人的指示，各地方政府机关的大小领导们不得不挽起裤腿，挺着大腹便便的肚皮和烈日，在危堤或重要出事地点转来转去，在那样的全民动员的紧要当口，所有玩忽职守的干部们都是现行撤职或查办。连像我爸那样懒惰的人都只好整天吃住在大堤边上，因此也就无暇顾及我的一些事情。

而我那年刚好初中毕业，中考成绩不大理想，无法进入一中。再加上在警校就读的表哥每天都拼命向我灌输中专生活的灿烂、自由自在的作息。男女可以公开恋爱等等诱惑人的条件。基于被初中老师压迫了几年，我急于呼吸新鲜空气。因此，在家里拿了一些钱。和表哥两个人在几个城市里东逛西逛，顺便看看哪些学校比较好些。

进入电视学校的那扇雄伟的大门，大概是那招牌吸引了我。以为只要读了这学校，将来就是主持人或播音员了，而我一度非常崇拜那样的职业，当时就跑到学校招生办公室，是一个戴着眼镜的后来才知道他姓汤的主任接待了我，他非常热情而又狡诈地数落着这个学校光明的一面。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老一届学生开始返校，我趴在下午的学校行政楼的走廊上，看着在操场上踢球的男生，以及成双成对地去食堂吃饭的女生们，突然地感到了一种美好的生活。而那个老谋深算的汤主任适时地在这个时候让食堂的大师傅炒了几个菜送到招生办公室，还拿了两瓶啤酒给我和表哥。这个未来的警官的立场当即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一个劲地对我说这所学校的声誉不错，出过一些小有名气的学生，劝我就在这里就读算了等等。并且非常过分地从我父亲给他的带我转悠的差旅费中拿了五百块钱，付给了那汤主任，算是我答应就读这所学校预付了押金。我也就懒得过问什么了。

正式开学的时候，父亲匆匆地从大堤上赶回来。皮肤晒得黑黑的，名牌衬衣上面狼狈不堪。他在这个时候对有个舒适的环境的睡觉的渴望和关心远远地超过了对我的前途的关心。只是塞给我一些钱，胡乱叮嘱几句，在学校里要怎么地怎么地的，然后坐车返回前线继续表现去了。而母亲因远在另一个省份工作，那里没有机场，铁路线被洪水冲毁，高速公路尚在建设中。她在那个遥远的地方每天用电话来指示着我的前途，和初中毕业后的去向，但是她忽略了洪水所带来的作用，在那样的时候，每个大小官员都拼命地敬职敬业，尤其是我所在的那个城市的被中央领导视为长江沿岸最重要的防洪前线之一而轮流着过来视察。大到市长局长，小到校长区长，都做着一步登天的美梦。不遗余力地表现着自己世界观和价值观中最不可能存在最美好的一面，因此就无法避免地得罪了一些像我母亲那样的无足轻重的人。从而也就并不是那么尽力地为我进一中而去走关系。

我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为广播电视学校98级学生，报到的那天晚上，学校通知我们。我们这个班是英语班。而我当时并未想到在这里呆上三四年学习我非常不感兴趣的东西是一种怎样的后果，告别了中学两三个月之后，第一次置身于这样被日光灯照射得明晃晃的大教室里，周围都是操着带有各地口音的外地学生。班上男女生的比例是1：2.5，其中不乏美女，我对未来的警觉性就这样被周围的红红绿绿给干掉了。

当天晚上，班主任很荒谬地进行班干选举。让各位同学上讲台介绍一下自己，而我大概是普通话比他们标准一些，让绝大部分同学听清楚了我叫什么名字，而忽略掉了我这个人究竟称职不称职等等更具体的事情，再次莫名其妙地成为了这个班的团支书。并且允诺班团委的成员归我组建。

由于有在初中三年时间里转过四个学校的经验，我很快地在这个学校里认识了不少人。并因着职务之便，在班上拉拢了一批死党。而学校保卫处的那个刚从警校毕业的男生科长，居然是和表哥同一个学校出来的。很快，就又顺利地在全校推选十名学生担任护校队员的竞争中出线。

我这么说吧，在我们那所学校，护校队员是连接学生和学校关系最密切的最具体实在的，再加上有那个小周科长的明里暗里的呵护。仿佛一下子就从当猪的变成了杀猪的，刚开学的那些日子里，差不多每天中午晚上都有各种各样的学生请小周科长和护校队长王伟以及我们几个队员出去喝酒。在路上更是经常有人递烟，于是烟酒迅速上瘾，并且热衷于这样的腐败生活。对发生在男生寝室里的一些敲诈勒索打架斗殴等事件是能私自处理就私自处理，压不下的弄到学校里的时候，也是很懂得避重就轻地向校方陈述。然后在事情处理完之后接受被关照的那一方的烟酒款待。

再接下来，似乎一切都很顺利。顺利地成为校报的美编。顺利地成为校广播台的男一号播音员，顺利地成为校文工团的歌唱组组长。并且代表学校参加市电视台由一个企业赞助的抗洪精神颂的诗歌朗诵比赛。

如果现在要我对那小半年的生活进行一个回忆，我是真不知道从哪儿说起。除了一连串的职务和学生当中的勾心斗角打架斗殴，我不知道我还学到了什么，还看到了什么。经常在深夜里睁着眼睛躺在寝室里狭窄的单人床上，听着黄家驹的《光辉岁月》《长城》，都在问自己，我究竟想干什么？我感到很难受，眼睁睁地却又无能为力地看着大好的青春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而我还不能为自己走向一件新的事物给予一个坚硬的借口。

人的内心就像一面镜子，人可以回避镜子，但终究不能回避内心。

那个学期的寒假，我回去得很晚。依依惜别地把所有的同学都送走之后，还和小周科长窝在他的单身宿舍里。每天两个人打打游戏机，打打篮球取暖。在宿舍里煮火锅。或者听着周华键、罗大佑、陈慧娴以及校园民谣。学校里的学生几乎都走光了，喏大的操场上冷冷清清的。所有的痕迹都在，而所有的人都已经离去。

每次给家里打电话，他们都是催我快些回去。而我总是找着各种各样的借口借故拖延回去的时间。
小周科长的家就在当地，有一天下午我睡醒的时候。看到他坐在对面的床上弹拨着一把从家里拿过来的旧吉他。只是很随便的几个和弦，但是我突然被那清脆干净的声音感动得想哭，就像一个瞎子，在突然之间，看到了世界向他露出了一丝缝隙。

而他除了那几个和弦，对吉他的其他技术也是一无所知，而我却像着了魔一样，手指艰难而生涩地在品与品、弦与弦、音与音之间转来换去。当我第一次用单弦把陈慧娴的那首《人生何处不相逢》弹下来时，全然已经忘记第三天就要过农历新年了。

那所电视学校，带给我最好的礼物就是在我终于能很安静地反思着自己一个学期的所作所为的时候，偶然地让我近距离地接触了一把吉他。

那把吉他对我来说，不仅仅只是一种乐器。而是在我对自己的未来最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让我找到了一种精神上的寄托。而最重要的是能让我在弹琴的过程中，有一种无以伦比的幸福感。

[三]

喜欢上写诗歌，是从汪国真开始的。本来我想在第二句话的前面加上居然两个字，以表示今天的我已经对汪大诗人表示了非常的不屑，但是刚进电视学校那会儿，被他的诗歌里那些简单而充满一些小哲理的句子经常弄得感动兮兮的，是确确实实地存在过的事情。这个我是敢于承认的，不信可以去问问洪黑。

