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人格形成及完善之路

青岩

　　　　　杜甫人格形成及完善之路
　　渔阳颦鼓，动地而来，打破了盛世的梦幻，一切都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杜甫还没有对往日生活的反省和对人生失意的思考中完全走出来，安史之乱的巨变就将他推入了一个全新的背景中。他与当时的朝中百官一样，人格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唐德宗至德元年，杜甫在将全家安顿到鄜州羌村之后，只身奔赴行在，途中为叛军所得，被押送长安。虽然杜甫当时位卑名微，不易引起叛军的注意，但当时北方州郡多不战而降，朝中文武受贼伪职者，也是不乏其人。而杜甫竟能挺节无所污，在长安城中艰难地隐忍一年多，最后伺机而逃，足以说明诗人忠烈的品节。不过对于杜甫人格发展影响更大的则是叛军的种种暴逆和他们给国家、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当他目睹东风吹血腥的惨景，当他耳闻四万义军同日死的噩讯，他那对“黎元”的深忧裹挟着忧国伤时、悲天悯人的内在情愫，终于喷发为一股强劲、浑莽的人道主义巨流。在此后的岁月里，乱离几乎伴随着杜甫走完了他漂泊的后半生，此种由道德力量的充分增长而形成的人道主义，始终是杜甫人格最重要的内涵之一。
　　至德二年四月，杜甫从长安逃出，五月，授左拾遗。这个从八品上的门下省下官，品秩虽低，却可直接向皇帝进谏，是清要之职。因此，尽自己谏官的职守，以报效国家，报效皇帝，便是杜甫当时最大的愿望。于是，在授拾遗的当月即发生了因疏救房琯而触怒肃宗的事。杜甫上书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自古以来帝王是不可侵犯的，果然，次年六月，他就被作为房琯的同党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对这样的结果，经历那么多艰难曲折的杜甫事先自然不会毫无考虑，那么是什么力量使他敢于以自己一生的命运为赌注去廷诤呢？史称杜甫与房琯为布衣交，但诗人在当时及后来，都始终认为自己是“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杜甫并未以私害公，他确是从国家大局出发舍身进谏的，也正是这一腔忠诚使他不惜身家性命，敢于与至尊相抗，以至于虽自断仕路却终生不悔。
　　从人格心理的意义上说，杜甫的这种行为无疑是以磅礴的道德力量为根底，同时显示了至刚至大的意志力量。但自世俗实用的眼光观之，杜甫的政治智慧却有着太多的理想化色彩，而不切于实际。他在以古之直臣的标准要求自己的同时，却忽略了今之皇帝并非自己理想中的圣君，而对于房琯罢相的真相，他更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史载房琯被罢主要是因为肃宗听信了贺兰进明的谗言，认定房琯忠于玄宗，而不忠于自己，但这一点在罢像诏书中又不能明说。杜甫进谏却只认“罪细不宜免大臣”的死理，自然无补于事。
　　杜甫实用政治智慧的不足，显然与他富于激情、短于应变的诗人气质密切相关。这在他疏救房琯的举动中有明显的表现，在他晚年入严武幕，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时期也有所表现。虽然诗人早年以稷、契自许，并终生不移此志，但实际上他却不具备为稷、为契的实际才能。他两次为官都在一年左右被贬，或辞职，即是明证。而他在华州司功参军任上仅一年，在严武幕不中不到一年，均自动辞职，则都说明他实在无法忍受理想与现实相悬太远的事实，也说明他对自己不合时宜的个性实际上早有所认识。
　　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它并不意味着杜甫觉出自己与时俗的距离便能真正做到一个忘世息机的世外人。相反，杜甫“窃比稷、契”的壮志、仰慕其远祖杜预的盖世功业而寄思于弘扬祖德的人生梦幻却并不能随着他对自我本性认识的深入而有所改变。对此，我们只要看一看他出峡途中的忧思所在，只要细细品味他流落成都对诸葛亮一再的欣羡和借孔明庙前发出的古来材大难为用的感叹，我们就不难明白老杜一生襟抱的至死不渝。这样一来，许身稷、契自况诸葛、吕尚的政治人生理想与几乎一片空白的实际政治功业之间的强烈反差，势必使诗人早年已有过深沉体验的挫折感在其全部的人生时空中进一步弥漫、铺展，广其厚度，增其重量。这在客观上激发着杜甫人格力量的增强，使其挫折容忍力日渐升华为挫折超越力。但杜甫人格的自我完善之路并非以直线上升的方式表现出来，其间值得注意的有如下两点。
