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个性和词风形成的关系

莫明

　　　　　
【内容摘要】
　　东坡词的主要特色为清旷。苏轼遭遇及其驳杂的思想决定其词不可能“豪放”而只能“清旷”。苏轼独特的的个性表现为词风的与众不同，其独特个性与词风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苏词实质是张扬个性、表现自我的产物。苏轼个性在政治、爱情、写景、咏物等词中的充分表现。
【正文】
　　在北宋作家中，苏轼无疑是最为人所称道者之一。近世评价东坡词，多称其“豪放”。实则名不副实。其一，东坡三百四十多首词中，能称其“豪放”的不出十首左右；其二，“豪放”二字不足以囊括苏词风格之主调；其三，纵观东坡之遭遇和思想也很难称之为“豪放”。故吴世昌先生有“苏辛有词，豪放无派”一说。所以，如果我们不为传统的“豪放”、“婉约”分类法所囿，联系苏轼的经历，考证其思想发展过程，我们会发现“清旷”乃是苏词之主调。正是其独立不倚、随缘自适的鲜明个性，造就了其词与众不同的风格。本文仅就其个性的形成对其词风的影响作一些探讨。
　　　　　　　　　驳杂的思想，鲜明的个性
　　考证苏轼的经历，我们将其一生分为四个时期：
　　熙宁四年（1071）前初入仕途是苏轼人生经历的第一个阶段，也是他文学事业的发轫期。此时期的苏轼，正是一个满怀大志的青年，他所致力创作的乃是关系国家治乱安危大计的《策略》类论著，尚无暇于小词的创作。但苏轼形成的“知行合一”的文学观，却对其一生之成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熙宁四年底外任杭州到元丰二年（1079）改知湖州的这外放八年，是苏轼人生经历的第二阶段。此阶段，苏轼不但积累了对社会民生的亲身体验，还实现了入世精神与自然风光的完美结合。这一时期，他开始了词的创作，一试笔便打破“诗庄词媚”的传统窠臼，一新天下耳目。其文学创造的个性化风格，得以长足的发展。
　　元丰二年七月，“乌台诗案”骤起风云，苏轼几罹死地，最终贬谪黄州。这七年是苏轼认识遭际的第三个阶段，也是他文学创作的变化和丰收期。下狱、贬谪的劫难，使苏轼对政治、人生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在思想上，援入了佛、老哲学作为对儒家信仰的补充，雄峻、超脱、阔大成为这一时期诗词最为明显的特点。
　　宋哲宗元祐元年至岭海贬谪是苏轼人生的第四个阶段，也是最后的阶段。这中间虽有被召还朝、重新启用的短期幸事，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更为沉重的、不间断的政治打击。此时的苏轼真正实现了做人上学陶、诗作上学陶的心愿，追求一种适性的生活，其文学创作表现出向自然古淡的转变。
　　联系东坡一生沉浮，考证其思想脉络，我们会发现，苏轼思想驳杂，具有、释、道三家兼济的特点，是以儒家为主的“三教合一”，而“以天下为己任，虽遇艰危而不悔的儒家用世之志意”始终是苏轼思想的主流。观其平生所为，东坡一生奉儒却不迂执，参禅却不佞佛，好道却不厌弃人生。他总是以儒家精神来过一种社会化的生活，以释、道精神来过一种精神化的生活。一方面，他固守着儒家的的政治社会理想，为国为民尽其忠言，尽其心力；一方面，又以释、道精神来解脱政治上的失意、人生的苦难和困扰。而且，儒、释、道三者在他一生的各个时期所占的比重也各不相同，呈现出不断发展变化的状态，但这三者又始终在他身上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苏轼善于从三家思想中摄取所需而致其用，最终实现儒家用世精神与道家旷达精神的圆满融合。他始终以“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入世精神来从政，以老庄乘时归化、反朴任天的态度来养生，把禅宗的看穿忧患和儒学的“无入而不自得”思想结合起来，对付人生的失意与磨难。特别是在一连串的政治打击中，正是禅的智慧使他思想中道家的出世和儒家的入世获得了矛盾对立之中的统一。
