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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现在我们的中央是个成熟的中央，各种问题
都处理得比较妥善，有条不紊。现在外国报刊都是讲我
在里边起了什么作用。有作用，主意出了一点，但主要
的工作，繁重的事情，是别的同志做的。比如《关于经
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前天中央委员会通过这个决定的
时候我讲了几句话，我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
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
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这两天国内
外对这个决定反应很强烈，都说是有历史意义的。这个
文件，我没有写一个字，没有改一个字，但确实很好。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所以，不要宣扬我起的作用有什么
特别了不起，因为宣扬过分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
邓某人不在了政策要变。现在国际上就担心这个问题嘛
。
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
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现在的
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
，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国际信誉高起来了，这是最大
的事情。改变现在的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
失，人民不会赞成，首先是八亿农民不会赞成。农村政
策一变，他们的生活水平马上就会降低。现在农村还有
几千万人温饱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不过也比过去好多了
。毕竟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好起来了，国家可以腾出手来
帮助少数贫困地方发展起来。中央对此已有部署。不仅
是国家，还有那些好起来了的地方也可以帮助，问题不
难解决。所以，从我们自己的实践看，不但我们这一代
不能变，下一代，下几代，都不能变，变不了。
最近时期，我总跟外宾谈变不了，我们现行政策的
连续性是可靠的。不过，他们还不大相信。这是个很大
的问题，我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所以，我的工作方法
是尽量少做工作。它的好处就是：第一，可以多活几岁
。第二，让年轻一些的同志多做工作，他们精力充沛，
比我做得更好。我希望逐步过渡到完全不做工作但身体
还是好的，那样我就完成任务了。现在看来还得做点事
。去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打击刑事犯罪分子。今年做了
两件事：一件是进一步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还有一件
是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其他事都是别
人做的。
“一国两制”是从中国的实际提出的，中国面临一
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解决问题只有两个方式：
一个是谈判方式，一个是武力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
来解决，总要各方都能接受，香港问题就要中国和英国
，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什么方案各方都能接受呢？
就香港来说，用社会主义去改变香港，就不是各方都能
接受的。所以要提出“一国两制”。
两年前撒切尔夫人来谈，当时她坚持历史上的条约
按国际法仍然有效，一九九七年后英国要继续管理香港
。我跟她说，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中国一九九七年
要收回整个香港。至于用什么方式收回，我们决定谈判
。我说谈判要两年，太短了不行，但是不迟于两年必须
解决这个问题，到时候中国要正式宣布一九九七年收回
香港。结果真的是谈了两年。开始她提出谈判的题目就
是一个归属问题。我说是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主权问题
，总要双方就香港归还中国达成协议；第二个是一九九
七年我们恢复行使主权之后怎么样管理香港，也就是在
香港实行什么样的制度的问题；第三个是十五年过渡期
间的安排问题，也就是怎样为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
件。她同意谈这些问题。两年谈判，差不多一年多的时
间是拖在归属和主权问题上，她没有让。当时我还跟她
说，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期间香港发生意外的事情，发
生动乱，中英双方根本谈不拢，中国将重新考虑收回香
港的时间和方式。所以，解决香港问题，我们的调子就
是那时定下来的，以后实际上就是按这个调子走的。
香港问题为什么能够谈成呢？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
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
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
值得信任的国家，我们是讲信用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主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五年多的时间确实发生了非常好的变化。我们国家
的形象变了，国内的人民看清了这一点，国际上也看清
了这一点。我们可以自豪，当然自豪同骄傲是两回事，
骄傲不得，说大话也不行，毕竟我们还落后。但是，我
们确实很有希望，从香港问题的解决就反映出来了。当
然，香港问题能够解决好，还是由于“一国两制”的根
本方针或者说战略搞对了，也是中英双方共同努力的结
果。
香港问题的解决会直接影响到台湾问题。解决台湾
问题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现在我们的方针还是以国
民党当政者为谈判的对手。这一点，台湾的人有一种反
映，说我们不重视台湾人民。最近国务院总理在国庆招
待会上的讲话中，在“台湾当局”后面加了一句“和各
界人士”，这是我加的。就是说，台湾问题接触面要宽
，除了以国民党当局、以蒋经国为对手外，要广泛开展
工作面。我们过去做了一些，现在更要有计划地安排。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就是把住不放，这个我们看
准了。两三年来，我们一直批评美国的霸权主义，批评
他把台湾当作他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美国
也有一部分人赞成台湾和我们统一，但不占主导地位。
卡特在位的时候，承诺从台湾撤军，同时又通过了一个
《与台湾关系法》，这个《与台湾关系法》就是干涉中
国内政。所以，一个台湾方面的工作，一个美国方面的
工作，都要花时间。
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应该是
能够接受的，台湾也应该是能够接受的。蒋经国提出用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现实吗？你那个“三民主义
”在中国搞了二十二年，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中
国搞成了什么样子？“中国人站起来了”，是什么时候
站起来的？是一九四九年。使中国人站起来的，不是蒋