认识洪黑是在中文系的一次同乡会上。在各类大中专学校里，同乡会是一个很高级别的机构。一人挨打，会长就会通知所有当地的老乡们一起以或文或武的方式解决问题。据说，我们那所学校校史上几次著名的大规模械斗都是因此而产生的。所谓老乡有难，责不旁怠。因而各地的同乡们也就经常凑在一起坐坐。斯文一点的就是找间大教室，吃吃瓜子喝喝可乐。唱几首歌、作个自我介绍、给自己心仪的女同乡套套近乎。粗野一点的就是一大帮人找家小馆子，喝酒聊天把心中的怒气全都用酒精的方式燃烧起来。我们把手放在别人的肩膀上使劲的拍打以此方式告诉对方自己和对方在彼此心中有多么的重要。这一点回想起来和看汪国真的诗歌也没什么区别，无非是用简单的方式描绘出一幅美丽的蓝图。等到喝得差不多了，就都跟一头头小公牛一样红着眼睛东倒西歪地在街上找迎面走来的看上去不是那么爽的人滋事。或者如果是男女混喝的话，第二天早上总是有不少人很“惊讶”地发现自己和某某男生或某某女人躺到一起去了。

而和洪黑认识当然是属于前者，因为在我对他最初的印象中，他是个很斯文的人。戴着副眼镜，瘦高瘦高的，皮肤黑黑的。当他在大教室的讲台上声情并茂地朗诵汪国真那几句著名的“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远的路“的时候，那次同乡会的那位叫鲁进步的会长在下面给予了热烈的掌声，并低着声音像我介绍说这就是我校著名校园诗人洪黑，有拿着汪诗四处找女生进行当面朗诵的嗜好。但是谁都不清楚洪黑对那些女生有没有产生下文。
。
事情是这样，当洪黑在讲台上朗诵完那首诗歌之后，下面掌声雷动，甚至个别女生都有泪眼花花的冲动。然后会长鲁进步同志及时地冲上讲台，和洪黑握手、表示感谢。然后用一个领导者的笑容和姿势向他的乡民们说：“下面再给大家介绍一位98级的校园诗人，张游。”再接着又用比较低沉和蔼的声音对我和洪黑作了个互相介绍。我和洪黑的双手于是紧紧地握了握，像某两个关系恶劣的国家第一次作出和谈一样。随即，大家就都心情很愉快地进入了嗑瓜子、喝可乐自由聊天的时间。我俩颇有风度地和中文系的才子才女们谈笑风生，从鲁迅的伟大之处谈到汪国真的诗歌的精洁，再从黄家驹谈到游鸿明。极力地把自己从大报小刊上所看到的每一点有关文艺和娱乐类的新闻搜索一遍然后再以自己的语言风格把自己心里所想达到的目的运用相关的技巧把它再复述一遍。

我们热爱复述。后来，终于知道了什么是丑态。

其实，青春期的大多数人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扯淡，只不过我们扯淡扯得比较好一些而已。

我想，无论如何，我们从内心里是热爱诗歌的。即使有些时候是打着诗歌的幌子去跟女生套近乎而已。但是你得想到，为什么我们会用诗歌去打动女生，而不是用足球、英雄主义等等去敲开美丽的女生们美丽的青春的美丽心扉。很多年后，我坦然承认诗歌比较简单比较容易掌握。而洪黑一直坚持“诗歌至上”这个愚蠢的观点。

当两个才子碰头的时候不异于两个国家元首要进行一次伟大的经济磋商。我们日日夜夜躺在一张床上对一首诗歌进行分析评价赞美和辱骂。这段时光是很快活的，就仿佛是《水浒》中的一群终归要碰头的好汉们在一起喝酒那样。我们买回几瓶啤酒在洪黑或我的床上慢慢滋润着，滋润着诗歌，也滋润着彼此的胃。那应该是个秋天，一切就那样开始了。

我和洪黑在一起之后很快的厌恶了汪国真诗歌。这得益于我们学习的那个城市的旧书摊。我们常常瞒着对方拿着自己的伙食费去旧书摊上搜刮分行分段的被人称之为“诗歌”的书籍。就这样，我们从青春期的“汪国真风潮”中顺利的走了出来。洪黑首先淘到了一本《五人诗集》，是“朦胧诗”代表人物的作品。我们被里面的句子惊呆了。洪黑拿着那本书走到我的面前，几乎是掉下了眼泪。他哽咽的说：“知道么，我们错过了多好的时代。”然后他给我念起了很著名的一句诗（后来我们知道，早在几年前甚至更早就有人这么念过）：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就是这个句子。我们豁然，我们像终于找到了一个幸福的套子可以把自己安全的装进去。我们的确错过了一个时代，一个属于别人的时代。这又并不重要，因为那时候我们太小了。只是洪黑说我们在汪国真身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而真正的诗歌我们又太晚才接受。我们如痴如醉。

那时候起，我们才自以为真正进入诗歌。可能也正是那时候起我们才真正的知道诗歌是什么。它是一种宿命。

而宿命是什么？

为了把这种我们当时所能理解的宿命感更具体、更干净、真诚、率性地表达出来，我们决定办一份诗刊。刊名就叫：随心诗刊。

我和洪黑在校门卫的老王那里，把他那个放着锤子、起子、钳子等铁家伙的铁皮箱用三包香烟换回来。然后弄来一些油漆。把它刷得贼绿，上面用工笔端正地写下“随心  投稿箱”的字样，然后把它订在教学楼通道出口处的那面围墙上的时候是在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里。很多男生在操场上打球，很多女人趴在女生寝室外的栏杆上看球。我们的钉子插在生铁做成的铁箱子上，我们的锤子撞击着不锈钢墙钉。发出砰、砰、砰的声音。听上去总觉得随时要有一些心脏需要破碎了。

负责教学楼的清洁工作的老赵头和学校政教处的魏处长等几个人都曾过来问话。我们很牛气地带着十分不屑的神色告诉他们：我们热爱诗歌，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铁箱子。

魏大处长和赵老清洁工都若有所思地顿了顿，似乎无法判断这到底有没有违反校规或保洁标准。这事件令人难以解释。按照初中学习解方程的最后步骤应该说：因为我们是呆在学校，所以我们不是疯子。同理可得，魏处长和赵清洁工都只能离去。

1999年秋天的某个星期二的晚自习前，我们终于从一家简陋的文件复印的地方拿到了五百份复印得整整齐齐的《随心诗刊》创刊号。它的整个选稿、撰写、插图都是我和洪黑在寝室里忙活几天完成的。最后我们放弃掉了我们大半个月的馒头、香烟和啤酒，让它们变成了喷着油墨香味的诗歌。

那天和我们一起去拿诗刊的还有两个朋友，从下午放学后就一直守侯在那个店外面。当第一份诗刊从复印机里冒出来的时候，外面的路灯已经亮了。晚风中透露着丝丝凉气，我看着那份诗刊和路灯以及从身边匆匆而过的行人。心里一直觉得自己已经占据了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的位置。我们四个人骑着两辆破旧的自行车死命地蹬回学校。车子还未停稳，就气喘吁吁地跑到教学楼上，按着学生的比例一个班一个班地免费地发送完。然后和洪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又一个班一个班的窗口偷偷地转悠着，看着那些倾注着我们的某种期待的诗刊在广大才子才女们的手中的结局是如何。结果是，有人在认真地看，有人把它拿去垫桌子或凳子。还有把它折成一只大飞机，从楼上向操场尽力扔去：飞哦————呜——`

