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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
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凡是冲天安门的，要采取坚决措施。
北京市既然公布了游行示威的规定，就是法律性质的，
必须坚决执行，不能让步。我们对学生闹事，前一段主
要采取疏导的方法，是必要的。疏导，也包括运用法律
的手段。如果破坏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
处理。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
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
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要旗帜鲜明地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
题就出在这里。这件事发生了，也是好事，提醒了我们。
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
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
有的人并没有放弃他的观点，但这次学生闹事他表示不
参加，这就好嘛！你的观点可以保留，只要你没有反党
反社会主义行动。上海的王若望猖狂得很，早就说要开
除，为什么一直没有办？上海的群众中传说中央有个保
护层，对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否要反对自由化，
也有两种意见。因此，闹起事来后，上海人要看一看。
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
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
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好人没有勇气讲话，好
像自己输了理似的。没有什么输理的。四项基本原则必
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
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
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前几年，
我们不是对那几个搞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依法处
理了吗？难道因此中国的名誉就坏了吗？中国的形象并
没有因此而变坏，我们的名誉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
权鼎立那一套。我经常批评美国当权者，说他们实际上
有三个政府。当然，美国资产阶级对外用这一手来对付
其他国家，但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这种办法
我们不能采用。
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
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
路。我们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增
加全民所得。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
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
社会主义。
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
的。这个道理已经得到证明，将来还会得到证明。如果
我们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
的，到那时就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
义制度，就为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更
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所以，我们要理直气壮
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
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当然，使用时要慎重，抓人要尽量
少。但是如果有人要制造流血事件，你有什么办法？我
们的方针是首先揭露他们的阴谋，尽量避免流血，宁可
我们自己人被打伤，对为首闹事触犯刑律的依法处理。
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
，我们后退了，以后麻烦会更多。
在这次学生闹事中，民主党派表现是好的，周谷城
、费孝通、钱伟长等几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的态度是好的，
不好的倒是我们有些共产党员。
对于那些明显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这次
就要处理。可能会引起波浪，那也不可怕。对方励之、
刘宾雁、王若望处理要坚决，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
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
在六中全会上我本来不准备讲话，后来我不得不讲
了必须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一段话，看来也没有
起什么作用，听说没有传达。
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我同意将
我当时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收入我的论文集。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
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
乱不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
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
，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
次折腾。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
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
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
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有太过火的
地方，应当平反。但我们对它没有全盘否定。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可缺少的，不要怕外国人
说我们损害了自己的名誉。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要让外国人看到中国政
局是稳定的。如果搞得乱七八糟、一盘散沙，那还有什
么希望？过去帝国主义欺侮我们，还不是因为我们是一
盘散沙？
处理学生闹事是一件大事，领导要旗帜鲜明，群众
才能擦亮眼睛《人民日报》三篇文章写得不错，《北京
日报》社论《大字报不受法律保护》写得也不错，李瑞
环在天津的讲话也不错。正因为态度鲜明了，给积极分
子鼓了气，中间群众才能站过来。领导态度坚决了，就
闹不起来了。
（这是邓小平同志关于学生闹事问题同几位中央负责同
志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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