介石，而是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一国两制”的方式
，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这不很好吗？最近一个外
国人问我，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是不是同对香港的一样
？我说更宽。所谓更宽，就是除了解决香港问题的这些
政策可以用于台湾以外，还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
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
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
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能
够放弃国家统一？当然，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我
们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
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
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我跟外宾谈话时还提出：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
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是从我们
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
际问题的处理上。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
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
些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共同开发”的设想
，最早也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我们有个钓鱼
岛问题，还有个南沙群岛问题。我访问日本的时候，在
记者招待会上他们提出钓鱼岛问题，我当时答复说，这
个问题我们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名
字就不同。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
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当时我脑子里
在考虑，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
，共同开发。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
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不用打仗，也
不要好多轮谈判。南沙群岛，历来世界地图是划到中国
的，属中国，现在除台湾占了一个岛以外，菲律宾占了
几个岛，越南占了几个岛，马来西亚占了几个岛。将来
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
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
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世界
上这类的国际争端还不少。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
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什么样的和平方式？“一国
两制”，“共同开发”。同我谈话的外宾，都说这是一
个新的思想，很有意思。
再讲讲国内问题吧。我开头就讲了，现在我们的中
央是有秩序地很好地在进行工作。整个的形势很好，《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不是说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更加巩固吗？确实是这样。想想我们党的整个历史时期
，有多少时间有这么好的政治局势？我在同外国人谈话
时，讲了一句大胆的话：现在看翻两番肯定能够实现。
这个话，我们过去是不敢讲的，只是讲翻两番有可能实
现，但是要花很大的力气。经过四年的时间，“六五”
计划的主要生产指标三年完成，今年的计划也将超额完
成。过去说，如果前十年平均增长速度能够达到百分之
六点五，二十年平均增长速度能够达到百分之七点二，
翻两番的目标就能够实现。看来我们前十年的势头可能
超过百分之七点二，因为前三年已经接近百分之八了。
翻两番的意义很大。这意味着到本世纪末，年国民
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从总量说，就居于世界前列
了。这一万亿美元，反映到人民生活上，我们就叫小康
水平；反映到国力上，就是较强的国家。因为到那时，
如果拿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来搞国防，就是一百亿
，要改善一点装备容易得很。据说苏联是百分之二十的
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国防，为什么他翻不起身来，就是负
担太沉重。一百亿美元能够办很多事情，如果用于科学
教育，就可以开办好多大学，普及教育也就可以用更多
的力量来办了。智力投资应该绝不止百分之一。现在我
们是捉襟见肘，要增加一点教育经费、科研经费，困难
得很。至于人民生活，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比现
在要好得多。去年我到苏州，苏州地区的工农业年总产
值已经接近人均八百美元。我了解了一下苏州的生活水
平。在苏州，第一是人不往上海、北京跑，恐怕苏南大
部分地方的人都不往外地跑，乐于当地的生活；第二，
每个人平均二十多平方米的住房；第三，中小学教育普
及了，自己拿钱办教育；第四，人民不但吃穿问题解决
了，用的问题，什么电视机，新的几大件，很多人也都
解决了；第五，人们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什么
违法乱纪、犯罪行为大大减少。还有别的，我也记不清
了。这几条就了不起呀！现在我们还要不断地打击刑事
犯罪分子，真正到了小康的时候，人的精神面貌就不同
了。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
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
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但是只靠打击并
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翻两番、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
治本的途径。当然我们总还要做教育工作，人的工作，
那是永远不能少的。但经济发展是个基础，在这个基础
上工作就好做了。如果实现了翻两番，那时会是个什么
样的政治局面？我看真正的安定团结是肯定的。国家的
力量真正是强大起来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也会大大
不同了。所以要埋头苦干，艰苦奋斗。从现在到二○○
○年，还有十六年，好好地干，一心一意地干。
翻两番还有个重要意义，就是这是一个新的起点。
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就可以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
水平。不是说制度，是说生产、生活水平。这是可能的
，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要达到这个新的目标
，离开对外开放政策不可能。现在我国的对外贸易额是
