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歌 盛 世

青岩

　　　　　　　　　　论 歌 盛 世
　　如果要将司马迁纳入忠烈人格的行列中，也许许多的读者会不以为然。因为在封建时代，有一些人将《史记》视为谤书，即是说《史记》是一部专门从事诽谤的著作。而在今天，许多论者认为《史记》的精华就是批判和揭露统治阶级的种种罪恶，从而将司马迁看成与封建统治阶级专门对立，一味向着统治阶级冲杀的勇士。然而这些看法不尽正确，笔者认为，司马迁堪称中国封建时代标准的忠臣烈士，他的忠烈在前后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前期，他处于汉朝盛世达到顶峰的阶段，为适应现实的需要，他要著述《史记》以讴歌这个伟大的时代，讴歌那些为创造盛世而立下不朽功勋的圣君贤臣。而在汉朝急剧地由盛转衰之后，司马迁及时地调整创作心理，以深沉的人类责任心去从事《史记》著述，揭露现实政治中的种种弊端。热烈地期待着汉朝改革弊政，由此而使《史记》的主题得以深化。
　　司马迁的忠烈人格，就是通过《史记》主题的确立与深化而具体地体现出来。歌颂与批判，是司马迁忠烈人格的两种表现形式。尤其是最后一种表现形式，亦即通过向统治者提出忠告与批评而希望封建政治得到改良。在中国封建时代尤其具有典型意义，因为它需要发自内心的忠诚，需要刚直不阿、无私无畏的品格，需要一身的浩然正气，这种胆略与勇气并不亚于壮烈献身。中国封建时代就将这种忠言直谏的士大夫称之为诤臣，司马迁就是这样的诤臣。这是另一种忠烈，一种更高层次的忠烈。
　　司马迁出生在一个史官家庭，他的父亲司马谈在对子女教育方面采取自然无为的方式，不对孩子严厉管束，让孩子的自然天性得到自由发展。司马迁在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尽情地呼吸了家庭的自由空气，过着一种既充满父母之而又无拘无束的生活。由此而培养了一种向往自由浪漫无羁的品质。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这些古文典籍上记述了此前中华民族仁人志士的英雄传奇事迹。中国民族从上古时代就有许多英雄传奇，特别是从春秋到楚汉战争这几百年期间，更是一个充满血与火的慷慨悲歌、豪情激荡的英雄时代。那些侠义倜傥之士各自抓住历史所提供的机遇，及时建功立业，从而在历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人生足迹。司马迁以他那豪放不羁的慷慨气质去接触这些金戈铁马、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与事件时，他的心灵被深深地震撼了。他发现了一个辉煌的令人向往的人生世界，他的那颗过分活跃而无法循规蹈矩的灵魂也似乎找到了归宿。司马迁在二十岁时有一次漫游，他是用一半实地考察一般审美体验的目光去追踪历史风云，凭吊古英雄旧址。沿着伟大的历史人物的足迹，遥想这些人物当年的英风豪气，司马迁胸中该有多少激情奔涌、多少风云激荡。他的灵魂往往与古代英杰相碰撞，他为他们的业绩而折服、倾倒，也为他们的不幸而悲伤。
　　对历史的实地考察是对辉煌人生境界的向往，对某种奇伟品格的体验融汇在一起，它对铸成司马迁的个性、人格正好与读书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汉初曾有一个战国文化的回光返照阶段。诸侯王开门养士，诸子百家复兴，游侠活跃，楚文化艺术笼罩艺坛等。这一切依稀显示出战国士文化的踪迹，使司马迁可以直接沐浴到战国士文化的流风余韵。司马迁虽然生活在君主专制社会，但情感气质却最接近于战国士林，尤其是这个阶层中的侠义之士。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迁的人格现象体现了从封建乱世到正常时代的承前启后的特色。
　　司马迁生活在汉家盛世，亲身禀受了这个英雄时代的文化营养。汉家建国以后，以亡秦的暴政为鉴，致力于医治战争的创伤。汉初几十年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所带来的经济繁荣使国力高涨，军事上外伐四夷的胜利以及由此而来的疆域空前拓展，宗教哲学上天人宇宙图式的构造，政治上在经过改造了的儒学指导之下实施应天改制。各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社会政治秩序经过先后削平异姓诸侯王和同姓诸侯王的势力而趋于相对稳定。这一切为东方巨人的崛起创造了条件，中国民族第一次文化高潮以空前恢宏磅礴的气势到来了。形成了粗疏阔大、元气淋漓的汉家盛世气象。在这样的盛世气象中，汉人形成了只有后来盛唐才能与之相匹的包容宇宙、雄视古今的心胸与气魄。他们的胸中激荡着一种及时立功的浪漫主义豪情与英雄主义气概。这种由盛世激发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氛围，正是司马氏父子著述《史记》的背景。司马谈认为这是一个受命新王兴盛的时代，他要通过著述《史记》来反映这个伟大时代，歌颂这个伟大时代。只是壮志未酬，因此他将著述遗愿嘱托给其子司马迁。
　　司马谈接受了孟子、贾谊等人关于天命每五百岁来一次大循环的说法，他深信当时正是“王者兴”的伟大时代，希望司马迁充当这个时代的名世者。司马谈希望以《史记》上继孔子《春秋》，这在当时是一个常人不敢想象的崇高目标，因为按照春秋公羊学的说法，孔子作《春秋》当一王之法以俟后圣，汉家受命改制正是以公羊学派所解说的《春秋》作为理论指导。司马迁所接受的正是这样的观念，他有着身膺五百大运的神秘体验，深信自己命中注定要做孔子第二，他就是带着这样辉煌的人生理想与澎湃激情去从事《史记》著称的。他要以《史记》作为汉家盛世的历史见证，他要歌功颂德，歌颂明君圣德，歌颂华夏民族的英雄人物。而通过这种歌颂，司马迁希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或者说，他能否成为孔子之后的又一文化举人，这就要看他的《史记》成就。他歌颂英雄，自己也希望做一个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不朽英雄。《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说的“挟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既是司马迁的取士标准，也是司马迁英雄人生观的最好表现。
　　司马迁在人格构成中吸收了很多此前战国士林人格因素，而战国作为封建链条发生断裂的乱世，其社会成员的人格存在着某些带有普遍意义的不屑于封建时代的内容。他把英雄人生观的实现与歌颂封建盛世、歌颂圣君贤臣联系在一起，歌颂明君圣德与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这对司马迁来说是两位一体的关系。我所论述的是司马迁忠烈人格在前期的表现形式，这是他为了适应汉家盛世的需要，决心作《史记》以歌颂这个伟大时代，歌颂明主忠臣死义之士，以此表明对汉家帝业的忠诚，这里烈的色彩还不太明显。后期，司马迁更多地受到史官实录传统以及中国士人批评时政传统的影响，他的壮烈情怀将得以更深沉的表现。他忠烈人格的后期表现，笔者将再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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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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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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