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文学界反击思想界：不懂就别瞎说（上）

武俊岭

文学界反击思想界：不懂就别瞎说　

专题采写：记者 黄兆晖 实习生 陈坚盈
日前，本报刊发了《思想界炮轰文学界——当代中国文学脱离现实，缺乏思想？》的报道，学者丁东、赵诚、崔卫平、傅国涌等指责中国作家已经日益丧失思考的能力和表达的勇气，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的敏感和对人性的关怀，文学已经逐渐沦落为与大多数人生存状态无关的“小圈子游戏”(见5月12日《南都周刊》)。
报道刊出后，在文学界引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应，作家、诗人、文学批评家以及文学杂志的编辑纷纷站出来回应思想界的指责。大部分文学界人士都认为，思想界关于中国文学的评价是片面的：他们通过十分有限的文学阅读就轻率地做出了判断。
思想界的批评资格受质疑？
思想界学者们的批评资格备受质疑。作家们认为这些学者不在文学现场，因此发表的意见是“隔靴搔痒”。“学者们显然不太了解什么是文学的标准”。
《天涯》杂志主编李少君说：“我怀疑这些思想界的人看了多少当代的小说，他们每年看小说的数量肯定没有专业评论家的多”。他强调，当前的中国文学的整体水平并不是余华等几个作家能代表的，《兄弟》的不成功并不能说明中国当代文学的不成功。“他们所说的主流作家只是80年代比较活跃的一群人，到了90年代活跃的作家不是他们。比如东西、李傻傻等人的小说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从另一方面来说，也不能说这次思想界的发难完全没有意义，可以作为一个提醒的作用，促进一些作家的自我反省”。
作家东西认为，不可否认，当代很多作品确实存在圈子化、脱离现实的问题，但同时还是有很多小说是切入当下生活的，比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余华的《活着》、他自己的《后悔录》以及苏童的很多中短篇小说等。“切入当下现实生活对于一个作家的写作来说，是指现实对他有刺激，促使他产生思考，但作家写作时可以把作品的背景放在十年前或者是更久远的历史，而且作家可以运用各种写作技巧来进行表达，也就是说艺术地反映当下生活，这不影响他对现实生活的关注”。
对于思想界的指责，女作家方方更尖锐地表示，其实，硬要去指责，彼此双方完全可以相互指责。因为倒也没见到几个学者有什么大良知大勇气直面现实或者承担点什么。所以居高临下地指责，只会让人看了好笑。再说，拿新闻界或出版界来与文学界相比，前者可能更应该指责。所以，我觉得仅仅指责是没有意思的，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许多问题往深处一探讨就会说不下去。既然是思想家，思想的格局就应该更大一点。指责的对象更关键一点最好。当然，指责作家可能会比较方便，或许将指责作家当做放大炸弹的引线，如果这样，作家听听他们的说法也没什么不好。
作家陈希我说，看了那些所谓思想界的思想家的话，让他很失望。“他们基本上讲的是老话。傅国涌意识到文学有问题是没错的，但是他说：‘作为作家，对社会要有最起码的独立看法和判断，而这个看法和判断是必须从生活中得到的，不能凭空制造，它们都是来源于生活，哪怕是神话和科幻小说，作家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一定跟生活有所对应，才会引起读者的共鸣。’你看，‘从生活中得到’、‘来源于生活’，塑造人物，这完全是官方版文学理论的翻版嘛！请问，你说‘作为作家，对社会要有最起码的独立看法和判断’，你自己有‘独立看法判断’了吗？我想问，这些思想家真的有思想吗？中国真的有思想家吗？中国真的存在思想界吗？只要我们想想这些思想家是在什么样的教育体制下茁壮成长起来的，就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令人可悲了。我们很多所谓的作家，也是产生在这个体制中的。实际上，中国几千年来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思想，至多只是民本思想、人道主义(鲁迅也只是生存主义的思想)，靠民本思想、人道主义能够写作吗？简直昏庸。”