　　综上所述，正是苏轼非同常人的人生经历和驳杂的思想内涵及发展，形成了他旷达虚静、随遇而安、而又桀骜倔强、不改正直的鲜明个性。这种鲜明的个性，反映在表露自我、张扬性情的小词创作中，便形成一种清旷的艺术风格，从而奠定了苏词有别于他人的一面。元好问曾评价苏轼：“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这里说的“情性”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独特个性。而东坡词最为可贵者，除刘熙所言“无言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之外，也正是能够真实地反映出他的理想和情操，体现了他的鲜明独特的个性。
　　　　　　　　张扬个性为词，表现自我为魂
　　词本为抒情或应歌之作，至东坡而渐用以言志。故东坡并不如一些人所讲的改变了北宋词风，事实上他只是增加了一些“绮罗香泽”以外的东西，使词脱离《花间》而济以才气，境界开阔，终达清旷。换句话说，苏轼对北宋词坛的贡献在于他对词有所增加，扩充了前人只用以写诗的文人情感，在词的创作中注入了东坡式的超旷、飘逸、野性和哲理，其中不乏政治失意的感慨，亦即注入词人自我的思想情趣和精神节操，使之成为一面张扬个性、表现自我的旗帜，最终形成苏词的独特艺术魅力。下面，我们就试从政治、爱情、友情和写景状物几个方面来作以分析。
　　从苏词的政治内容方面来讲，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做为一个“一心想要奋发有为，愿以天下为己任，虽遇艰难而不悔”的封建士大夫，即或是在困穷斥逐、政治失意、频遭打击的情况下苏轼亦不曾迷失彷徨。他始终以遭际旷达的胸襟，不屈的个性，随遇而安的态度，来与现实周旋。他的词，就是他那高尚的人格、积极进取的的精神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矛盾的反映，这也正是苏轼清旷词风形成的思想基础。所以，通观东坡词，其中有诸多地方表现出他积极用世的襟怀。这种精神，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也是一以贯之的。这首先表现为苏词中对千古英雄人物的无限追怀和向往上，有时甚至是直言倾诉。在词中塑造英雄人物形象，以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为首创，在这首词中，苏轼以饱蘸热情的笔触歌颂了东吴爱国将领周瑜，歌颂了周瑜抗曹卫国的英雄业绩，表现了他对周瑜的倾心向往之情。他在早年词作《沁园春》中写道：“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词中虽不免流于率易，但抱负之大，信心之足，却也可窥一斑。而其济世思想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江城子·密州出猎》：“鬃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先且不论自比“魏尙”是否对题，然借此表示自己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却呼之欲出。其他如“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归故乡”（《阳关曲》），“上殿云霄生羽翼，论兵齿颊带风霜”（《浣西沙·彭门送梁左藏》）等等，都无不洋溢着苏轼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建功立业的理想。然而，苏轼的政治生涯，毕竟是多灾多难的。由于其坚守独立不倚、危言危行的名节和不愿俯身从众、卑论趋时，坚持原则、维护正义之举，得罪了许多了政客小人，在政治斗争的特殊环境里，他像一棵独立的参天大树，既不“惟荆是师”，也不“惟温是随”，甚至触犯龙颜，屡遭贬谪。于是，郁愤、失落的情绪又无可避免地隐现于词作之中。这种出世与入世的思想矛盾，突出地表现在那首著名的中秋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里，在“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中，我们不难体会出苏轼内心深处的矛盾和悲慨。至“乌台诗案”后，苏轼“兼济天下”、“致君尧舜”的抱负成空，其思想中消极颓废的虚无成分不免抬头，于是词作中大量出现了“万事到头都是梦”（《南乡子「霜降水痕收」）、“梦中了了醉中醒”（《江城子》「梦中了了」）、“身外傥来都似梦，醉里无何即是乡，东坡日月长。”