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绝望与反抗悲观

丁胜

反抗绝望与反抗悲观
   -----鲁迅与王国维的学术人生
丁胜
天水师范学院中文系  甘肃 天水（741000）
　　　　[内容摘要]鲁迅与王国维同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之极重要人物，在中国学术研究由古代而向现代转型的特殊时期，两人身上不仅都体现出了富有时代意义的科学理性精神及其特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学术研究的境界和研究背后的主体精神上他们俩也都体现出了某种极为一致的内容。内心深处的悲观和绝望意识始终伴随着他们的学术研究，并且凝结升华成为其主要的研究动力和治学方法。
　　　　　[关键词]  王国维；鲁迅； 学术人生；  反抗  
　　　郭沫若曾说：“鲁迅和王国维，在生前都有可能见面的机会，而我没有见到，而在死后却同样以他们的遗著吸引了我的几乎全部的注意。就因为这样，我每每总要把他们两位的名字和业绩联想起来。”他同时强调：“我时常这样想，假如能够有人细心地把这两位大师作比较研究，考核他们的精神发展的路径和成就上的异同，那应该不会是无益的工作”①。但学术界却绝少有人将两者联系起来加以比较研究，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缺憾。
　　　事实上，王国维和鲁迅之间有着很强的可比性。思考王国维寂寞的自沉和鲁迅壮丽的新生所构筑的惊心动魄的对比，可使人们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史的关照获得一种别样的视角。从深层次进行分析则会发现他们两位的思想却有许多根本的相似或相通，不同只是在外在表现方式上而已。鲁迅是“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两地书.五》）的 “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是“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的行为哲学；而王国维则是“情感最丰富而情操最严正之人（梁启超《国学论丛》）”，是“充不屑不洁之量，不愿与虚伪恶浊之流同立于此世（同上）”的处世哲学。于是王氏自沉于昆明湖，而鲁氏走向“新生”。
　
　　　　在中国现代思想学术界，要论研究方法的科学和先进方面，则首推王国维和胡适。王国维研究方法上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实证。同样，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略》数十次的修定和《嵇康集》前后十多次的校注，是继王国维之后对实证方法的重要证明。鲁迅自己说，“回忆讲小说史时，距今已垂十载，即印此梗概，亦已在七年之前亦。”②可见他对实证的重视和理性思考。吴俊在《鲁迅学术论著》中说，“一九一三年十月鲁迅始校《嵇康集》。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鲁迅有确切记载的最后一次校勘《嵇康集》，其间已历十数校次之多。”③在中国现代国学研究的滥觞期，可以说，王国维是最早提倡并实践了实证方法的一位学者。“他的注重实物考察的研究思想曾对晚近学者的学术研究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恐怕也正是由于这种本质上的倾向或属于现代的思想方法，才使他的学术影响要远远凌驾于博洽深厚并不亚于他的章太炎等学术巨子。从历史的眼光看，后者则只能算是传统类型和范畴中的学者，不像王国维明显地表现出了一种文化过渡和转折时代的特征而真正成为学术发展过程中的一位承先启后式的人物。”④
　　　　鲁迅和王国维的国学研究动机与其说是纯粹的出于对学术、学理的探究，还不如说是自身的个性和感情的表现，所以他们俩最突出的特点是学术心态特点——即感性与理性的完美结合。王国维和鲁迅在学术上开创了一代风气。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承前启后的学术大师，在国学日渐衰落的清末，两位都以前无古人的拓荒工作，取得了权威性的成就，并一直引导了后学的研究，成为新旧交替时代的集大成者。王国维和鲁迅同样既是封建时代最后的国学大师，也是现代社会第一位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第一个表现出了在中西文化交战过程中、作为中国近代学贯中西的学者思想深处的“死亡意识”，他的那种得思想之先的伟大孤独感进而发展为以死亡来反抗思想中的悲观和绝望。“一死则以清刚之气永存于天地之间”（梁启超《国学论丛王静安先生纪念专号》）。王国维直接在作品中表现叔本华尼采的思想，表现出对二人的思想的直接接受和半成品的接收，这直接造成了王氏对“死亡”的一种向往。从而走向了思想的更为高远的境界。他继承了尼采、叔本华的“死即是升华”、“死即是反抗”，用“死亡”反抗“更大的死亡（思想的死亡）”。从这方面可以说王国维对叔本华尼采进行了深入彻底的研究，这对于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并有深厚的学术底蕴的学者来说是一件很不平凡的事，且因为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加之本人更为不幸的人生遭遇，故使尼采、叔本华的悲观哲学使得王氏的“死亡意识”更加浓烈。叔本华的“死亡意识”和尼采的超人哲学原本是极难统一于一个人的思想的，但王国维却于此不可能处实现了沟通。他反抗绝望的意识正是对生命意识的继续和延伸，而当反抗绝望只能用付出生命来达到目的，那他就义无反顾的走向了死亡。
　　　　描述鲁迅的人生哲学是困难的。鲁迅对那种与社会不和谐的反抗意识集中的表现在对绝望的反抗。“我”虽然总是“宛然目睹了‘死’的袭来，但同时也深切地感到‘生’的存在”（《一觉》）。鲁迅用“生”的意识超越了“死亡”而获得“新生”，王国维则用肉体的“死亡”达到精神的“新生”，同样反抗“绝望”、反抗现实中的“坟”。鲁迅在1925年4月11日致赵其文的信中说：“《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中所说的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鲁迅在这里明确提出了“反抗绝望”，即“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从而与“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精神遥相呼应，在某种意义上，真还有点儿“向死而在”的味道。这一意识也同样表现于王国维，他不像战斗者一样迅猛的反抗绝望和悲观，而是虽然前面有“坟”、有“死亡”，却义无反顾的走下去，去寻找那种“死亡”，用这种别样的方式反抗一切。
