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了一组回顾央视春晚的专题片。该系列片回忆了春晚历经33年一路成长,由小而大、由简而精、由平而优的辉煌历程。对如何成长怎样光辉没有太多的兴趣,因为这一路怎样变化观众都看见了,叫我感兴趣的是总导演黄一鹤谈及做春晚导演如何艰难不易和怎样和尴尬以及抵抗、化解和突破上级的压力的几件事。 今年82岁的黄一鹤是春晚前4届总导演,时隔3年又做了一次,可谓春晚元老。被采访时看着老头儿身体硬朗精神矍铄口齿清楚,记忆里颇好,对往昔的重要事记得深刻、清楚,尤其是尴尬和大着胆子“抗压”的几件事仿佛记忆犹新历历在目,说到关键处老人颇激动,几度哽咽几度抹泪。 1.李谷一唱《乡恋》 首届春晚从1983年开始,当年是现场直播。观众通过热线打来电话纷纷点李谷一唱《乡恋》,而这首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歌当时被批为靡靡之音。点播的纸条用盘子端来,黄导知道这首歌是当时明令禁止的,自己想播但无权也没胆量拍板,就叫服务员端给在现场的时任广电部部长的吴冷西,部长看了后只是摇头说不行。然而观众的热情有增无减,点播《乡恋》的纸条一盘接一盘,就一盘一盘地端给部长,端到第5盘时,吴部长背着手来回地走来走去,脸也红了看着很紧张,最后一跺脚,冲到黄导身旁大声说道:“播!”没有部长的一跺脚,就没有了当年晚会上李谷一唱的那首注满深情的《乡恋》,也就没有了以后脍炙人口传播久远的歌曲。这不仅仅是一首歌的解禁,是打开了一扇开放的窗户。 2.张明敏唱《我的中国心》 1983年春晚赢得了上下好评,翌年黄导再掌总导演舵把子。他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请香港的演员来唱歌。但找谁,唱什么?当时信息还十分闭塞,黄导一行南赴广州寻觅,无果,再下深圳,在出租车上听到了《我的中国心》,这正和大陆的政治口味,在沙头角买了歌曲磁带,方知歌唱者叫张明敏,后又得知张明敏是香港一手表厂的工人,在香港业余歌手比赛中获得冠军。为了叫张明敏上春晚黄导真实煞费苦心,报告打上去了,半年多一直没有回音,等待,漫长的等待。领导叫对张明敏政审,看他给国军唱过没有,九曲十八拐得来结果他没有孝敬蝈国军。不曾想,这首歌播出以后非但赢得观众的好评,当晚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打电话给央视,说刚才我在电视里看到那个小伙子唱的那首歌,我们全家非常感动,你们赶快把录像带送来。当晚他带领家人学会了这首歌。肯定了那首歌,同时也认可那个人。可谁人知道,晚会的前三天还没有批准张明敏登台呢。 3.邀请张明敏上春晚险些被撤职 1984年元月末一天,离大年三十只剩三天,黄导接到部长秘书的电话,说部长问你的春晚节目是否按部里意见改,要改,就继续搞下去;若不改,部长开除你总导演的职务。时至是日上报的张明敏等港台演员登台演唱、陈佩斯朱时茂小品《吃面条》和那首《难忘春宵》报告依然无消息,仅仅三天了叫我怎么改?黄一鹤急了,说已经腊月二十七了,一切都来不及了,只能这么办了,你们爱怎么说就怎说,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啪”的一声摔了电话。赌气不解决问题,之后黄一鹤又给领导沟通,连恳求带讲道理,以自己身家性命担保打保票,绝对不会出问题云云软磨硬缠。最后一次副台长和副部长通电话长达四五十分钟,通话结束副台长高兴地都蹦了起来说:“黄一鹤,就这么办吧!”通话的内容外人无人知晓,但从四五十分钟的电话中可知,说服副部长同意是何等的不易。说穿了就是怕出政治事故担待不起。 4.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吃面条》 这是中国电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小品节目。这一开创小品新时代和里程碑的杰出之作,世人可知它上春晚是何等的不易。1984年黄一鹤打算把小品搬上春晚,找到陈朱二人说了想法,陈朱不久便拿出电影学院里《招演员》中的一段,经过打磨众人感觉很好,后在试演中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观众笑得肚子疼直不起腰。