我和洪黑像历经某种沧桑之后筋疲力尽地坐在操场的主席台上抽着烟，看着操场那边整栋的被日光灯渲染得洁白明亮的教学楼。
洪黑问我：张游游，你有没有一种觉得非常幸福并且满足的感觉？
我说：有。我甚至可以不去关心我们这个月究竟吃什么。
洪黑说其实我什么都不关心，我只是想在厕所里守上几个小时，在哪里思考一下如果看见有人把《随心》当厕纸用该怎么处理这个人。

[四]

我们那个著名的98级中专班只有十二个男生，平均年龄也都是全校最小的，因此无形中总是能在诸多方面被校领导照顾照顾。比喻参加篮球赛，尽管我们拿的是最后一名，但是却照样颁发给我们一个最佳精神奖。以此表彰我们这些在与比我们大四、五岁个头高几十厘米身体重三十斤重的老一届大专班的篮球队在争抢过程中流下的鲜血和与水泥球场亲密接触后摩擦的皮肤。

而且大家各具风格，我和大头、援朝、张国庆、李乐几个人是热衷于乐器的。并且每日大声嘶吼着我们当时认为非常摇滚的摇滚乐。而其他几个人，都是计算机的高手。大家共同的爱好是音乐篮球还有美女香烟。我们每天做着相同的让我们自己都感到无聊的事情，有时候又像一群大小孩，在下雨的天气里打着赤脚在操场上玩水。

读初中的时候好象看过林清玄有一句话，大概就是说，无聊是伟大的开始。
我们一点也不伟大，但是我们感到了刻骨铭心的让人窒息的无聊生活。

当余杰的《火与冰》畅销在各大中专院校时，我也翻看了那部广受欢迎的作品，我无意于提出那本书对我当时的触动有多大，或者评价那本书里所发表的观点我究竟是认不认同。但是那本书对我来说就像是一把钥匙，或者一个大杂烩，它放进了那么多的让我非常喜欢并且感兴趣的东西，却只能从那些伟大的思想或者黑暗的时代中攫取那么一小段一小段出来。这激起了我亲自去图书室查找那些与历史有关的书籍。抱回厚厚的一摞，从楼下的小卖部里买上整箱的方便面和整条的香烟，每天把自己关在寝室里闭门不出。直至觉得自己的神经已经分裂得很厉害。

其实我所困饶的问题大约是与任何思想任何具体的理论体系无关，起因只是因为看到了康德的那一句话：我们眼中所看到的世界只是真实世界的一个表象。而那句话让我产生了非常之多的奇怪的念头，我所学到的和所接触到的简单的知识只能让我从字面上去理解这句话。甚至想，是不是通灵的人或者具有阴阳眼的人才能看到事物的本质？而事物的本质又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那段时间的失常状态让寝室里的男生们都非常担心，他们经常会拿些啤酒回来，或者拖我出去看漂亮女生等等，试图把我从这种庸人自扰的状态中拉出来。但是我颓废不振的样子永远似乎永远无法苏醒过来。

“馒头吃出来的永远是馒头的味道，不管你把它想象成什么。”多少年后，洪黑说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真实。

而在那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中，我的人生观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自此，我不相信一切太过表象的东西。当我终于走出寝室，走出学校的时候，阳光白茫茫的，一下子刺痛眼睛。男生依旧在打篮球消耗过剩的体力，女生依旧每日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趴在女生寝室楼上面看着男生们打球，然后等某一天被某某男生相中，从此开始每天在一起做晚自习、每天吃饭互相喂着、每个周末一起去电影院看通宵电影，然后在电影院的高背沙发的掩饰下开始生涩的拥抱、接吻，或者胆子大一点的还把手颤巍巍地伸向那还未真正发育完整的胸部。

从此生活又恢复正常的无聊状态，每天除了和大头、援朝、李三他们几个一起练两个小时吉他，以及月底和洪黑一起编辑并撰写新一期的《随心诗刊》之外，依旧是偶尔上课偶尔上晚仔细，没事情做就去打球发泄过剩的体力和时间。或者男生们一起出去打游戏，拳皇九七，八祖永远都是酷酷的，永远都被游戏迷们所热爱，没有人在乎他在整个拳皇大赛里的背景和身份。正义永远都是最后的胜利者，但已经没有人愿意垫着脚伸着脖子拨开时间的迷雾看看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这就像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必死一般。

那一个月的冥思苦想仿佛就如同做了一个噩梦，醒了后。连痕迹都没留下。

[五]

诗歌和音乐从来就是以一对双胞胎的身份出现的。当我每天摇头晃脑地吟诵着某某诗人的某某名著时，真正的诗歌精神正从我的内心里悄悄溜走，只剩下一些单薄的词句按照人的发声节奏慢慢地散布到空气中，然后烟消云散。任何经典的诗歌都是经不起一再亵渎的。而且在那个时候，提起汪国真已经是令我感到十分羞愧的一件事情了。
   
当我、大头、援朝、李乐等几个人已经被全校师生所知熟悉，并且知道我们是在做摇滚音乐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我内心的羞愧程度。那时候大家技术都还比较臭，最热爱的摇滚乐队是BEYOND，以能把他们的一些相对比较简单又流传得比较广的歌曲扒下来为最满足最幸福的事情。而大头觉得，并非所有的做摇滚的就都需要表达自己的思想，有些时候有些非常好的东西需要的只是多来那么几副嗓子几把琴把它再度搬出来罢了。

我同意，我非常地同意他的看法。我甚至老是想，如果全中国各阶层的民啊主啊，每天都一起唱一遍《爱的奉献》会是个什么样子，不知道社会是不是会因此而改变。但这些念头一瞬即逝。是BEYOND让我感到了最初的愤怒和压抑，让我感到了我们需要对生活提出一种控诉，并且去寻找某个遥远的远方。而那时我并不知道已经到达过了远方的海子曾经说：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

而相比之下，我们做乐队的初衷尽管是非常美好的，但是之后过多的行为让我觉得每个人都只是想摆酷，当然这也包括我。因为我们都年轻，但是当我恍惚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在某个过去的时间段中，曾到过未来，而我却只能活在当下。这些捕捉不到的思维让我很痛苦。也加大了自己的白天和自己的黑夜的对立。

我想，我大概是需要一份爱情。然后让自己尽情地变得跟一个傻帽似的。在脑子里想来想去，似乎有那么几个女生似乎对我有那么点意思，如果我需要爱情，那么就是我的粗心让爱情跟我擦肩而过了。

在讯号乐队正式成立之前，我们几个就经常一起玩一些为大家所知的摇滚歌曲，洪黑还不是我们的主唱。那个时候有一些小型的义务的演出的时候，我和大头、李乐都是轮流唱着。大头是节奏吉他，李乐是主音吉他，援朝是跟着乐队一起玩的，大家戏称他为候补节奏。而张国庆是我们的鼓手，这个永远是身体前倾、使出浑身力气并且喜欢把鼓棍打飞的家伙，经常让我们的排练连着几天没有多大进展，并且在与其他学校的乐队的比赛当中挺丢份的。

