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侠风

楚牧歌

　　墨家曾是春秋战国时期与儒家齐名的显学。虽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墨家不曾被钦定为官方哲学，对雅文化的影响微弱些，但是墨学的精神却强烈地渗透到俗文化，特别是侠文化中去了。可以认为，中国侠士的崛起是与墨学的诞生分不开的。从可以做官而不肯为仕即为隐士的标准衡量，侠隐之士的确大量存在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舞台。但我们的笔触只能撷取这一历史文化现象中的点滴而已。
兴利除害的人格
　　当代有位青年学者在关照中华民族理想人格时，认为墨家的赖力仗义的人格理想，与儒家“内圣外王”、道家顺天的人格理想可鼎足而三。这一概括大抵是不错的，不过在具体的界定上还须修正。墨子思想的核心是平等主义。墨子说“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即打破了富贵与贫贱的阶级差别的鸿沟，而用以填平贵、贱鸿沟的方法是“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政治思想。墨子认为“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所以，“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害，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如此，天下则治也。
　　从这一天真的理想主义出发，墨子提出了他的理想人格：“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什么是天下之害？大国攻小国，大家乱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谋愚，贵傲贱等，都是当铲除的害；而天下之利，则是视人之国如己国，视人之家如己家，视人之身如己身，饥者食之，寒者衣之，病者侍养之，死者葬之等兼爱互利的善事。这种兴利除害的主张，正是后世游侠扶弱除强、劫富济贫、见义勇为的人格信条和主要内容。
　　由于战国时代是一个暴力、智力竞争的时代，所以墨子强调以自身的强力除害：“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强必饱，不强必饥”，贤良之人之所以能上得王公大人之赏，下得万民之誉，岂是天命，以其有力也。此强力论一反“命富则富，命贫则贫”的儒家传统论调，成为陈胜“帝王将相宁有种乎”革命口号的先声。但同时，墨子又强调以义兴利“万事莫贵于义”，“兼即仁矣，义矣”。不过这里的仁义与儒家的仁义有无尊贱等级和有尊贱等级、功利主义和无功利主义的差别。如此，赖力仗义便构成了墨家“兴利除害”人格理想的实践方面的准则。
摩顶放踵利天下
　　墨子“兴利除害”的人格理想与实践上的赖力仗义，带有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并直接形成“杀己以利天下”的侠士之风。后期墨家把墨子倡导的这种人格概括为“任”：“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急”。旧注或以“任侠”解之，指以强力、财物急人所急，不惜牺牲个人利益，扶持正义，铲除斜恶。
　　墨子本人正是这样任侠的身体力行者。公输盘为楚国造成攻城的云梯，将用来攻打宋国。墨子风闻此事，认为楚国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是“伤义”，便从齐国出发，奔走十天十夜，赶到楚都郢去排纷解难。劝谏楚王不成，又说服公输盘。墨子解衣带设为城池，脱衣设作机械，九次瓦解了公输盘假设的攻城之计。最后，公输盘攻城之机械用尽，而墨子守城之器有余。公输盘不甘心地说：“我知道如何对付你了，但我不说。”墨子轻松一哂，接口说道：“我知道你如何攻我了，我亦不说。”在旁一直观战的楚王听了两人的哑谜，疑惑了，墨子说：“公输盘之意不过是杀我。杀了我，就没有人替宋国守城了。但他没想到，我的徒弟禽厘等三百人，已经用我设计的守城之器，在宋城上坐以待攻了。故虽杀我，不能绝守城之方！”楚王恍然大悟，折服道：“我不攻宋国了。”
　　《墨子·公输盘》篇记载这段故事之后，又大有深意地带了一笔：“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内也。故曰：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争于明者，众人知也。”墨子只是出于除天下之害的义而赴汤蹈火去止楚攻宋的，并非衔君命出使。他对宋国的存亡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却功成不图报，甚至宋国人无一知晓。他像一位正义的守护神，在默默地行使自己的责任。如果说墨子兴利除害的义举是入世者的行为，那么他“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心态，则是一种脱俗隐逸人格的折射。
　　于是，我们看到了侠与隐的结合，墨子成为侠隐人格的原型。对墨子的种种侠义行为和崇高人格，孟子由衷地赞美：“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为天下之利用，墨子不惜磨秃头顶，走破脚跟。庄子说墨子“生不歇，死无服，桐棺三寸而无椁”，是节厉苦行者，但也钦佩其人格的高尚：“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天下之好，即好天下之利。清代大学者王夫之于庄周文末下一断语：“今世为天主教者近之。”意谓墨子精神乃宗教之禁欲主义与信念的坚定信奉者。但孟、周、王诸大师都忘了一个“隐”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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