诗人萧开愚认为，促动制度建设不一定非得通过文学作品，而只有制度建设才比较能够解决普遍的现实困难。这一点，作家好像可以更积极一点。但作家通过写作要突破的困难，是以特殊联系或影射普通的。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现实”？
关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是这次争论的焦点之一，思想界的学者们指责当下中国文学与当下中国大部分人的生存无关。但作家们基本上拒绝了“用文学反映现实”。
作家苏童认为，作家的写作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是相互渗透的关系。一个作家的写作，想完全脱离社会现实是不可能的，只能说作家的个人角度不同，表达现实的方式不同而已，但是个人角度依赖的一定是现实基础，这是毫无疑问的，就算是《尤里西斯》这样的作品，也是和社会现实关联的。
“有一点必须搞明白，文学表达的社会现实不是简单的‘社会信息’，如果他们所说的是指文学脱离‘社会信息’，那就大错特错了。对一个‘社会信息’的呈现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把握住了社会现实，文学中表达的是更广大具有普遍人性意义的生活现实。”
韩东认为：“现实在我看来只有一种，就是肉身感受到的一种现实。抽离个人经验的现实是抽象的现实，根本不存在，是一种谎言。文学可以现实，可以不现实。如果你是现实主义的，必须从个人经验出发，从个人的生存来切入，而不是从观念认识、思想高度来切入，不是站在知识分子的高度去感受到的。比如我的《扎根》，朱文的小说，狗子的《一个啤酒主义者的自白》，这肯定是现实，和为一群人树碑立传或表达自己的经验都一致，只不过这样的现实从80年代到现在，都被评价为狭隘、个人。一方面现实主义，一方面空洞、政治局委员的现实主义。”他还指出，非现实主义作品，在其他地方用力，也是成立的。文学、艺术的标准是唯一的，不过现实不能成为这个唯一的标准。
女诗人王小妮的思考是：个人都逃不掉现实。我说过，生活不是诗，我们不能活反了，我们时刻被剧烈变异着的生活挤迫着，我能看到很多诗歌在今天都表述着这种挤迫的痛苦，当然，怎样使痛苦的表达更有力量，和诗歌的写作更直接，不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
作家还是不是社会的良心？
有人认为现在的作家缺乏社会责任感，缺乏对社会发言的个人立场，缺乏良知和勇气，既背离了五四以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的传统，也与诸如托尔斯泰、加缪以及近来的苏珊•桑塔格等外国作家，既以自己的作品展现社会的变迁与丰富，又直接介入社会运动的作风相去甚远。
谈到这个问题，作家们也有自己的说法。文学批评家贺绍俊认为，文学的多样化符合文学生态的需要，有些对社会直接发言、对社会现实进行直接干预，这体现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这一点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是比较突出的，不应该说不突出，在很多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作家鲜明的立场、对弱者的同情和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但在当今社会，并不是每一个作家都要做知识分子，因此作家不像思想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那样直截了当的发言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因为文学作品用文学形象表达价值观，这文学形象跟直接发言还是有区别的。而且，文学也不单只有思想功能，文学的功能是多方面的。
作家东西则表示，这关键要看我们的作家、诗人有没有号召力。“如果没有号召力，他想去介入社会运动也是没有意义的。这种以一种模式去衡量另一种模式的做法是不对的，我们应当同时看看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环境、我们的社会制度，看看我们的大众都在追求、关注些什么。”
