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 风 浸 润

青岩

　　穿过历史流转的长廊，我看你低吟浅唱。在苍茫的天地间，寻找你那峨冠长铗的背影。当楚国那股浓郁的巫风弥漫整个朝野时，我看到你将生命的琴弦拨响，看到你澄澈的泪与繁华一同下沉。
　　　　　　　　　　　　　　　　　　　　　　　　—— 巫风
　　屈原所处的楚国是一个巫文化源远流长的国家。虽然我们今天无法复原楚国巫风兴盛的情形，但从文献的片段记载和地下出土文物，仍可窥见楚国巫风炽热的盛况。《汉书·地理志》载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淫祀是指过分频繁的祭祀，这就是巫风的一种表现。《新论·言体》篇还记载楚灵王对国人说：“寡人方祭上帝，乐神明，当蒙福佑焉，不敢赴救。”这位楚灵王把淫祀之风引入宫廷，他本人也像巫觋一样以舞降神。那个听信谗言疏远屈原的楚怀王，也以迷信鬼神巫术而著称。在楚墓出土的竹简以及在解放前夕长沙陈家大山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莫不显示出巫风习俗。屈原就是在这样的巫风环境中成长的，他的作品渗透了诸多巫文化的因素，诸如问卜灵氛，巫咸降神，天国神游等，都表明屈原是从巫文化中吸取乳汁，屈原的《离骚》极有可能是写一次长时间的巫术过程。难怪有人称屈原为巫官，日本有学者甚至说屈原是楚巫的领袖。
　　巫文化对屈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里只探讨巫文化对屈原人格的影响。楚巫对品质修炼有极高的要求，因为巫师的职能是沟通神人关系，而要与神灵沟通就必须精诚专一，不允许精神旁骛，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私心杂念，否则就无法充当神人之间的使者。观射父对巫师的品质修炼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巫师必须绝对做到专一、透明、不含杂质，态度恭敬、严肃，巫师的智慧应该上通神明下达民情，巫师的圣明应该烛照幽微，无所不通，巫师的挺立应该到达常人所达不到的地方，这样巫师才能迎来明神。屈原接受巫文化的影响，他是把巫的精诚专一的品质运用于火热的现实斗争，运用于他所为之奋斗的目标，运用于自己的故国。
　　屈原的信仰对象是他的美政理想，这种美政理想是屈原心目中最高的神灵，它对于屈原来说是那样的崇高，那样的美好和神圣。屈原用诗的语言来描绘它，用毕生的精力来追求它，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来呵护、捍卫它。这个美政的理想决不是随意说说而已，屈原要用自己最大的努力将它付诸实施，让它变为现实。为此，屈原必须得到一个圣明的君主全力支持，必须有一批志同道合的贤臣与他一起共同奋斗，必须有一块“政治试验田”。而这块试验田，屈原就选定了自己的故乡楚国。屈原对楚王，对楚国寄托了太多的希望。只是，在楚王昏庸浩荡、楚国党人竞进贪婪嫉贤妒能、众芳变质从俗的情况下，屈原是不是可以另选别国以实现美政思想呢？巫术品质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巫强调精诚专一，反对二三其德，要求具有对信仰具有绝对的忠诚和为宗教献身的精神。个人可能会蒙受无穷无尽的劫难和人生痛苦，但也正是在这种劫难与痛苦中，个人体会到一种我为宗教目标献身的崇高感受。由此人的深度和广度得到极大的开拓，人生境界得到极大的提高，人的心灵因此与神接近了。不是吗？屈原一方面因为美政理想无法实现而愁满天地，另一方面又为自己不改初衷矢志殉国而自豪，而体验到一种伟大和崇高的感受，正是这种感受使他有充分的自信心将自己的人格提升到与日月争光的高度。
　　我们读《离骚》，会感到屈原的人格确实是空前绝后的，它是绝对的美好，绝对的精纯，绝对的峻洁，绝对的芬芳，它不含一点杂质，不允许受到一丝一毫的污染。尤其是在政治失意之后，保护美好的人格，就成为诗人面临的首要任务。《离骚》写道：“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这由奇服草象征的美好人格，是诗人痛苦中的精神慰藉，是诗人在悲愤中的心灵寄托。诗人爱护它，培养它，使它在恶劣的环境中芳香四溢，使它在黑暗中光芒万丈。而保持美好品格，也就同时意味着屈原不会改变自己的政治理想，不会背叛自己的祖国。诗人在坚守节操的同时，愤怒地痛斥了那些变节从俗的行为。在某种适宜的气候条件下，在春光明媚的环境中，在进步势力还占上风的时候，一些人顺应时代大潮，投身于使国家强盛的事业之中，表现是那样积极。可是一旦风头转向，一旦邪恶势力气焰嚣张而进步势力遭受重大挫折，一些人就随风转舵了。屈原用形象的诗句描述一种令人痛心的现象：兰芷不芳，荃蕙化茅，昨天芳菲馥郁的香草，今天却变成了难闻的萧艾。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它们缺乏必要的品格修养，因而在恶势力袭来的时候，就不能顶住压力，而倒向黑暗的势力一边。只有屈原，无论遇到怎样的风浪，无论遭受如何沉重的打击，也决不改变初衷。
　　也许我们会认为在楚国艰苦卓绝的抗秦斗争中出现了众多的仁人志士，既然巫者精诚专一爱好修洁，那么在抗秦志士中，为什么不见一个巫师的名字呢？其实，巫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削弱的。在上古原始宗教时期，万物有灵论占据主导地位，因而当时的政体是巫酋合一，作为神职人员巫的地位极为崇高。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教神学地位逐步下降，巫也就渐渐退出政治舞台。战国时代的楚国虽然巫风尚炽，但主要在宗教、文艺领域发挥作用，而在现实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极为有限。楚灵王、楚怀王以巫术却敌，却丝毫无补于事，这说明巫术不能救国。巫是神职人员，离开了神的领域，巫还比不上一个普通的人。随着巫术上升为宗教，巫向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作为宫廷神职人员，在祭祀、占卜、占梦等方面履行宗教职责。二是走向民间，一起符咒法术为民间治病祛邪、招魂求子等。因此在楚人抗秦的队伍中看不到巫师的踪影是一件自然的事。
　　我们并不认为屈原是巫官，也不认为屈原是楚人群巫集团的领袖。屈原从来没有想到过运用巫术去振兴楚国、去却敌取胜，他只不过是受到巫风巫俗的浸染与影响，只不过是吸取巫的精诚、严肃、芬芳的品质，只不过是借用巫师修炼品质的方式，以便更好地从事现实斗争。因此至死也不去国这种绝无仅有的现象，既不是出现在楚巫身上，也不是出现在世俗的人群之中，而是出现在巫与现实的结合点上，出现在以巫的精诚专一品质，去从事现实斗争的屈原身上。惟其将巫的品质与现实斗争结合起来，屈原才比巫师和一般楚人具有更深厚的乡国之情。而今七色散尽，五音沉吟，楚国的巫风吹彻几千年，也渐渐地消散，汨罗江畔的魂灵也该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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