四百多亿美元吧？这么一点进出口，就能实现翻两番呀
？我国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的时候，我们的
产品怎么办？统统在国内销？什么都自己造？还不是要
从外面买进来一批，自己的卖出去一批？所以说，没有
对外开放政策这一着，翻两番困难，翻两番之后再前进
更困难。外国人担心我们的开放政策会变，我说不会变
。我说我们的奋斗目标，本世纪末这是一个阶段，还有
第二个目标，要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达到，打慢一点，
算五十年吧，五十年离不开开放政策。因为现在任何国
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
，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
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
。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
算起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
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
后，愚昧无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
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是对苏联东欧开
放。以后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些，总的说来没有多大
发展。当然这有内外许多因素，包括我们的错误。历史
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开放伤害不了我们。我们
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
本主义。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搞了一辈子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
不了，怕。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肯定会带来一些
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
*
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
家水平，肯
定不可能。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
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基本的
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国
家富强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且不
断提高，这有什么坏处！在本世纪内最后的十六年，无
论怎么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同外国人合
资经营，也有一半是社会主义的。合资经营的实际收益
，大半是我们拿过来。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
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还有的事情用不着急于解决
。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
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
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
。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
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
主义吗？
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
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
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
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
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
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
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否则是“四人帮”的“宁要社会
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解放思想，我们老同
志有这个任务。这次的好处是，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
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三个委员会的同志都赞成
这个文件，看到了现在发布这个纲领性文件的必要性和
重要性。这是个好的文件。
这个文件一共十条，最重要的是第九条，当然其他
各条也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
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
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说具体点，现在有些五十多
岁的同志很不错，但五十几岁的人再过十年就六十几岁
了，所以要大胆起用中青年干部。特别是陈云同志讲要
选拔三四十岁的年轻人，这个意见很好。这些年轻人选
拔上来以后，可以干得久一些。他们现在经验不够，过
两年经验就够了；现在不称职，过两年就可能称职了。
他们脑筋比较活。整党明年就要推进到基层，到各单位
各企业，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成功不成功就看
我们能够不能够发现一批年轻人。因为到了本世纪末，
现在三十岁的，那时是四十几；现在四十岁的，那时也
才五十几。我们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要多顾多问。这方
面可要解放思想呀，不解放思想不行啦！要说服老一点
的同志把位子腾出来，要不然年轻干部没有位子呀。整
个形势是安定团结的，要说疙瘩比较多的，解决得不够
好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其他方面出这个那个毛病不要
紧，但是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将来要出大问题，要犯大
错误。请年纪大一些的同志腾出位子来不容易呀，但是
这件事我们必须办，这条路我们必须走。两年前我就说
过，我希望带头退休。顾问委员会一成立，我就说这是
过渡形式，归根到底还是要建立退休制度。因为位子就
那么多，还要精兵简政，老的不腾出位子，年轻的上不
了，事业怎么能兴旺发达。这一点，也要学发达国家，
有些第三世界国家解决得也比较好。最近我听人讲，好
多国家大部分部长是三十几岁，也有岁数大一些的，但
比较少。总理岁数可能比较大，一般也是五十多岁。我
们刚进城的时候是年轻的，我是四十五岁，好多同志比
我还年轻一些。一九二七年底我第一次当中央秘书长时
二十三岁，也是大官啦，啥也不懂，也可以呀！总之，
选拔年轻干部是我们顾问委员会的一个重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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