“因为以前有一段时间过于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因此在八十年代末有人提出了文学的审美和娱乐功能。事实上，文学是多方面的，如果我们单纯强调某一功能的话，到最后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好小说包括了多方面的内容，它不仅有思想、跟现实有关系，而且具有审美和娱乐功能。因为一个作品想要‘载道’，它必须首先有人喜欢去阅读，它的‘载道’才有意义。”
青年作家李师江承认现在大作家里确实没有几个“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这种人文理想主义的，洞察社会的关键点的能力也在削弱。倒是有无名作家更真切和有勇气，但没有人关注。“其实这里说的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我觉得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这种传统必须保持，现在作家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弱”。
女诗人王小妮说，作为从70年代末到今天还在写作的人，勇气和良知都经历过各种不同的“考验”。曾经，来自于外在的多，现在，来自于内心的更多。有人期望的理性的直接的振臂一呼似的承担，我感觉我个人所经历的，主要是一个生者的承担，它一点儿也不轻松。这种承担在今天，比20年前更复杂更细微更深重。
但她强调，社会承担，首先是个人良知的承担，而作为一个写作者，他的承担必然有他自己的表述方式。文学不可能具有记录性作品的直接力量。文学是缓慢和深潜着的，不是见到了A，就要直接对应着A去发生写作。
“对于诗歌，要从上世纪70年代提起，不必回顾它曾经承担过什么，这个话题太重了。诗歌今天呈现了某种不承担，可能是时段性的潜意识逆反，但近年仍旧有如沈浩波的‘文楼村’等等诗歌的出现”。
韩东进一步指出：托尔斯泰、苏珊•桑塔格、陀斯妥耶夫斯基等有一定的话语权，声名显赫者的声音才能被听见。我们现在的一些名流，还是过于势利、市侩，明哲保身，没有起在他的位置上应该起的作用。但还是有另外一部分人，他们本人不乐于发言，但沉默就是一种音调。
这些思想家真的有思想吗？中国真的有思想家吗？
中国真的存在思想界吗？
只要我们想想这些思想家是在什么样的教育体制下茁壮成长起来的，
就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令人可悲了。我们很多所谓的作家，也是产生在这个体制中的。
实际上，中国几千年来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思想，
靠民本思想、人道主义能够写作吗？简直昏庸。
时代在左右作家的思想面貌？
对于学者们对当代文学缺乏思想的指责，作家苏童的回答是：“可以说，只要是文学作品，都是承载作家思想的，这思想包括一个作家的艺术审美、生活态度等综合因素。我比较赞成文以载道的说法，但是这里最关键的涉及到“怎样载”和对“道”的理解问题”。
而以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而闻名的女作家方方则说：“至少我读文学作品，不是冲着它的思想去读的，虽然他们中有些思想曾经影响过我。而在文学作品中，思想也不是直截了当说出来的。它更多是以一种发散的状态潜伏在人物命运、人际交往、日常琐事、生活细节、文字情绪等等之中。同样的文学作品，有的人能读出思想，也有人读不出来。有人读出这样的思想，也有人读出的恰与之相反。文学的最终意图也不是为了表达思想。所以，我觉得文学作品，可以有思想，也可以没什么思想”。
一些学者提出，长久以来中国文学一直占据思想的前端，比如远到五四时期，近到20世纪80年代，而今天却缺失了。青年作家李师江对此的理解是：五四和八十年代是西学东渐的两个高潮时期，填补空白的，文学运动与思想运动结合紧密，所以看得清楚。当下作家思考这方面的确实少了，但是作家是有思想的，有时候他表达得晦涩，有时候他懒得表达，不如打打麻将把一些思想化解在闹磕中，很难看到热情高涨的场面。时代在左右作家的精神面貌。
