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麦子熟了 于 2025-12-6 20:24 编辑
一件旧衣
衣食者，父母也。人这一生中，吃饱穿暖大如青天。然而这大如天的事，若要问你那一顿饭最为难忘，哪一件衣记忆悠长，你也未必能答上。越是身边最熟悉的事物，越容易被遗忘，人生大抵是这样。
现在的人更是如此，美食变着法地吃，吃得都有些胃口烦躁；衣裳换着样地穿，穿得都有些审美疲劳。除了吃和穿的本能，谁还对吃穿有什么怀念。
妻子的衣橱里，各种季节，各种款式，各种材质，各种颜色的衣裳，悬挂得满目琳琅，如开服装店一样。有些只穿了一两次便束之高阁，从不问津，锁在黑暗里再无天日了。她有一个习惯，若是春夏入时，定要买一身新衣；若是出门应酬，定要买一身新衣。且全家一人一套，毫不吝惜。哪怕头俩月，饭店随礼刚买了一套；明日又要随礼，便又会生出买新衣的念头。我说：“橱子里不有的是衣裳。”妻子便说：“那些都过时了。我穿得洋气，你脸上不也有光。”又骑上电车，一路春风去了商场。
给孩子们买衣裳，妻子就愈发舍得，愈发大方。假期即将结束，儿子要去遥远的南方读书。妻子嘟囔：“咱给孩子买身新衣裳。”我说：“你领着他买就行，小区旁边就是市场。”妻子说：“要买就去市里，咱这里哪有像样的。”到底缠磨着我，开车去了城里。
我所居住的城，经济不行，超市倒开得很多，开得甚是豪奢。底上六层，电梯不停，人头攒动。咖啡厅、西餐厅，都有穿着时髦的男女坐在里面，用一种自上而下的高贵眼神，看着外面流水的人。投篮球，打靶，抓洋娃娃的孩子们，更增添了商场喧哗的气氛。仿佛他们天生就该属于享乐，属于游戏，属于最该被宠溺的那一批。
超市里商品之多，就不必说了。单是孩子们的零食区，就占了篮球场大小的面积——尽管那些花花绿绿的包装里，大都是些毫无营养，满是化学物质的垃圾。在资本和商品的曲意刺激下，人们的消费观、生活观，甚至人生观都被无形的手，推进了这超级市场里。
超市里的通道设计，宛如迷宫，那些绿色箭头对我似乎毫无作用。要不是儿子在头前开路，我连电梯口都找不到，傻乎乎的孩子一样，在繁茂的森林里迷失了方向。绕来绕去，总算爬上了专卖服装的那一层，绕得脑袋晕晕的，如坠五里雾中。
那一层都被隔成了小间，每一间里都有穿着西服套裙的女性。尖尖的小皮鞋敲在地板上，清脆的嘚嘚声。油润的地板映着顶部的繁灯，亮如钻石、水晶。你让我买点萝卜白菜，倒还可以；买衣服就两眼黢黑，全然不懂局。什么料子、什么牌子、什么款子，就像日本鬼子听京戏，傻子兮兮。妻子倒像个老戏骨，摸摸料子，看看做工，似乎生、旦、净、丑，唱、念、做、打全都精通。从东到西转了个遍，终于在“特步”那里选中了两件，一条裤子，一件长袖衫。试衣，打包，付款。“滴”地一扫码，我的微信里显示八百六十元。顿觉心头一紧，似被商家割了一块肉去。可当着儿子的面，又不能显示出心疼钱，只好望着天花板，装作甚是坦然。
可知夫莫如妻，细心的妻子还是一眼刺进我心里，说道：“孩子穿不好，怎么进学校？”我说：“不穿特步，就没脸读书？”妻子撅嘴道：“只要你不光着腚进去，就没人往外撵你。”我低头无语，犯了错的小学生一般跟着妻子下楼，左拐右拐来到一楼的蔬菜水果区。真不知到，我们这些把一切都给了孩子的大人，到底要把孩子引到哪里去？
一楼的水果都极贵，动辄七八元、十几元，同样的东西，远高于乡下的市集。对于吃的东西，妻子倒不甚挑剔，买了几样便宜些的葡萄、脆枣和甜梨。我知道，她也不是一个铺张的人。水果吃到肚子里，谁也看不见贵贱。衣裳就不同了，你需穿在外面日日让人看，挡别人的眼，挡自己的脸。在这样奢华的年代，它的实用性已远远小于象征性。
以前日子都不好过的时候，妻子绝不是如此的。一年到头总是那三四身换来换去，洗来洗去。洗得泛白，磨得袖口和领子破损，才肯舍弃，才肯再买一件新衣。那时就在乡下的集市上买，也不挑什么牌子、款式，便宜才是硬道理，合身得体才是硬道理。买了新衣，也只是在我面前炫耀炫耀，问：“好不好？”我说：“好！”她就抿着嘴笑，虽做了母亲，依然保留着少女的那种单纯。