（《十拍子》「白酒新开」）之类的慨叹。即或是在那首历来为人称颂的《念奴娇》「大江东去」中，在表面壮丽江山、英雄人物、盖世功业的豪迈下，亦不难体会出全词情绪的感伤颓废。有时，苏轼甚至希望像陶渊明那样“走遍人间，依稀却躬耕”（《江城子》，过“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乡子》）般的隐退生活。在黄州词作《临江仙》中更是明白无误地表露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愿望。但是，释道思想毕竟不是东坡世界观的主流，“恋禄”和“报恩”的思想始终决定他即或实在无法通过入世途径建功立业实现自我价值的情况下，也终不可能像陶渊明那样辞官归隐。于是，其个性之中随缘而适，善于自我超脱的成分使之在政治失意、生活困顿之时，表现出退求身长健、酒长醉的闲适生活，从而使自己的内心矛盾暂归统一，精神得到暂时的安慰。表现在词作中便是时有苍凉感慨立意，甚至颓废的流露，却又能始终不胶着与此，善于一跃而出，自我化解，终达超脱的艺术风格，正可谓“出中有入，入中有出。”试读他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词中“风雨”，即是自然界的风雨，也是政治上、人生道路上的风雨。因此，他说“谁怕？”就自然含有愤慨不平之意，而“何妨吟啸且徐行。”和“一蓑烟雨任平生”则表现了词人旷达、乐观的胸怀。其结尾“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表面上归之于平淡闲适，实质却是面对挫折的自我宽慰和一种不屈服、不从流的表现。缪钺先生曾指出：“东坡心地光明磊落，忠爱根于性生，故词极旷达而意极平和。”这确是造微之论，一语中的。
　　在苏轼为数不多的表现爱情内容的词作中，其鲜明地表现出高于同期文人的格调境界。他避开“花间”词纠缠于男欢女悦、幽会密约的轻浮描写，着力表现青年男女真纯的爱慕和伉俪之间生死不渝的深情。在这些词作中，他往往以白描手法，直抒诚挚、浓烈、纯朴的爱情，表现出个性中率真、豁达而又通脱的品质。这与当时流于俗弊的香词艳语区分开来，现实出苏轼高雅的情趣和境界。例如《南乡子·双荔枝》就象征地表现和歌颂了人们青梅竹马式的纯洁爱情。在《江城子·记梦》中，词人通过典型性的景物和生活细节表现了伉俪情深，音响凄切，催人泪下，词风深厚朴实、纯真自然。其对亡妻的深切怀念，绝非当时“男子作闺音’之俗流可比拟，在我国古代的悼亡词中，次词完全可以和潘岳的《悼亡诗》、元稹的《遣悲怀》、吴文英的《莺啼序》相比美。这些词以自我生活为第一表现对象，大胆真切地书写自我，从而提高了爱情词在题材上的品格。又如《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写墙外行人对墙里佳人的单相思，用笔细腻，可谓经典。而“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更是哀怨、真切，几成名言。东坡此语从《楚辞·离骚》中灵氛对屈原的话化出，灵氛说：“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东坡借此以暗示他的愤激，责怪自己为什么那样傻，何必恋恋于当时的王朝！朝云早已知他“一肚皮不合时宜”，所以读到在这样的暗示，想到屈原因忠君而见斥，终于自沉，怕东坡也遭同样的命运，而她自己又不能帮他减少困难，故为之泣不成声，真乃知音也。其它像《殢人娇·赠朝云》、《西江月》「“玉骨那愁瘴雾”」、《浣溪沙·端午》、《南歌子》「“云鬓裁新绿”」等都从不同的方面称颂了朝云高洁的精神，表达了东坡对朝云人品的崇敬。还有诸如写离情的《少年游·润州代人作》，作者借佳人对行客的怀念来抒写自己对佳人的思念，巧妙地运用了“雪似杨花”，“杨花似雪”这种迥环往复的的修辞手法，写得荡气回肠，情深意远。又如写蜀主孟昶同花蕊夫人爱情故事的《洞仙歌》，不仅有“冰肌玉骨”的外在形象，而且深寓了人世沧桑的深沉感受：“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寥寥数十字中，寄托了词人毕生的身世之感，暗藏了多少伤心故事。这里还要一提的是苏轼称颂友人王定国歌妓柔奴的《定风波》：“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正是柔奴的钟情与好义，赢得了东坡由衷的赞赏。总之，苏轼在爱情词中不但真切地抒写了自我，大力歌颂纯洁真挚的爱情，又能寄寓深重的人生惆怅感，从而使宋词从温香软玉的儿女私情中走出，显示出丰厚的内涵和高雅的情趣、境界，表现了东坡个性中入而能出，善自宽慰，超脱旷远的襟怀。
