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lvhq018 于 2016-5-19 19:11 编辑
《诗经》反映了周朝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从中能够看到当时人们社会活动的基本轮廓,上至帝王,下至百姓,林林总总,横向到点,纵向到面,呈现出一副立体的图画,它为我们了解祖先的生活方式,以及现在的人文传承提供了依据。《羔羊》所呈现的就是士大夫公务生活的点滴。
诗歌本身很简单,就是穿着羔羊皮袄、扎着没有花边丝带的人,在王府办完公事准备去吃饭的神态和步履。这有什么可以描写的吗?这样的描写又能让我们看到什么?看到的人能看到很多背后的事,看不到的会认为这首诗很无聊。穿个烂皮袄也要写出来? 是的,一定要写出来,因为在周朝的服饰制度中,羔羊皮袄是身份的象征,什么身份的人穿什么衣服,不能穿错,就像今天的军队,一看你穿的衣服,就知道你是什么级别。服饰是周朝立政的基础之一,自天子至贫民在穿着上都有严格的等级规定。级别越高,衣服的定制越严格。一般规定,士大夫以下衣着相对随意, 《礼记》上有“士不衣织”的规定,即士大夫以下的人是不能穿丝织品的服装的,除此,可以随便穿。但贵族不行。自天子以下,贵族分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每个爵位用衣(上身)、裳(下身)、深衣(连体)的不同搭配以及花边、配饰区分,衣裳必须用丝织品,衣用正色,即青、赤、黄、白、黑,裳用间色,即 绿、红、碧、紫、赤红。由此我们可以认定,《羔羊》所述穿羔羊皮衣的人必是士大夫,因为百姓是无权上朝的。“素丝五紽”、“五緎”“五总”均是形容缝合之细密,有致,做工可谓考究,而素丝更显其颜色搭配浑然一体,不突出。
关于周制服饰规定,《礼记·玉藻》《礼记·杂记》《礼记·缁衣》《礼记·深衣》都有相关记述。朝服、祭服、礼服、丧服、便服各有其序,不能混穿,而以朝服最为隆重。对衣着要求之严格,一方面为巩固国体,体现等级之威严,另一方面也约束了各级人员的行为规范。服装是个标记,穿什么服装做什么人,无论在什么场合,只要你一出现,大家就知道你是什么级别的人,你的行为就会处于众人的监督之下。这也是我们现在要求穿工作服的原因吧?试想,如果我们今天对工作服装的要求更细致一些,标记更明显一些,那么对抑制腐败、恢复礼仪一定会起到明显效果。
羔羊皮袄因其质地柔软、毛质细密、毛色纯洁而深受人们喜爱。一个破羊皮袄也值得炫耀?当然!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眼光看过去的事。在粗麻葛布时代,能穿上洁白素雅的羔羊皮袄,实属不易。而且,这是用来上朝的服装,可见珍贵。这应该是那个大夫最好的衣服了,再加上针线缝合一丝不苟,自然是一件值得显摆的东西。何况,洁白正是君子的象征呢!从这件衣服上,也似乎暗示着这位大夫的敬业、正直高雅、彬彬有礼的品质。
从“退食自公”或“退食自公”我们能看到大夫公务生活的另一个事情,即公办是管饭的。士大夫以上入朝公办,君主给予膳食,也是周制。公膳于朝,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体现君主体恤下属的怀仁之心,表达“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亲民姿态;二是勉励士大夫一心为公,不因匆忙回家吃饭而分心于私。民间现在也有把公务员称作“公家人”的说法,就是希望他们以公为家,勤勉敬业。《礼记》就有公务人员不能带着文件回家的周礼典制,可见周朝公私分明要求之严。今天这个传统却消失了,而“以国为家”也有了另一种含义。
《羔羊》释译分歧在于“委蛇委蛇”,这是历代大儒把这首诗定性为“颂歌”或是“讽语”的关键。“委蛇”是什么?《庄子·达生》记载:齐桓公打猎遇鬼而一病不起,皇子告敖告诉他:“委蛇,其大如毂,其长如辕,紫衣而朱冠。其为物也,恶闻雷车之声,则捧其首而立。见之者殆乎霸。”桓公听后大喜,因为他遇见的正是委蛇,瞬间痊愈。后果然称霸。民间传说委蛇就是一男一女双人头共一蛇身的神物。庄子通过这个故事想要阐述的是做人的境界:心神宁静释然方为上。那么诗中用“委蛇委蛇”引申大夫“退食自公”的行为表情,显然是有着赞美情绪。那么我们可以理清诗作者的意图了:这是通过观察一位自公堂出来准备吃公赐之食的士大夫的穿着打扮、步履神态,进而赞扬其纯正、顺随、安适、勤勉的君子之风。郑玄和孔颖达对《羔羊》大加夸赞,认为此诗立意高深:“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 朱熹也跟着应和。笔者并未看出其中奥妙,不敢妄语;清以后学者转而认为此诗讽刺意味极强,大致是穿着考究的小皮袄,吃的肥头大耳,一步三摇得意洋洋的丑态云云,不知有没有政治因素。笔者眼拙,也看不出为何讽刺,故更不敢胡言。
只是感觉,如此之公务员,放在今天,也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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