逢年过节，去城里看望哥哥、姐姐。人家都是吃国粮的，日子很是好过。离开时，会把一些穿不着的旧衣送给我，有大人的，有孩子的，都很干净地叠着。妻子将那包旧衣搂在怀里，如白白捡了个宝贝，笑得合不拢嘴。回到家便一件一件抖开，让我试这件西服，让孩子试那条牛仔裤。自己穿一件红底黑格的呢子大褂，在镜子前一圈一圈地转。
有一件秋衣黑底横纹，我姐夫哥穿过的，虽有些旧却不坏不破。套在身上也合体，肥瘦长短皆宜。三秋两冬的，我又穿了五六年。反正套在褂子里面，新旧都无所谓，只要求合体保暖。那秋衣的颜色也可，不那么扎眼。彼时我已做了父亲，不太喜欢穿鲜艳的衣服了。大都是些青色、灰色、黑色，棕色和卡其色，算是比较鲜的。
年轻时在天津混日子，二十冒头年纪，对衣裳的颜色倒有些要求。喜欢穿些浅色的，艳色的。天蓝了，草绿了，暗红了。我清晰记得，平生买的第一件衣服，是一件灰蓝的棉袄。紧口毛领，镀铜的拉链，里面填充的是人造棉。花掉了我一天的工资，三十块钱。
我工作的厂子，干毛纺，在临海的开发区那边。南面是摩托罗拉，西面是康师傅方便面。我们的老板，办公桌上就摆着摩托罗拉的“半头砖”，抽万宝路，坐日本皇冠。我们那些外来打工的，出门也是四个轱辘，比老板的还高还大，大公交，一加油门黑烟就咕嘟嘟冒。若是近了，就拿两条腿量着去，锻炼身体。十五六里地，一路向南，过铁路走荒滩就到了市场那边。因为身边有几个女孩子相伴，便也不觉得累。叽叽喳喳的麻雀样，一路赏着算不得风光的风光，高高的电线塔，高塔耸立的工厂。大晴天，走得男孩脚心发热，累得女孩脸蛋红扑扑的。
那商场里的摊位，都是个人承包。白色的旅游鞋、蓝色的牛仔裤、青色的大翻领西服，都是很新潮的东西，撩得你意乱神迷。老话说，看米吃饭量体裁衣。要买衣服，更要珍惜兜里薄薄的纸币。楼上楼下跑了几趟，终于下定决心，要买那件灰蓝色人造棉的薄袄。再不买，陪着我掌眼砍价的女孩子们，定会耍起小脾气来。
问多少钱，老板娘说：“六十六，给你们打七折。”我说：“太贵了。”女孩当中一个叫“霞”的说：“见面砍一半，给你三十。”老板娘说：“没有这么砍价的，还不赔死我。”一摇脑袋，耳朵上的金坠子胡乱摆。我打算添上七块八块的，霞却扯起我的衣袖便走。走了十几步，老板娘呼喊道：“回来吧，回来吧，就三十啦。”摇脑瓜嘬牙花，好似真的赔了。
那件棉袄，大概陪伴了我十年。一开始，走亲访友，回家过年才舍得穿。后来洗得陈旧，冬天不干活时就每日穿着。再后来磨破了袖口和领口，干活时也就不再脱下来了。一次帮人家伐树装木头，被树杈子刮了条大口子，白花花地裸出里面的棉子来。我让妻子缝一缝，妻子说：“缝上多难看，又不是出门要饭。”便让我脱下来，当了破烂。可我心里仍有些舍不得，总觉得缝补缝补还可以凑合穿。
我在天津，还买过一件秋衣。花了五六块钱，很鲜的橙色，料子是一种化纤。容易洗涤，也合身可意。春秋冬三季，经常穿在里面。在娱乐室打乒乓球，在厂区里滑旱冰鞋，玩得微微冒汗，便将外面的毛衣脱下来，只穿着那件橙色薄衫。青春华年，若肆意燃烧的火焰。只是修理梳毛机时，弄破了一个小洞，恰在胸脯的下缘，很是显眼。有同事说：“扔了吧，肉都出来了。”我却舍不得，说：“刚买了两年，还挺新的。”反正套在里面，大多数时候谁也看不见，这一穿又是五六年。
那年代，老百姓都节俭，不仅仅是钱的事，更是一种传统，更是一种观念。五块六块的，谁也拿得出，谁也买得起。可钱要尽其值，物要尽其用。因为有钱就不断地买新衣，就不断地丢弃，总觉可惜，总觉不可取。过日子是如此，干事业是如此，建国家亦是如此。这几十年，我们一直拼命往上爬，去摘取高枝上的苹果和鲜花；却忘记了自己原有的土地和庄稼。在得到美味和繁花的同时，许多朴实无华，却足以滋身养家的东西，却被踩成烂泥，却被丢弃如垃圾。
我一介草民，连自己的家风都改变不了，更甭提改变社会的风气。我能做的就是把身上的衣服尽量穿旧，尽量穿得长久。
我想，我们应该建一座博物馆，把一代一代人穿的旧衣，都挂在那里展览。祖辈们穿过的，补丁摞补丁的旧衣；父辈们穿过的，袖子、领子磨破的旧衣。那些只穿过一两次，便被丢弃的新鲜的旧衣，也要挂在博物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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