　　苏轼词中占有很大比例的是赠酬、送别类的友情词，仅题目中明确标出“寄、送、赠、和”某某的词作就达七十多篇，这在晚唐五代至初宋词坛上是绝无仅有的。可以这样说，在词史上开始大量抒写友情的首推东坡。苏轼一生，由于禀性刚直不阿，在政治上敢于攻击激进的王安石，责难保守的司马光，所以迭遭政敌排挤打击，但他以旷世之才，却也赢得了不少人的景仰和追随。特别是他贬谪外放的日月里，结识了不少性情相投的友人，其中有的是地方官吏，有的是诗文同道，有的甚至是普普通通的农人樵夫。因此，朋友间的唱和往来，便成为苏轼词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内容。正是这类词中，苏轼真实地反应了一个封建士人为保全个性自由，不随流俗、向往闲适之趣，并以此为乐、随遇而安、优游卒岁的情怀。当然，其旷达乐观的言辞和表现之下，也往往深藏着无奈的失意。毋庸讳言的是，这些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写给朋友的姬妾和歌伎的。首先应歌指出，生活在一个歌伎盛行的时代，兼之政治上的失意，苏轼更为有意识地追求这种歌舞宴乐的闲适生活。因此，以词写伎、赠伎，表现了东坡从俗从众的一面。但在这些词中，苏轼避免了剪翠裁红、寄情声色的脂粉气，能寄寓深重的人生感叹，创造出一种超凡脱俗、高风绝尘的艺术境界。更为难得的是，苏轼对那些才艺双绝、而又遭遇不幸的歌伎，寄予深切的同情。苏轼贬官地方时，和百姓相处不错，深受百姓爱戴故而在诸多词作中，反映了这种纯朴的友情。例如他在离开黄州时所作的《满庭芳》中就有“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其殷勤之意，溢于言表。也正是如此，每当离开一处时，东坡便不能不有些留恋。引村妇、渔樵入词，在苏轼不是首创，但铺写其间诚挚友情的，东坡或为第一人。
　　苏轼友情词与一般的应酬之作不同，它很少陈词滥调。正如他在《渔家傲》词中所写的“一曲阳关情几许？知君欲向秦川去”一样发自肺腑，灌注着充沛的真情实感。在写给陈述古的《江城子·孤山竹阁送述古》中，上篇借歌女的情态、歌声和心绪，写出了居者对行者的无限依恋；下篇写孤山画堂，好景虚设，春光阑珊和旧迹难寻，着力刻画故人去后环境氛围的寂寞冷清，从而把惜别之情写得深挚精微。其它如“可恨相逢能几日，不知重会是何年”（《浣溪沙》「白雪清词出坐间」）、“明年人纵健，此会应难复”（《千秋岁》「浅霜浸绿」、“樽前一笑休辞却，天涯同是伤沦落”（《醉落魄》「分携如昨」），这些语真情挚的词句都表明了作者对友情的郑重。东坡的友情词不仅感情朴厚真切，而且表现出对友人的体贴入微，一往情深。《江城子·东武雪中送客》全篇布局都体现了“我思君处君思我”的心情写照。由于苏轼性格开朗，在词作中又惯于以爽朗的情绪替友人解忧释虑，开扩襟怀。如为友人赵昶写的一首《减字木兰花》中，便体贴慰勉地说道：“贤哉令尹，三仕已之无喜愠。我独何人，犹把虚名玷缙绅”，激励官场失意的友人忘怀个人的升沉。把词作做为对友人的开脱忧思、鼓励进取的工具，应该说东坡是早已肇其端的。在这些友情词中，一方面，苏轼不时地流露出归隐之意，如寄述古太守的《卜算子》中便言：“吴蜀风流自古同，归去应须早。”在寄苏守王规甫的《菩萨蛮》中写道：“莫使向姑苏，扁舟下五湖”等等；另一方面，东坡又大量地标举古人，权且自作宽慰，表现出个性中随遇而安的特色。必须指出，苏轼词中所标举的历史人物，实质上往往或是自我写照，或是对照自我。当然，由于境遇的不同，东坡词中的这些历史人物，已远非李白笔下的“谢安”、“姜尚”，“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的壮志早已化为“归去来兮，吾归何处”的陶式咏叹。苏词是面对往昔“人生底事，来往如梭”（《满庭芳》）的喟叹，是“曹公黄祖俱飘忽”（《满江红》）的佛老禅境，是“君不见兰亭修禊事，当时座上皆豪逸。到如今，修竹满山阴，空陈迹”（同上）的对魏晋风的追思和今古时空的惆怅。