散文家祝勇认为，五四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文学承载的社会功能很多。文学在那个时候不仅仅是文学，它还充当了舆论功能、社会学功能等，只有特殊的时代才能这样，那不是文学的常态。如今是一个媒体十分发达的年代，人们表达的渠道增多，这使文学回到了正常的状态，它区分出了文学不同的趋向，比如商业趋向、纯文学探索趋向等，每个作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方式来写作。五四时期多种功能杂糅在一起，从另一角度来看，反而伤害了文学本身。有些作品，在那个时期具有轰动的社会效应，但等到尘埃落定之后，却没有真正的文学价值。因此，文学不处于社会中心、处于寂寞的状态有时更能使作家写出高水平的作品，现在就有很多优秀的作品陆续在出现，但很多人大家都不知道。
现在还轮不到批判市场？
有些学者认为现在不少作家回避责任的同时，投入市场的怀抱，企图以金钱的法则篡改文学的标准。
对于这个问题，李师江的看法是：现在的中国文化市场是个非常特殊的时期，理想的人文关怀在削弱，市场化和娱乐化的写作在勾引作家，而市场化同时也在拒绝一部分有坚持的人，趋利避害的原则作为潜在动力在改造作家。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文化时代。我相信很多人不懂写作了，因为他不知道该坚持什么，方向感都蒙了。
作家韩东对此问题也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中国目前的阶段，市场是一种平衡因素。要在体制内讨生活，仍然可以讨，可以享受权力带来的方便和好处。市场的门槛只有金钱，只要能带来金钱就接受。这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市场是一种无信念的力量，体制是一种力量，当体制能为市场带来利益，它们就合流。现在市场和体制基本上是互惠互利，二分天下的状态。
“在目前中国还轮不到批判市场。如果有一天市场一统天下，像某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比如在实际操作中，成为宪法或者其他法规所维护的一个顺理成章的东西，就需要一些力量与它抗衡，需要我们去分析和批判。在当下中国这种格局中，市场仍是进步的因素。”
韩东还说，这是个人写作态度的选择。不论体制或市场，独立性至关重要，我一直没忘。成为市场或者体制俘虏的人，是同一种类型和想法的人。面对市场的时候，我明白，写书肯定要通过市场，但有一个限定：不能为市场而写。从构思到写作，完全是我个人的、独立的，不可能为了市场为了某个选题而写。写完之后，要让读者知道，与他们交流，这个时候不必抛开市场。
他站在批判的角度更进一步指出，市场和权力有时合流，又有对抗，有些人一直如鱼得水。还有一些，包括搞纯文学的，发现体制的好处没有市场多，就开始向市场转型，在转型不成功的情况下，开始批判市场，说网络、市场很低级。其实这是一种不甘和气愤。
作家韩东认为，
如果要创作一部
具有底层经验的不朽的
文学作品，一定不能是
自上而下的窥探，
所谓“深入生活”，
不是来自外界，
而是来自既是底层
本身又超越底层的这些人，
创作出这样的作品是
他们的使命。
“底层写作”不应是一种高姿态
去年以来，基本对文学远离现实生活特别是底层生活的反思，一些作家和批评家提出了“底层写作”的概念。在这次“思想界炮轰文学界”的事件中，“底层写作”作为关注现实生活的一个例证又被提出来，引起作家、诗人们的不同看法。
作家们对“底层写作”可能带来的模式化保持了警惕。作家苏童说，关注“底层”，并不意味着作品一定要出现一个下岗工人，对底层的关注随个人的社会眼光而呈现的个人方式不一样。诗人王小妮认为，写到“底层”不一定就等同于剖析了社会现实，同样，描写了“内心”不等于脱离现实。要看这描写的内在包涵了什么。口号和标签的时代，拿诗歌当一杆枪，事实上它不是，它是血肉。
一些作家提出写底层并不是好作品的保障。作家李师江的看法是：底层生活是现实，高层生活也是现实，关键在于能不能写出好作品、有没有看透人世的洞察力，有没有坚实的艺术立场。文学世界不需要“假悲悯”，不需要刻意写什么，只要你所写你必定是你所能感受的。