可是上级领导迟迟不批准,其原因可能是品位和档次低,直至晚会节目一个接一个开演,马季的《宇宙牌香烟》已经说得满场轰笑时,陈佩斯朱时茂还未接到上台通知,心里忐忑不安焦急难耐甚或有点尴尬,黄一鹤也豁出去了,果断拍板登台演出。节目一表演,博得满场喝彩。从此小品正式成为春晚不可或缺,或说成为春晚最大亮点和台柱子的节目,陈佩斯朱时茂也深入观众心间。尽管他二人已离别春晚多年,但《吃面条》却一直是那个时代小品的闪光符号,也刻在了一代人的心里。 这些往日的星星点点皆已成为了历史,成为一代人的记忆。但从黄一鹤的回忆中不难看出,创造历史注定了不会一帆风顺。在黄一鹤的春晚导演经历中,无数次险些丢了自己的饭碗。有时,创新意味着大胆,大胆意味着犯规,犯规意味着下课。 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理解当时为什么会是那样,这只能说没有经过和不了解那个时代。黄一鹤在节目里说,当时手中的话筒,它不是一个科技产品,他是一个阶级斗争的产物,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那时尽管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六七年,但思想仍保守偏左,一切宁左勿右,依然占据思想宣传领域的主导地位。今天看来十分好笑和荒唐的事情,在那时可是一本正经极为严肃的政治问题,政治的高压线谁敢碰就极有可能轻则丢饭碗,重则有坐牢的可能,一个小小的导演能不怕吗?尽管有抗争,但也多是未突破底线的和上级软磨硬泡,偶然血性骨气了一回,过后还是得认上级的卯,没几个敢公开顶撞和反对的。现在看来,那《乡恋》也罢,《吃面条》也罢,港台演员上春晚也罢,算个屁问题,可在当时就是极为严肃的政治问题。 当时的《乡恋》这首歌到底怎么靡靡之音了?笔者找到了歌词仔细看了再三,除了情就是恋是爱,就是不突出政治,但拿着放大镜也找不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点内容。究竟什么是靡靡之音,标准是什么呢?领导不批准播放就是靡靡之音,领导批准了就成了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争相传唱的健康歌曲? 那小品《吃面条》它咋就品位低了?小百姓不就是品位低的人群吗?要是都高级趣味了,那还是小百姓么?弄些有聊的、高尚的、阳春白雪的有几个人爱看?又有几个人能看得懂?大过年的难道说还要来一次政治课不可?春晚的节目不贴近小百姓生活,观众势必愈来愈寡,是自娱自乐自说自唱,是作死的节奏,早晚会自己玩儿死自己。 节目能否通过,领导就是判官,是与非全在领导的一念之间。 非常奇怪,当时只要是领导不批准,或认为有问题、有风险的节目,思想觉悟低的观众咋就偏偏那么热爱那么喜欢呢?上级的管控和观众的需求怎么会是截然相反的呢? 说来好笑,当时刘晓庆提出想借春晚的话筒给远在四川的父母拜一声年,就把黄一鹤难为的一夜没睡好觉,因为没有过先例啊。这种带有人情、人味、人性的朴素情感,在那个时代咋就能被视为不正常和超出规定呢? 黄一鹤叙述中还说出了一个不为外人知道的小情节。1983年首届春晚时,还没有主持人和演员的服装费用,服装都是自备。被邀请的当红影星刘晓庆身穿的那件大红大翻领上衣,实际是刘晓庆自己在香港地摊儿上花5块港币买的。当年春晚过后,一时间成了很多年轻女性模仿的时髦服装款式。 噢!远去的永远远去了,不会再有想当初。 题外话:近年春晚的内容已非当初,舞台越来越漂亮,场面越来越大,钱花的越来越多,老百姓喜欢的节目越来越少,离老百姓生活和情趣越来越远,一步一步演变成了专题纪念晚会,喜爱的人群渐渐离去,上年的春晚有人未看,或刚看个开头就关机的不乏一二,遭到网民吐糟和抨击。然而央视说调查的满意率百分百,说不清是观众哄它,还是它哄观众。 惜哉!可惜黄一鹤打下那么好的底子了! 2016.06.16. 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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