　　晚唐以来，词中写景之作往往是作者留恋光景，借以避世，或者是用来烘托离愁别苦的情绪。苏词中写景咏物类词占约四十多首，虽然篇幅不多，但却很有特色。他以高于常人的才情和别于他人的个性抒写了不少有别于时俗的写景咏物词，表现了对自然美的向往和追求，每每创造出比自然环境美更美的境界，同时为后来姜夔等人大量创作咏物词，开拓出了一片新的天地。这类词中，咏物的约三十首，绝大部分为咏花，其它游览及咏景的各十多首。东坡《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和晚年谪居海南立春日写的《减字木兰花》「春牛春杖」是写景方面的名篇。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苏轼有一些数量不多的农村词，其农村秀丽风光和劳动者繁忙生活场面有声有色的描绘，在这之前还没有文人用过这类题材，实为以往词人“不可及”之作，多有古今不到处。如《望江南》「春已老」中写道：“微雨过，何处不催耕！百舌无言桃李尽，柘林深处鹧鸪鸣。春色属芜菁。”勾画了春雨过后，一片繁忙春耕的景象。苏轼咏物词的共同特点是“似花还似非花”，好像是在咏物，但又不全是在咏物，而是托物拟人，把人与物写得若即若离、含蓄蕴藉、意在言外。其最具代表性 的是咏孤鸿的《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那“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孤鸿，正是贬官黄州，无人理解，但仍孤高自赏、坚持不与世俗同流的苏轼的自我写照。难怪黄庭坚对次词大加赞赏：“语言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也是历来评家赞诵的咏物词代表作。今人吴世昌先生对此多有异议，认为“比拟”太过，实为败笔。但如果我们不要胶着于咏物之“物”上，便不能不承认苏词的本色之美。事实上，这首词中“杨花”不过是借以咏物的话头，作者正是以人——“思妇”做为细腻刻画的对象，铺排一种幽怨缠绵的情调。境由心造，或许，这正是该词奇妙构思的得源之处。缪钺先生曾评价次词“空灵跌宕，不即不离，真所谓‘不留滞于物’者”，确是抓住了苏轼咏物词的特点。如果说咏孤鸿的《卜算子》通篇借物拟人，咏杨花的《水龙吟》通篇以人拟物，那么《贺新郎》的特点则是先分写人和物，再合写其共同处境。在这首词中，苏轼依然是借物抒情，抒发了他被西风摧残而怀才不遇的苦闷。此外，写景抒慨，充满怀古之情的还有《永遇乐》「明月如霜」等。
　　总之，苏轼以他独特的人生经历，鲜明的个性特色，为我们留下了蔚为大观的词作。个性即命运，文品即人品，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对苏轼的个性形成和词风特色作了一些粗浅的论述，望方家斧正。
参考文献：
1.《东坡乐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2.《苏轼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3.《东坡词论丛》（第一辑）。
4.《词林新语》吴世昌著。
5.《灵豀词说》叶嘉莹、缪钺著。
6.《缪钺说词》缪钺著。
7.《诗词论丛》吴世昌著。
8.《苏轼评传》曾 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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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娇霞

学习了！！

拈花微笑

这似乎是在读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呢，但这个词话，像是苏版，真是佩服莫明先生知识的渊博，此文相当可鉴，多谢了，问好！！

莫明

谢二位点评。

杨志广

广博的涉猎，老辣的文字，对苏轼及其作品的深度剖析，文字翔实而厚重。
精华！

莫明

一篇旧作，多谢关注与点评。
对苏轼，还有待作深入的研究。

莫明

是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