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文学大家之中,我最为推崇就是苏轼。第一,叹服其才学,他具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在诗、词、赋、书、画等方面都有着很高的造诣,可谓是才华横溢。第二,他折服于他的性情,他身无媚骨,没有把头上那顶乌纱帽看得很重,敢于直言时弊,不畏谪贬。另外他的文风沉稳,既有气势磅礴的豪放,又有愁肠百转的柔情。透过他的文字仿佛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一个行走在千年前的性情中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艺术境界。同时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主张“务令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以期“充满勃郁而现于外”。要敢于革新独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他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用自己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他是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大家,在诗、词、散文等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
纵观苏轼的作品,他更多的是关注时政。他用诗文做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对新法的流弊进行针砭。他的改革思想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反对王安石急进的改革措施。如王安石主张“大明法度”,多方理财,并迅速向全国推行新法。苏轼则强调择吏任人,而反对“以立法更制为事”(《策略》第三);主张“节用以廉取”,而不赞同“广求利之门”(《策别》十八);他还提出“欲速则不达”,“轻发则多败”,在兴革步骤上力主稳健。另外他也反叛对司马光尽废新法做法,他不同意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在罢废免役法问题上与旧党发生分歧。苏轼认为差役免役“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也正是因为对新旧两派敢于直陈其弊,造成了他在仕途中被一贬再贬。让他尝尽了政治上种种磨难。
关注民生疾苦,揭露现实黑暗是苏轼诗作中的一个突出内容,在他年青时就感受到社会上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曾发出过“但恐城市欢,不知田野怆”(《许州西湖》)的感慨。后来又在辗转贬谪之中,亲历了人民生活的困苦,写了不少“悲歌为黎元”的诗篇。在其任凤翔府判官期间写的《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用悲悯的情怀描写朝廷摊派的各种苛重徭役,给百姓生活造成的沉重的负担。在他任职杭州通判时的所写的《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通过描对百姓为糊口奔走贩盐而身陷囹圄的描述,表达了他底层百姓的深切同情。在贬任黄州团练副使时写的《五禽言》中写到“不辞脱袴溪水寒,水中照见催租瘢。”对一位勤苦劳作的农民被阻在雨后暴涨的溪水边,当他不得已脱下破袴踏入冰冷的溪水时,水中映出了他身上地主逼租留下的伤痕。这两句诗他通过对这位农人细致入微地刻画,不仅写出了农民凄苦的外貌,而且写出了他们悲凉的心境,反映了他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苏轼突破词必香软的樊篱,改变了当时写词的风格,和同一时代的王安石变法一样,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他的词中,更多地倾入自我,表现个性。或用词来是书写报国壮志,或抒发人生感慨和歌咏自然景物。他用豪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扩大了词的意境。他以健笔刻画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来寄托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如《江城子?密州出猎》等篇;即景怀古,用祢衡的遭遇暗寓愤懑不平的感慨;如《满江红?江汉西来》;写贬谪后孤高自赏,不肯随人俯仰的情绪,如《卜算子?似非吃烟火食人语》。他的词还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有些作品浮想联翩,逸思具飞。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幻想着乘风登月,又不甘心天阙的清寂。在语言和音律上,也体现了他的创新精神。他词中的语言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以清雄见称,对以前词人镂金错采的风尚有所改变。他的词风格多样化,既有“大江东去”的奔涌豪放,又有“相顾无语,惟有泪千行”的幽怨缠绵。
苏轼的散文用力很勤,他以扎实的功力和奔放的才情,发展了欧阳修平易舒缓的文风,为散文创作开拓了新天地。在他的散文作品中,有不少是史论或政论,如《上神宗皇帝书》、《范增论》、《留侯论》、《韩非论》、《贾谊论》、《晁错论》、《教战守策》等。这些议论往往就常见的事实翻新出奇,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意料之外的结论,文笔在自然流畅中又富于波澜起伏,有较强的力度和感染力。如《贾谊论》,先是批评贾谊虽有才能却不懂得表现才能的分寸与时机,让人似乎觉得他的不幸是缘于自身的过错,后半部分却又转入人君应如何对待人才的问题,与前者合成一个完整的主题,写得跌宕起伏。在写作手法上,他比前人更自由,常打破各种文体习惯上的界限,把抒情、状物、写景、说理、叙事等多种成分糅合起来,以胸中的感受、联想为主,信笔写去,文章结构似乎松散,但却于漫不经心中贯穿了意脉。比之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人性质相近而体裁单纯、结构清楚的散文,显得更为自然、飘逸和轻松。如《石钟山记》先是对郦道元、李渤就石钟山命名缘由所作的解释提出怀疑,而后自然地转入自己的游览探察过程,最后引发出“事不目见耳闻”则不可“臆断其有无”的议论,提出一个有普遍意义的道理。在语言风格方面,苏轼的散文不像韩愈那样拗折奇警,也不像欧阳修那样平易流转,他更重视通过捕捉意象,通过音声色彩的组合,来传达自己的主观感受,时常点缀着富于表现力的新颖词汇,句式则是骈散文交杂,长短错落。他总能找到最佳的语言形式表现他在具体环境中的具体感受。如《前赤壁赋》中“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另外,苏轼还有一些小品文也是独具风韵的妙品。如《记承天寺夜游》,先以小序交待自己月夜不寐,至承天寺访张怀民,恰张亦未眠,便一同漫步,正文不足百字: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二人者耳。” 一幅鲜明澄澈的月夜图景,一种空渺寂寥的感受,情与景与理化成一片,意味深长。
苏轼对书法也很擅长。他遍览晋唐诸家,转益多师,自成一家,长于行书、楷书,笔法肉丰骨劲,跌宕自然,同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其代表作有《天际乌云帖》、《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春帖子词》、《爱酒诗》、《寒食诗》、 《蜀中诗 》、《醉翁亭记》等。他自称“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次韵子由论书》)。苏轼的书法重在写“意”,走自己的路。“苏门四学士”之一黄庭坚谓“其书姿媚……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气韵,可以说是他的书法最大特点。明董其昌更盛赞他“全用正锋,是坡公之兰亭也”。故世称苏的书法之美乃“妙在藏锋”、“淳古道劲”、“体度庄安,气象雍裕”、“藏巧于拙”,是“气势欹倾而神气横溢”的大家风度,而他的书论寓意之说则更加精辟,既为当世直视,又为后世楷模。
在绘画方面苏轼强调绘画抒写主观情感的功能,主张诗画相融相通,要求作品有诗的境界,物象有活的精神,讲究自我表现,追求“意境”、“神似”的风气,是宋代文人墨戏的创导者与实践者。他的传世作品《枯木竹石图》,绘干扭枝曲的枯树,若挣扎伸展,坚硬顽强;虽笔墨不多,却有孤傲险怪之气,与其傲岸豪放的性格相一致,抒写了胸中的磊落不平。在他的影响下,使中国绘画的精神内涵日益深厚。绘画是否有书卷气也成为后人评价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
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文学家,他以丰富的文学实践,把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推向前进,使诗、文、词各方面的创作出现了高峰。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06-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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