女作家须一瓜强调比“底层”更重要的是“人”：“不管哪个阶层的人，我想首先都是人。有区别的是不同人物在不同的社会阶层、社会关系、文化背景下呈现的不同形态。但在具体矛盾中，灵肉的冲撞、人性的反应机制应该是一样的。一个优秀的作品不是它写了‘哪一层’，而是它写好了‘哪一层’里的人。”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底层写作”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关怀，而是来自“底层”本身的孕育。作家韩东认为，如果要创作一部具有底层经验的不朽的文学作品，一定不能是自上而下的窥探，所谓“深入生活”，不是来自外界，而是来自既是底层本身又超越底层的这些人，创作出这样的作品是他们的使命。作家东西说：“我本身就是一个弱者，身处底层，我从我的内心出发，写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这是我的写作方向。‘底层写作’不是喊口号，过分强调关注社会底层，就有点抬高自己的嫌疑。事实上，任何一个阶级，都是不会为另一个阶级说话的，如果某一群贵族化、精英化的人吃饱了饭，标榜‘底层文学’写作者去关注底层生活、写底层生存群体，那肯定是值得怀疑的。‘底层写作’，是只有真正身处底层、用自己的身体器官感受这个世界的人才能写出好作品”。
青年学者、作家张念更质疑所谓的“底层写作”只是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而不是无权无势者的声音。她认为在不同的权力系统中，底层只能是个相对的概念，一旦将底层叙事绝对化，成为作家们绝对的道德参数，不是作家的灾难，就会成为时代的灾难。“这是一元化的集权话语的自身裂变，底层底层，是道德表演的临时舞台，一边有人喊‘底层写作’，一边有人在搞‘地下电影’或者‘地下音乐’，严重的是地皮之下的存在，‘地下’生存才是真正的道德问题。无权无势者该怎么说话，无权无势能够说话吗？地下与地火具有相关性，而不是大学教授所津津乐道的代言形式——‘底层写作’。”
于坚：是否要作家重新去“下放劳动”？
在“中国文学”以外的汉语诗歌，
一直在承担着文学的基本责任，
就是在所谓“底层写作”上，诗歌也是一直在正常地进行着的，
今天距离中国底层最近的是诗人，这不是因为他们有意为民请民，
而是因为他们一直与底层处于共同的生活世界。
中国作家介入现实的方式是匪夷所思的
南都周刊：有些学者指责当下中国文学脱离真切的社会现实、脱离中国人的生存状况，文学已经沦为“小圈子游戏”，你怎么看？
于坚：他们好像把文学界界定为一直被出版和传媒热捧着的某些时尚部分，这个小圈子的东西不尽如人意了，就是中国文学出问题了？其实中国真正的文学从来都在他们指责的那个圈子之外，从来不是他们忽然发现的这回事。当代文学既没有像他们所说的那样脱离过社会现实，也没有像他们期待的那样介入过所谓现实。每个作家都有自己对所谓现实的理解，距离和感受，大家公认的某种“真切的社会现实”是什么？就是夏衍的“包身工”在当年恐怕也不是唯一的“真切的社会现实”吧。
南都周刊：诸如托尔斯泰、加缪以及近来的苏珊•桑塔格等诸多国外作家，既以自己的作品展现社会的变迁与丰富，又直接介入社会运动，有人认为对比起当下的中国作家缺乏社会责任感和良知，你怎么看这个评价？
于坚：不能简单地把中国文学跟西方文学的状况相比较并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系。中国当然有关心社会现实的作家，但其表现方式也许与西方作家完全不同。甚至在西方的参照系中，中国作家介入现实的方式恰恰是匪夷所思的。就像作为曾经介入社会运动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某些作家，其方式也并非托尔斯泰、加缪或者苏珊•桑塔格式的。在中国，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最直接的介入。我怀疑他们是否深入地阅读过当代文学作品，确实有几个作家在引领时尚方面很有市场，小说作为文化商品有着天然的优势，而置身于先富起来的行列对某些作家来说，其诱惑显然大于写作本身的诱惑。为版税和印数写作无可厚非，但这些小说再走红，也并不能代表当代文学的真正品质。
南都周刊：“写作是个人的事”是许多文学作者的一句格言，你怎么看？