似乎是那一年吧，校园乐队在我们的那个城市里空前地盛行开来。因此各所学校的所谓摇滚乐队都如雨后春笋般地一下子冒了出来，相比那些整天排练“花儿”“零点”“羽泉”的那些家伙们，我们乐队的几位同志一致认为我们比他们有思想，比他们纯正和伟大。那时候刚刚学会几个和弦的年轻的乐手们热衷于四处拜师四处找人单挑。一到周末，就能见到一帮打扮得光怪陆离的留着长发的半少年半青年的家伙们背着黑黑的琴袋，混迹于各所学校。然后，找到该校的乐队，大家就找间排练房，抖开琴袋，接上音箱和效果器，刷拉拉地就是猛弹一阵半音阶，而且每个人都选择失真音色。以此安慰自己，自己所玩的都是属于金属类的风格，都是他妈的真正的摇滚。

比试的绝大部分内容就是比速度，这是很实在很具体化的东西，慢一点就是慢一点。不管你能不能自己写歌，以及你的思想境界有多高。如果谁的技术好一点，另一个必然会一时很谦虚并带着点崇敬的心理地来讨教点什么什么。

能让乐器工匠们折服的只有速度。

几番下来，就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了。

    照例是该学校乐队请那些来本校挑场子的家伙们去喝酒吃饭。酒足饭饱后就一起勾肩搭背地走在已经是华灯初上的校园里，东倒西歪地，看到漂亮的女生就流氓似的吹起口哨或者呜呜地乱叫唤。有时候运气不好的，碰到了校长或政教处主任一起巡视晚自习的，就立刻成鸟兽状散开去，只留下本校的几位摇滚人物在接受领导的新一轮的苦口婆心的教育或处罚。
  
  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但并没有听说过哪个乐队跟哪个乐队因为这个而闹矛盾的。我想，说不定那时候大家的潜意识里其实都是希望能多发生一些这样的事情，以此来告诉自己是被压迫的阶级，然后把这种被压迫感以成百上千倍地夸大，最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变成了苦孩子，出身卑微，多劳少得，跟社会有不解之仇。以此来让自己在演唱的时候能装得更愤怒一些。

   [六]

    实愤怒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

当我们第一次听到“唐朝”的歌时，《月梦》让我们感到一种被压抑的绝望，如同浑身不能动弹地放在水中，然后眼睁睁地看着水从头顶漫过，直至丧失感觉。而《太阳》却是切实地反映着大家对生活的茫然和无助，但是却有某个已经被侵蚀得快要麻木了的对着原本真实的世界的寻找。《飞翔鸟》是我们正在上路的时候，高举大旗，一边朝前方观望，一边在为身后的岁月唏嘘。《梦回唐朝》则我们一味地不断地告诉自己自己就是最强大的，却隐藏着最脆弱的灵魂，但是切不准备对自己进行拆穿。

而《国际歌》，而《国际歌》是什么？当强大有力的金属五和弦被打出来的时候，我只感到有一股热血直从脚底板一下子冒到头顶，充斥得脸上也变得面红耳赤的。我、大头、援朝、张国庆、李乐在学校小食堂后面的破旧的小包厢里端庄肃穆地，像一个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在《国际歌》的节奏中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跟着一起哼唱着我们所能唱的那一部分。一种伟大感油然而生，萌生出了一种未来的世界就是要靠我们去拯救的感觉。我非常清晰地感受到有一种液体从身体的深处冒了出来。

当我们正沉浸在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当中时，食堂大师傅猛地把门推开，着急地对我们说：几个家伙，快点到教室去，你们校长今天去各教室抽查未到的人数。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感受唐朝的结果。我们以32分音符的速度奔向教室，刚坐定，校长就带着政教处主任以及学生会的一群爪牙到了我们班。清理人数，整理名单，当日晚未到的男生或女生统统登记在册，要求于第二天上午八点去政教处报到。但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居然全班到齐，看来在校长大人的身边有我们的内线，或者说全班同志们都十分团结，关键时刻彼此通风报信，因此就逃过了一劫。

那时候大家都还不知道性爱的滋味，因此无法把听完唐朝、快速跑向教室、然后在教室里就着安静的日光灯坐下来的那种前所未有的舒爽和累的感觉综合性地形容出来。那天班上像是过节，实际上我们没有上课的那么多天里，已经和不少女生是月余未能见面了。班上顿时流露出一种太平盛世莺歌燕舞的景象。大家嘘长问短的，谁跟谁分手了，谁跟谁好上了。话题永远逃脱不了这些。

我和大头、援朝、张国庆、李乐等人把凳子搬着坐到了一排，大家在唐朝的刺激之后都作沉痛状。大头说，咱们给乐队取个名字吧。其他几个人一致同意。于是，又七嘴八舌地讨论起乐队该叫什么名字起来。有“极乐”“日子”“旧事”“98级”等等一大串的名字，但是无法得到统一。

最后张国庆说，咱们一人想几个名字，把它写在纸上，然后抓吧。抓中哪个就是哪个。
当我们在一大堆被搓成一团的纸条当中抽取名字的时候，带着一种神圣感和使命感，配上抓纸条这样方式，那感觉真滑稽。
最后抽中一张，打开：讯号乐队。

讯号乐队就这样地在一堆乱纸条当中诞生出来了。

[七]

有时候即使是同一样的事物，但是多了一个简单的命名之后，大家的感觉都不同了。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不如以前几个人在一起弄歌玩的时候的松散，开始了一些有意识的集体练琴或扒一些我们所认为好的歌曲。但是我们几个能唱的歌都不是很多，且要想一边把琴弹好一边唱好，显得有些困难。于是大家想到了找一个主唱。

当洪黑以校园诗人的身份出现在我们班的男306寝室的时候，他们几个正一人半躺一张床，嘴里叼着烟，怀里放着琴。都像相亲似的盯着洪黑，洪黑怀里夹着一本绿皮的《语言——以形式的命名》，还有一叠我们那绿皮投稿箱里来的稿子。李乐先跟洪黑打了个招呼，然后扔过去一根我们本地的两块五一包的叫“龙乡”的香烟。

“你就是洪黑吧？听说你写诗挺不错。”
“也没什么，就是好这口子罢了。”
“张游说你唱歌挺不错，咱们来玩一会儿吧？”
“ok，谁的歌，你说吧。”
“那就先来个BEYOND的《农民》吧。”

说完李乐就坐起来，用木吉他弹起了《农民》的分解和弦。洪黑跟着节奏，挺煽的嗓子，从头到尾，没有跑一个音也没错一个节奏。而且看得出来大头和援朝的眼神里都流露出了几许敬佩。最后一段“见面再喝到了半醉……”是几个人跟着一起唱完的。

洪黑就这么简单或就这么牛逼地成了我们乐队的主唱。

[八]

我和大头、李乐、张国庆、李乐还有洪黑兴高采烈地从学校政教处抬着一个个沉重的装着爵士鼓的箱子走向食堂后面的大的破旧的仓库的时候，围观者众，大家都跟看到了出土文物似的，但是那帮丫的都本着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姿态，就是没有一个人伸只手帮着抬一下。援朝一个劲地跟我们啧啧地说：瞧瞧，瞧瞧，这帮人是多么没爱心。整个儿都堕落了，我们搞艺术的就是要好好地批判批判这样的垃圾。