　　其一，面对实际政治功业需要满足的极度匮乏，杜甫的心理显然是极不平衡的，因此，从实有的政治实践中寻找能够证明自身价值的东西，并对之加以反复的论证，就成为他摆脱心理失衡的一个重要手段。而在他一生中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献赋倾动人主的殊荣。但因为献赋虽文采动人主，却无实际功效。充其量也只能说明自己的文学才能，与为稷为契虽有联系，但毕竟不是一回事。这样一来，杜甫平生最值得引以自豪的便是疏救房琯这件事了。杜甫对这事可谓终生难忘，在我看来，杜甫对此事耿耿难忘，在于杜甫的平生所为，只有这件事能证明他为稷为契的内在品格。但是从此事上，可以看出杜甫人格力量向挫折超越力的升华还有待于在超越实际政治功业的更广阔前提背景下，通过新的途径、新的方式来实现。
　　其二，与实用政治智慧的不足相对，杜甫人格中的智慧力量显然是偏于艺术性的，这注定了杜甫个体人格的建构必将指向艺术创造的精神世界而非政治工业的现实物质世界。换言之，杜甫道德力量的崇高最终须借艺术创造来加以表达，意志力量的坚韧也最终须服务于此种表达的完满落实。如此，杜甫人格力量向挫折超越力升华的必由之路便只能是在艺术的、精神的世界完成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 对这样的人格完善之路，杜甫并不缺乏应有的自觉，相反，他很早就对自己的文学才能有着充分的自信。他许身稷、契，比况诸葛亮、吕尚的人生壮思，从主观上讲，也是首先导源于此种对文学才能的高度自信。只是受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影响，杜甫偏偏寄心稷、契而冷淡扬雄、曹植，在自我理想人格的设计中舍其所长而用其所短，终觉有才人自大之嫌，亦未免“高而不切”之讥。
　　但从个体人格的完善而言，杜甫所经历的挫折之沉重、频繁、所体验的孤独之真切、深入，所忍受的痛苦屈辱之强烈、难忘，都源于他立志之远，许身之高且终生不渝的这一人生初衷。而他的自我超越之路也正是在这理想之光的映照下向前延伸的。需要说明的是，杜甫虽在官定后至安史乱起之前的内省中即已对从精神境界上对齐稷、契有了初步的认识，但这仅仅是内在超越的起点，切在当时乃至后来，杜甫也从未以将这种内在超越寄托、落实于文章与诗亦即艺术的创造活动为满足。但是，我们却不可否认，随着政治上所受挫折的日益加深，随着立身朝廷、致君尧舜的愿望日益落空，杜甫在苦苦等待着济时、报主的时机和执著守着“岂无济时策”的自信同时，却无疑越来越多地将诗提到了安顿自我生命、超越有限人生的地位。
　　乾元二年七月，杜甫在华州司功参军任上刚满一年，竟然挂冠而去。他之所以辞官，倒不仅仅是不堪“拘形役”，也不仅仅是为遂“平生独往愿”，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对皇帝、对自己的仕宦生涯已失去了信心。这促使他在客居秦州期间对文章的价值开始进行冷冷的思考。在怀念李白的几首诗作中，这种思考伴随着诗人对这位挚友深情的关切得到了较为清晰的呈露。一则曰：“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再则曰：“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又赞李白之诗才曰：“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从上引诗句可以看出杜甫在对这位谪仙人的文才与命运的钦佩、感叹里，实际也包含了他对人生、对自我命运的思考，包含着他对文章与仕途、与声名的新认识。而在此后的岁月中，这种思考与认识日益得到深化、转向自觉。事实上，为稷为契、致君尧舜与诗语惊人、名垂千古在杜甫身上已获得了深层的内在统一。我们与其说杜甫是在政治失败之后，退而专心致力于诗歌创作，毋宁说他是在依然充满着“古来材大难为用”的悲哀、愤激与不平的种种复杂、激烈的情感体验中，将为稷为契的政治抱负移向诗歌的世界，使在现实社会中失落、幻灭的一切在这里得到实现，也使在现实中无法充分站路的一腔忠烈在这里得以抒发。
　　有谁能否认杜甫确是在诗歌艺术的天地中重圆他追寻、渴盼得已经太久的五彩之梦呢？有谁不觉得杜甫诗歌的伟大首先来自于他人格的伟大呢？又有谁能因杜甫仅余言辞，不见事功而贬低他伟大的人格呢？千载之下，令我们值得欣慰的是，杜甫在经过种种艰难曲折之后，能够重新面对自己、面对现实，凭借自己艺术智慧的力量，使自我人格终于能向挫折超越力的水平升华。这既是杜甫个人和中国诗歌之大幸，也使杜甫的那一腔忠烈能在诗歌艺术中凝定为可触可感的语笑歌哭，让后人永久地生出敬仰和赞叹，永久地感到生命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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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昕

视角独特而分析精譬，精华。。

笃志堂主

感到了生命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