于坚：我还是迷信“写作是个人的事情”，不是圈子的事情。对于作家写作方向的任何强调或指责对写作都是无效的。中国的文学评论者总是热衷于教导作家们如何才是“写作正确”，过去从斯大林主义的方面，现在从托尔斯泰、加缪或者苏珊•桑塔格的方面。某种作品成为时尚必有其时尚的社会基础。个别作家缺乏社会责任感和良知并不足以引领某种时尚，如果全社会普遍庸俗，普遍地缺乏社会责任感和良知，指责个别作家也是无效的。我以为文学评论是引导读者的阅读而不是教导作者的写作，这也是评论者如何介入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之点。对那些没有“良知和社会立场”的作品，评论者应该去引导读者拒绝它们，并且你的评论应该具备那些作品同样广泛的影响力。
南都周刊：对于脱离现实的责问，有些作家和批评家提出和实践了所谓的“底层写作”，关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的生存，你对此有何想法和评价？
于坚：这种写作并不新鲜，“走出彼得堡”曾经是一个口号，上世纪三十年代也有许多作家这么做，而且一度成为文学主流。我觉得我们似乎又要去讨论什么是“现实”这种可笑的问题，现实好像也只有某一种才是正确的，其他现实都不是现实，进一步，我们是否要作家重新去“体验生活”“下放劳动”？而卡夫卡的写作当然可以判定为脱离现实的写作。与里尔地区的工业地狱比起来，《追忆逝水年华》算什么现实呢？我以为当代文学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生活的一切方面，并非只是底层。我知道评论界的中国特色是，当他们在谈论“中国文学”的时候，是不包括诗歌以及其他的。他们以为只有小说才是“中国文学”，只有“长篇”可以创造史诗，这是一个“政治正确”，却成为评论界的共识。顺理成章，一旦某几个小说明星的写作出了问题，就是“中国文学”出了问题。而据我所知，在“中国文学”以外的汉语诗歌，一直在承担着文学的基本责任，就是在所谓“底层写作”上，诗歌也是一直在正常地进行着的，今天距离中国底层最近的是诗人，这不是因为他们有意为民请民，而是因为他们一直与底层处于共同的生活世界。
这种普遍的低成就了诗人的圣
南都周刊：作为诗人，你是怎样看待当下中国诗歌写作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如何看待当下诗歌的“精神状况”？
于坚：我过去不喜欢圣化诗人的形象，例如对海子的神化。但时代令诗人上升了，诗人就像西藏的僧侣那样，通过诗歌坚持着某种精神生活。当诗人越来越与这些语词联系在一起：坚持、挺住但没有一切，相对贫穷的、不为所动，精神生活、最古老的手艺、独立立场、自由、少数、步行者、不合时宜者、对物质生活的轻蔑，乌托邦、继续怀疑……我一直羡慕唐朝的诗人，天下谁人不识君，但“文革”以后，这个国家的文化水准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最低的，低到诗人在一个有诗教传统的国家中都被普遍蔑视的地步，这种普遍的低成就了诗人的圣。诗人好像已经不喜欢高谈阔论什么“精神状况”，但诗歌界在作品及所表现的精神和思想方面毫无疑问在当代中国文化中走得最远，我们已经解决了许多常识性的问题，我们越过了许多“什么”。诗歌今天非常正常，世界性的正常，完全脱离了中国当代历史生成的“独特”。“盘峰论争”尽管褒贬不一，但其思想锋芒，无论“民间”还是“知识分子写作”，都早已令“中国文学”望尘莫及。
南都周刊：你如何看待作家的明星化？
于坚：有几个人要当尽管让人家当去。就是别再把他们扯进来代表中国文学，都已经庸俗浅薄无聊便宜成这样了，还把什么“托尔斯泰、加缪以及近来的苏珊•桑塔格”扯进来，是在抬举前者还是在侮辱后者？我最近又去了西藏，拉萨大昭寺前转经的僧侣、山民依然如故。从云南德钦一步一磕头走向拉萨的人们依然在路上，那个永恒的钟继续领着时间旋转，完全不为周围所动。曾几何时，灵魂像风的先锋们蜂拥而至，不过二十年，已经烟消云散。拉萨今天已经没有先锋派，我们下面也差不多了。但诗人们继续步行，缓慢地穿过世界，任那飞驰而去的快车溅他们一身脏水。

武俊岭

文章长了点，分两次转完。
相信，有兴趣的朋友能够从中悟出什么来。

lqm407

两篇文章都看了，深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