大头在一旁猛乐：嘿，我们成搞艺术的了。

那个破旧的仓库和学校的爵士鼓是在我们多次联名给学校写申请，并且偷偷地塞给管常务的副校长和政教处主任两条红塔山之后才得到批示的。不过他们发出来的公告倒是挺搞笑：为了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促进大家思想和专业一同进步，决定把学校堆放杂务的仓库和一套爵士鼓借给“讯号”乐队，如有损坏，应当照价赔偿。

我们从老校工那布满皱纹的手中接过已经绣迹斑斑的钥匙，去开那破仓库的门，结果是捅来捅去，锁没开，被腐烂得已经不成样子的门倒是突然倒下了。里面的景象让我们突然惊讶，思维陷入了暂时空白状态：堆满了已经无法使用的桌子、门窗、凳子、床板和一些实验室的被淘汰掉的柜子。离地三米多高的钢筋的屋梁上赫然挂着一条干蛇壳，在早冬的风中飘飘荡荡。这与外面的阳光明媚、妻妾成群、名牌服饰是多么地不相配啊。

但即使这样，仍然抑制不住我们的兴奋。不管条件如何，排练房总算是有了，以后就不需要一到整体排练就跑到隔壁学校去递烟敬酒还要看人家脸色地用他们的鼓了。大家劳动的热情空前高涨，都是一反常态地抢着干活，好不容易在堆积如山的木制品中收拾了一块十平方米左右的空地，地上是青砖铺的，满是潮气。于是又把床板放在上面。再把军鼓、低音鼓、桶鼓、吊镲、踩镲一个个地架好的时候，大家已经是累得不能动弹，一人爬张破桌子上面坐着，如一个将军在出征前申时他的部队或者如一个辛劳一辈子的父亲那样打量着他用一生的积蓄买回来的小房子那般打量着这珍贵的十平方米。

休息了一会儿，又把吉他、音箱、谱架、话筒、录放机以及一小箱子的唱片、乐谱等东西搬了进去。再找个扫帚和抹布，把要用的地方过分认真地清理了一遍。然后又找来钉子、锤子，把那扇已经烂得不像样的门换了下来。在仓库里重新找了扇破得还不是那么坏的门装上了门框。然后买了把新锁，一人配一把钥匙，就这样。被我们喻为革命的根据地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九]

随心诗刊已经因为多方面原因停办了，那个绿色的铁投稿箱子还是订在那里，每天从那里经过。除开乐队排练之外，我们已经完全变得无所事事，有天一个人又走到那底下，突然想看看里面到底还有些什么。就拿出钥匙去开已经快要绣掉了的锁，打开一看，下面有一层大约5厘米厚的脏水，大约是多次下雨未清理的缘故吧，水面上浮着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信纸。

我像对待宝贝似的，轻轻地把信纸捞出来，然后又找了间一楼的空教室，把它铺在桌子上，再小心翼翼地一点点地打开，是一封只有几行字的信，用很娟秀的字体写着：张游，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我受不了这种能看到你却不能和你走在一起的日子，我知道自己无法使你放弃什么。谢谢你在那天晚上让我体会到一种如此真实的幸福，我是一个如此的让人不可接近或孤僻的女生，那晚真的让我感到很幸福。我衷心希望你能永远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希望你能幸福和快乐。还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我真的很爱你。姚谣。12月3日。

我看完就懵了，一个人坐在空空荡荡的大教室里，拼命地抽着烟。穿过窗户的玻璃，就看到了那个绿色的投稿箱子。安静地躺在那里，上面有一些落叶，和被雨水侵蚀过后流下来的痕迹。操场上还是有许多男生在打篮球，而女生楼的栏杆前的女生明显地少多了，天气渐渐冷了，真的是冷了。而我一直忽略过了季节。我站起身，思维一片空白，只是慢慢地走到那个投稿箱前，脱下外套，把上面的灰尘和污垢清理干净，然后再打开箱子，在清洁工老赵那在楼梯口的小屋子里借了个一次性的杯子，把水慢慢地从箱底舀了出来，然后用外套把它润干。用手摸了摸，把那封已经被吹干的信重新折叠得整齐，很平稳地放好，然后把那把打开投稿箱的钥匙取下来，放在信的上面。再把箱子盖上，锁住。

我一个人走到寝室楼下面的小卖部，准备买两罐啤酒。摸了摸口袋，只剩一块五毛钱了。就买了包软龙乡烟。然后跟老板娘赊了两罐酒，她看我脸色不大好，也没罗嗦什么就直接给我了。

我拿着啤酒直奔楼顶，天已经黑下来了。许多男男女女正成双成队走朝教室里走去，准备上自习。风吹在脸上已经很有寒意了，我缩在一个角落，开了啤酒。一边抽着劣质烟一边喝。酒很少，可是很快就眩晕了。天上已经有了星星，闪着冷冷的光。我抱住头，努力地想着自己这两年的生活。

想起在第二年新生开学的那些日子，我和大头、洪黑、援朝几个人蹲在学校大门口，一个个地盯着新来的学生打量着，然后就在那天碰到了姚谣。我们都叫她校花姚谣。她低头不语，满面羞涩。

想起我们每天在食堂门口、在教学楼门口、在接电话的小卖部门口用尽一切办法多见她几眼。而她不恼不怒，也从来不搭理谁，永远是一个人上课、下课、吃饭、逛街。

想起上一年亚足杯开赛的时候，我们全班男生集体去电影院看球，我在一个角落发现她静静地坐在那里，抽着烟。她看到我见她抽烟的时候如一个做错了事情的孩子般眼神。然后我和她坐到一起，看她冷得发抖，就把外套脱给她，看完球赛后我却独自走了。

想起我在那段神经兮兮的日子里，她经常会让一些班上的男生带给我一些纸条或水果。而我为了在同寝室的男生面前表明自己不在乎女生，却常常把那些当成玩笑。

想起在99年元旦的那天学校里的文艺汇演，轮到我们乐队演出时，我看到她怯生生地坐在前排，我冲着她笑了笑，她也笑了笑。在演出完后，她送给我的那个打火机。准备再跟我说什么时，我却被乐队的那帮家伙拖走喝酒去了。回过头时还见她站在风中一动不动。

想起我曾莫名其妙地告诉过她，摇滚是我的生命，我不会为任何东西而放弃的。

想起她留在投稿箱里的那封信，想起第三个圣诞节就要来临了，她却走了。却在这个时候告诉我，原来在我和她短暂的几次接触之中，是有一种叫做爱的东西在牵引着的。

我不确定我是不是醉了，但是头眩晕得难受。我想起了自己这几个学期的生活，除了诗歌和摇滚，原来自己也有过那么些值得回忆的片段，但是却被我忽略过去了。学校的广播站里的扩音器在说：今天的第三次播音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下面把这首刘若英的《为爱痴狂》献给所有的朋友，愿大家能喜欢。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想你说过那样的爱我；想要问你敢不敢，像我这样为爱痴狂。想要问问你敢不敢，想你说过那样的爱我，像我这样为爱痴狂，到底你会怎么想……”