　　　　王国维和鲁迅对“死亡”和“绝望”的生命体验同样是深刻的，家道中落，受人冷眼的经历使得他们在思想上就与现实产生严重的对立和抗衡，王的思想近于逆来顺受，而鲁则刚烈直率，王语言质朴平和，鲁则老辣、一针见血。由绝望到反抗绝望，由悲观到反抗悲观，他们两位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反抗着相同的人生黑暗。鲁迅在他对希望与绝望的双重否定中引申出了“过客”的反抗形象与“走”的人生原则，使他“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超越了那种在“乐观----悲观”、“希望----绝望”、“虚无----实有”之间执其一端的人生态度而达到更为深刻的层次。王国维对乐观和悲观、希望与绝望的看法则没有鲁迅的豁达，“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王国维遗书）”。
　　　　　两位大师在治学的方法和态度上极为相似，中国传统的儒学教育在王和鲁的幼年变深深的扎下了根，且储备相当丰富，并且在日本接受了现代化良好的科学教育和训练，用科学来治国学是两位的专场和取得成功之处。鲁迅在对中国古代小说和古代文学的研究，以及对古籍校勘的整理均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920年鲁迅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小说史，次年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设同样的课程，期间，因讲授之需，几次增删讲稿，到1923年、1934年定名为《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卷出版，后几经修改，1935年第十版通行，并因此使小说研究成为一门正式的学问。1926年，鲁迅受聘厦门大学，开中国文学史，编成《中国文学史略》。后受聘中山大学，讲义改为《古代汉文学史纲要》，又先后写成《小说叙录》、《魏晋文章考》，倾心于“师心使气”的阮籍、嵇康及魏晋文章，充分显示了鲁迅治理旧学的深厚学术功力。他的作为，就连其论敌梁实秋也不得不承认“可以称道”的《中国小说史略》，在以后的学术史中必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影响。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成为中国戏曲史的开山只作，以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作为立身之本和文学观的核心，把悲剧作为一种美学精神，从生存之审美表达之立足点出发，高度评价元杂剧。他28岁写成的《红楼梦评论》是他的悲剧观的具体体现。王国维在青年时期曾从事哲学和美学研究，三十岁后，从事词曲和戏曲史的研究，自1913年则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和古史地学，在学术上取得了多方面地杰出成就。郭沫若曾这样说：“他的甲骨文的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汉晋竹简和封泥研究，是划时代的工作”，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奠基人”（刘梦溪）。
　　　　　鲁迅曾以推崇的口吻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不懂的音译》）这是鲁迅对王国维的推崇，正是对他的实证主义和理性精神的推崇。胡适在1922年8月的日记里，细数当时中国学术界的领袖人物，曾把王国维说成是最有希望的学者，其中说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是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度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了。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⑤胡适对王国维的评价是比较精当的，但把王圈定在旧式学者中，却是有失偏颇。他没有注意到王国维的学术研究的承前启后的性质，王既是旧式学者，又是新式学者，更是新式学者中的第一位大家。
　　　　　鲁迅和王国维，作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思想家，他们对人生和社会的别样的思考，成为思想史上灿烂的瑰宝。他们那种对世事的和人生的“悲观意识”和“死亡意识”引领者后学走向人的灵魂深处。那种在悲观和绝望面前别样的态度正体现者作为伟大思想者的高妙之处。不管是以死反抗悲观和绝望，还是突破桎梏更大的反抗死亡，都是一种负有中华民族人格精神的张扬和表现，是我们后学为之学习的典范。
［文献参考]：
①《鲁迅与王国维》郭沫若著，原载《文艺复兴》第二卷第三期，1946年10月出版。选自《宋元戏曲史》王国维著，叶长海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158页。
②《中国小说史略题记》，一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之夜，鲁迅记。
③《鲁迅学术论著》吴俊编校之“编者叙意”第3页，1997年8月。
④吴俊著《鲁迅评传》导论第13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⑤《胡适的日记》（1922年8月28日条），下册第440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清风盈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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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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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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