我歪歪地下了寝室楼，又走到教学楼前的那个绿色铁皮投稿箱那里。

我一拳狠狠地砸向投稿箱。它的脸马上变形深深的陷出莫名其妙的凹地。

你敢不敢？
假如时光可以重新来过，你敢不敢亲口告诉我你爱我，然后让我陪你一起走在正午的阳光下，抛开那些永远不切实际的瞎浪漫，抛开那些狗屁理想、杂乱而无序的思维方式。而去和你感受一下生活的明媚和真实？

真正的诗歌是一种宿命。


[十]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我们每次排练累了的时候就会放出这首歌来激励自己。告诉自己，所从事的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全人类都等着我们去解救等等。

已经是冬天了，也离我们圣诞节的专场演出越来越近，大家大部分时间都是呆在仓库排练房，窗户上没有玻璃，天花板也已经塌落光了，一抬头就看到瓦片。遮不住风也遮不住阳光。为了能让圣诞的演出更加圆满和顺利，大家都拼命练琴，几个人的手上都血光闪闪的，贴满了二毛五一张的磋牌创口帖，越贴越烂，像我们学校对着大街那一面的墙壁，为了诱骗新生，每年开学时总要请人粉刷一遍，结果没几天，被雨一浇就都黑了。排练的时候大家都很投入，张国庆用鼓棍敲四下古典节奏，然后电吉他、贝司、架子鼓就一下子全都行动起来，我总是能感受到一种叫做年轻、美好或者梦想之类的词语在仓库里飞来飞去。而我们永远是叼着两块五一包的香烟互相满足地微笑。

也经常会有一些班上男生女生或其他班的陌生的同学想过来看我们排练，大头就给大家定了个规矩，想进我们那十平方米空地的排练室的，交一包两块五的烟就可以了。而且进来之后不能嬉嬉闹闹的，即使这样，仍然经常会有人过来。有时候还带一些吃的，这样很好，因为大家为了买乐器或出去学琴，跟家里拿的生活费都是支取到已经实在没有借口或不好意思拿的地步了，但是天天都带吃的来的人并不多。所以我们经常是架个酒精炉，买些面条，在食堂里弄点油盐酱醋的，再找两个人翻过围墙，去学校外面的菜地里偷点白菜，煮好后几个人就蹲在地上，没有碗，就那么一人一筷子地在酒精炉里夹着，一餐就这么应付过去了。天气实在是冷的时候，还能想法子整瓶二锅头，一人一口地轮流喝。

每天晚上我们都挤在排练室里，用功放和一台旧电视机看一些国外的电影或演唱会。几个人都把能穿上的都套在身上，哆嗦地挤在一起，把能支起来的木板或废弃的门堆在我们周围，闹到没烟抽的时候，就一根烟几个人轮流抽着，张国庆那丫的老是在轮到他抽时，把烟屁股咬得湿湿的扁扁的，结果就惹得其他几个人在一边狂骂，而他却一副成就了某项大事似的傻笑。风在黑色的空气中呼啸着来来去去，有时候还能听到小冰雹在屋顶上噼里啪啦的声音，大家就都在一起挤得更紧了。一般地，看完一部影片后，就是学校下晚自习铃敲响的声音，然后几个人把排练室的东西匆忙地收拾一下，检查一下那随时可能烧起来的破损不堪的电路线。然后锁门，几个人既兴奋又哆嗦地走向寝室，或者在楼下小卖部的老板娘那里磨蹭半天，赊上一包烟和几包北京牌方便面，这样大家晚上的生活就更加幸福了。如果天气太冷，我们就会把寝室里的一些凳子拆开，用那些我们所用不着的书来点燃，把两张铁架子床拉到很近，都伸出手去烤火。直至后来洁白的墙壁上多时烟熏出来的惨黄的颜色，而我们的寝室里也再没有什么可烧的了。
       
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就出来晒晒太阳。在那破旧的大仓库旁边有一根非常高的学校工厂的烟囱，烟囱旁边是一堵砌得很宽的围墙，围墙的脚下堆满了学校了重建办公楼的时候而剩下的木材和竹子，大家经常一排排地坐在上面眯着眼睛看着围墙那边操场上来往的女生，如果碰上好看的又不认识的，通常是几个人伸手来做黑白黑白的游戏，然后淘汰剩下最后的两个去跟女生搭讪，不过大多数情况是自讨没趣，或者碰上了个软钉子。只好又灰溜溜地回来，但即使这样也一点都不影响大家心情。这样的时候张国庆会提议放点音乐，然后去排练室打开功放，接上我演出的音箱，音量开到最大。这样整个空气中就都是《真的爱你》或者《飞翔鸟》之类的音乐在飘来飘去。我们一边幸福地饿着肚子和抽着烟，一边构想着我们的未来。阳光下，都觉得生活美好得不能再美好了。

当我们放弃生活去做摇滚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伟大。
当我们在做自己所认为的摇滚音乐的时候，我们最大的快乐不过是生活得正常一些。

[十一]

这个不大的学校在冬季里萧条沉静得叫人心慌，草坪上一片枯黄，恋爱的人也都选择一些诸如电影院、酒吧或者干脆一起在外面租房子同居去了。只有周末而又恰好逢上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我和洪黑大头他们几个才会抽空在那里坐会抽根烟，大家嬉闹着，有时候困了，就那么地在草坪上睡上了几个小时。一觉醒来发觉浑身冰凉，又是鼻塞又是头晕的。

学校在这个时候宣布了一个消息。我们这一届要提前半年毕业，剩余的半年时间出去实习。随着班主任一次又一次地发下各种表格， 大伙才真的懵了。是的，这个学期完了我们就要实习去了，这意味着乐队得解散，并且以后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见面。我从小就最怕别离，每一次都让人伤感得不行。更何况还是在这种更添伤感和萧瑟的冬季中。我不敢太过分地表露自己的这种情绪，经常是晚上在寝室心里在憋得慌，就拉起大头或洪黑或援朝爬上楼顶，冬天的天空冷冷的，月光很亮，躺在地上白白的，我们看着空旷的校园，发觉自己从未如此深爱过这个地方。却又有多少话能说。只会对着抽烟对着咳嗽，然后互相拍了拍肩膀说：下去睡吧，明儿还要接着排练呢。

历时一年多，学校终于同意我们在学校的大操场上公开举办由乐队单独的专场演出了。时间就定在12月7号。

我永远记得那天的天气阴阴的，气温大概在一度左右，冷冷的。学校操场的主席台后面用一块大幕布遮掩起来了，上面写着“讯号乐队校园演唱会”。演唱会所有的器材都是我们自己求爷爷告奶奶地租借来的，校方除了给场地之外不作任何介入。演出晚上六点钟开始，我们自己做的海报也都贴出去了，到时候各个学校玩乐队的朋友和一些歌舞厅或商场后勤的人都会来。我们几个在主席台后面的一个小房子里仔细地擦拭着乐器，检查着线路和接头处是否牢固。演出曲目和中间的休息时间里安排些什么的都早已商议好了，大家都故作轻松地开着玩笑，但我感觉得出来，他们和我一样心里都有一种压力，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大型的单独的公开演出，如果演出失败了，那将会是一生的遗憾。

     五点五十分，操场上已经聚集了三千多人了，风吹得有些冷。台上的设备都已经摆好，音效和音量都是调试过的了，我们一身颓废的扮相，拿着自己的乐器从后台走了出来，我看了看前排，看到了一个女生，觉得很像姚谣，一副瘦小的摸样让我突然有点心疼。

     一出现在台上，下面就一下子喧哗起来，我们所认识的一些兄弟们都站在一起，使劲地喊着。我心里有点激动也有点慌。插上电源，打开音箱，接上效果器，按事先设置好得几种音色开始。开场曲是BEYOND的《真的爱你》，鼓手张国庆敲着古典：一、二……主音吉他李乐开始了前奏SOLO，电吉他的失真效果一下凸显出自己的特质，把人在心底的那种压抑的情绪猛地抒发出来了，台下也猛地叫喊起来了，一股激流从脚底到头顶。

妈的，我在心里狠狠地莫名其妙地骂了一句！
这真是一个美好的而又幽默的时代。

[十二]

那晚的演出很成功，演出结束后已经有一些商场或歌舞厅的负责人去让我们在圣诞节或元旦的时候去他们那里做助兴演出了。但大家都提不起多大兴趣。满脸的简单的兴奋。像终于完成某件历史使命一样地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演出后十几个人一起在外面喝酒，喝到一半的时候。外面有个我中学时的同学找我，然后我出去跟她聊了一会儿。回来的时候，大家喝酒已经散了。都回到学校，没有人去教室，都坐在主席台上抽闷烟，没一句话。

洪黑朝着我走过来，眼睛红红地说：告诉你，讯号乐队从今天晚上解散了。
我一下子懵了，没反应过来。他似乎有所觉察地回过头来，又说了一句：告诉你，讯号乐队从今天晚上就解散了。晓得么？！

我也没有说话。坐到主席台上，和大家一起看着操场那边的教学楼里灯火通明，节能灯安详而又不打扰地关注着生活。我又想起了这两年多的时间里，自己究竟做了些什么。后来什么都想不起，只知道自己每天都抽烟，吃饭睡觉。似乎这中间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但是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又或者什么事情其实都只是一个过程而已，所经过的每一秒就是最真实和最珍贵的。

后来我也有些晕了，感觉自己歪歪斜斜地躺了下来。失去知觉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也许有些事情就这么划上句号了。

[十三]

在学校的最后一个圣诞节又到了，那天各班级照例举行一些小型的庆祝圣诞的晚会。而在我们这个即将要毕业的班里，无论大家笑得多么开心，班上布置得多么五颜六色，但依旧掩饰不住一种即将分别的伤感的气氛。

我们一帮人坐了一会儿，大头提议：咱们拿上木吉他上街卖唱去吧。大家的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了。立刻有人去寝室里拿上四把木吉他，还有人找来了一张大白纸和毛笔以及墨水。说让写上两个字。洪黑说：写卖声。引得一帮人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一行十几个人，先是到了人民商场门口，已经是十一点多钟，那里的人少了许多。我们在商场门前的旗杆下停了下来。周围有很多灰尘，还有一对对情侣们从面前走过，不远处是一些卖油炸食品的小摊子。援朝和大头先是不好意思唱，于是我和洪黑还有李乐三个人就坐下来，打开琴袋，把卖声的两个字铺在面前的地上，上面压了两块小石头。唱的第一首歌是《模范情书》。大头他们几个就站在周围给我们凑人气。但是路上行人不是很多，也并没有几个停下来围观的，只有两个买完一些吃的东西的年轻女孩儿站在旁边，从头到尾地听完了一整首《来自我心》，然后丢下下五块钱就走了。

这让大家感到非常兴奋。接着洪黑说我们去七一商场那边吧，那里是市中心，24小时都有人。于是我们又转换战场。跑到了七一商场旁边，在台阶上坐了下来。这次大头也上了。我们四个人一人一把木吉他，感觉也比刚刚第一次唱的时候强多了。而且围观的人也多了起来。年轻的男女青年们互相拥着，女孩们大多都拿着玫瑰花，一脸幸福地依靠在男人的怀里。丢在“卖声”那两个字上面的钱也逐渐多了起来。一块、两块、五块地都有人扔。

大家也唱得更加投入，一口气唱完了《喜欢你》《不再犹豫》《大约在冬季》《恋曲一九八零》《外面的世界》《冬季校园》《恋恋风尘》《千千阕歌》等歌曲，几个从对面饺子店里刚下班的还穿着工作服的年轻的或不年轻的女人们在旁边一直呆呆地听着。听完后，几个人嘀咕了一下，然后由一个看上去三十岁左右的女人从口袋里掏出被折得皱皱的钱，展开。拿了一张十块面值的，走过来，弯下腰，轻轻地放在我们的面前。接着几个穿着工作服的女人便一起结伴走了。那一刻，我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真实和感动，仿佛即将要死的人在一瞬间想起他年轻的时候的某个春天的黄昏，和他最爱的人相拥在桃树下的感觉。

    那天晚上一共有七十多块钱，大家商议着拿这钱去喝酒，起身的时候。看到在我们的旁边的台阶尽头的角落里蜷缩着一个乞丐，从头到尾一直盯着我们。我就走了过去，从那些卖唱的钱当中拿了二十块钱给他，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把自己剩下的半包烟也塞给他了。

[十四]

那天晚上喝得很晚，但是大家都没有醉。一大帮人都挤到306寝室，两个人挤一张床，半卧着，抽烟，谈话。

“大头，毕业后你准备干什么？”
“我想先去武汉找个老师学琴，把技术练得更牛逼了，然后再接着做摇滚。”

“援朝，毕业后你准备干什么？”
“我想带把琴四处流浪去！”

“张国庆，毕业后你准备干什么？”
“哈哈，成为亚洲的鼓王。”

“李乐，毕业后你准备干什么？”
“这个我也说不准，如果大家还能在一块儿，就继续搞乐队。如果不能，我就找人做死亡金属去。”

“张游，你呢？你毕业后打算干什么？”援朝问我。
“我也没想好，但是肯定不会回去工作吧，也许我会去流浪。或者再找人组个乐队，我想做一些自己的东西。也许还去写诗了呢。呵呵，明天的事情谁能说得准呢。还是洪黑好，还有一年才毕业呢，不需要想这些问题。”

“你们走后老子一个人在这个学校呆着有个鸟意思啊！”洪黑在黑暗中回了一句。

临近毕业的那几天，我一个人逃了。逃到一个没有声音的地方，看着安静的世界。我的耳朵从来没有这么安详。我并不记得自己到底到了那里，是那么的安静。一切与声音有关的东西全都消失的一干二净。仿佛从来没有发生。

当我回到学校之后，我们那个班已经集体消失了。找中文系的洪黑，有人告诉我他已经很多天没有来。

[十五]

再次回到学校时已经好几年过去，我的脸上生产出了胡子，它代表了巨大的男性荷尔蒙。“男人”像个动词一样滋生。我一次次的徘徊在诗歌或者音乐里，不知所措。换句话说，我一事无成。我看见自己的文字流淌在音乐里，一发不可收拾。而当我要真正作出一个选择的时候却茫然了。一个人的世界是孤独的，我不停的更换身边的女伴，企图让她们给我带来多年前错过的的那份爱情的感觉。

好象洪黑说过：你要缺乏灵感的时候，就找女人；如果有了灵感，女人就来找你。
我把自己这几年写好的诗歌和一些单曲放进背包里，去学校找洪黑。有人告诉我，他留校了。

一切都没变，学校的门只是比以前新了许多，砌上了掩人耳目的瓷砖。来来往往的学生们看上去菜色满面，的确像极了一群学生。而他们的心里有些什么？是不是一样有我曾经一样想作出盛世之举的念头？狂热的生长在一个小食盆里并称它为“怒放”？

那些女孩子们打扮的的确很好看，好看的不再那么纯洁。这是时代，和我们那个学生时代失之交臂的时代。她们拿眼睛看我，美丽的眼睛。我想，是在看我的头发为什么那么长，我的胡子为什么那么长，我的目光为什么那么长。

而我谁也不想看，这些女孩再也不会得到我的一声口哨一个媚眼儿，更不会听到我们坐在女生寝室楼下的大声吆喝和一串充满求偶期讯号的琴声。

变了就是变了。

我逮住一个男同学问：同学，你知道洪黑老师在哪个班么？
那小子冲着我乐，不说话。我放走了他又逮下一个问。
下一个还是乐着，并对我说：洪黑是老师？谁告诉你的？
我一脚揣在他身上说滚你妈的傻逼！我想我的嘴脸一定很凶狠，要不就是现在的学生太好欺负。他看了看我的长头发和长胡子就走了。
下一个，我决定找个漂亮点的女学生发问。

“知道洪黑在哪儿么？”我挡在一个女孩的前面的问。
女孩有些不大明白地一笑，不说话，拿手指了指学校旁边的小卖部。
我抱着怀疑主义态度走了过去。如果我记的没错，小卖部应该是女人。难道洪黑结婚了？
沿着一溜下坡路走着，我又想起几年前我们被七个装满鼓的箱子串联起来的情境。我甚至能看得到洪黑脸上满足的笑容。还有一路上吟唱的《国际歌》。
操！我看见洪黑了，他正堆着一脸的笑对一个女学生说话。
我走过去把手里的半包“红梅”砸在他脸上，他刚想骂人就看见了我。他把烟盒里的烟掏出两支点上，一支递给我，另一支塞在自己嘴里。
“什么时候来的？”洪黑眯着眼睛问？
“我还问你呢，你不是留校了么？”
“我这不是在留校么？”洪黑还眯着眼。
“那你怎么不当老师当老板了？”
“都一样，挣钱。这个活儿轻松，老板娘一走我就接下这铺子把工作辞了。你我多知道，这工资绝不比老师的低。”
我大吸一口烟把手指移向他身边的女学生问：怎么，现在勾引学生了？
“我现在又不是老师，勾引谁不行？大家都是年轻人。”
“你变了。”
“谁他妈没变！”
女学生见气氛并不好就在一张纸上写下一个数目和名字，交给洪黑跑向了教室。
“赊帐？你会不会做生意？你洪黑当年逃的帐少么？”
“我乐此不疲。只赊女生，越漂亮赊的可以越多。等会我把我女朋友介绍给你，她是这界中文系第一女才子。像极了姚遥！”
“你变了。”
“谁不变谁是傻逼。”
“你还写诗么？”

沉默了一会儿，我提出去喝酒。洪黑利落的把小店门关上然后在一块小黑板上写上“我和兄弟去喝酒，去老汪那儿找我。”
他拍拍手里的粉笔灰说：给我女朋友留的，走吧。

一路上我问起了他的近况。洪黑说：你还记得有天我们问彼此的将来么？
“记得，只是后来我去了西部之后，就跟他们都失去联络了。他们现在怎么样？”
“大头呢，这狗日的顶他老子的职，在电力局上班去了。我前阵子跑湖南的时候曾去看过他，腐败得简直不像话。发福了，手指头粗得可以砸琴了。援朝在他们那小县城开了家音箱店吧，丫的还专门贴出招牌本店非盗版不卖呢。嘿嘿。”
“那张国庆和李乐呢？”
“张国庆咱就不说了吧，最窝囊的就是这个了。跟他姑父去温州学裁缝去了，估计现在也是师傅了。不知道他还对不对他的女徒弟毛手毛脚的。哈哈。李乐还在本市，和人搞了一乐队呢。他们好象晚上在师大有演出，要不咱先去看看？”

我们到达师大音乐厅的时候，正碰上李乐精神抖擞地在调试音箱，旁边跟着几个很小的小伙子，一人拿一把琴死搬硬套地学着美国金属乐队中的那些造型。我和洪黑径直走上台去，旁边一弹贝司的看上去最多也就十八的小屁孩过来问我们俩干嘛的，说他们在搞演出前的排练等等。话还没说完就被李乐重重地拍了一下头说，小子，这都是我兄弟。我们当年出来演出的时候你还在学习我们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李乐给我们在第一排找了两个座位，让人送上两包精装龙香烟和两瓶矿泉水说：兄弟，等我把这场搞完咱喝酒去。这会就不陪你们了啊。

洪黑说，听琴行的那帮人讲。李乐现在是我们市最牛逼的吉他手了，速度快得没话说。经常靠这个去泡一些喜欢所谓的摇滚的小妹妹，嘿嘿。

主持人和赞助商艰难地把他们该讲的废话讲完了。然后李乐他们正式演出。第一首还是我们当年的《真的爱你》，但前奏间奏就纯熟且有味道得多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了半天一点感觉都没有。接下来就更好玩了，《冷酷到底》《爱不爱我》《朋友》《流星雨》什么的全出来了，李乐像一个江湖艺人或被包装得已经很纯熟了的小歌星一样地在台上蹦来蹦去，时不时加出一段高速SOLO，拿琴的姿势绝对优美，十指如飞，李乐面带一种满足的笑容。下面的青春朝气的大学生们一阵接一阵地尖叫。

我对洪黑说：咱先喝点酒去吧？我他妈的心里难受。
“唉，走吧。”

后来说的许多话都不记得了。我和洪黑应该都喝得十分的多。我能记得的喝酒间一个女人坐到了洪黑的身边，她很安静的坐着，只是在洪黑不小心把酒洒了的时候她会拿纸巾擦擦。其它时间，她好象一直是在微笑，温柔如水。

不清楚是酒精的作用还是真如洪黑所说的，她的确像姚遥，很像。我想起了那年的元旦节的夜晚，我被我所以为的摇滚牵引着朝前走着，姚谣就站在身后的冷风中，对我微笑着，脸上写满绝望和无奈，和至今还躺在那封绿皮投稿箱里的信和钥匙。在借口出去小便的时候，我趴在墙角吐着。然后五音不全地轻轻地哼着：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想要问你敢不敢，像我这样为爱痴狂。想要问问你敢不敢，想你说过那样的爱我，像我这样为爱痴狂，到底你会怎么想……”

泪水恣意地流得满脸都是。

我还记得洪黑念了自己的诗，好象已经从上半身转移到下半身；还有我们一起大声地唱歌，唱以前的摇滚。但究竟念了什么唱了什么，全都忘记了。就像我不看照片就再也想不起大头、援朝、张国庆他们的样子一样。

酒醒时我是在一张桌子上，洪黑没有管我的死活并且像个商人一样把帐单留给了我。
在酒桌上留着一页纸，上面写着：

留意帐单
把它献给需要的人
来面对一场浮华的盛世

我打电话给我所认识的所有的女人：我爱你，你肯为我的明天买单么？

逝者如斯

有些功底
看来是老玩方块字的
：）

左显辉

我以为在写这篇东西的时候你的内心是矛盾的，从你的文章里可以看出你的内心。
个人之见，不必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