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进退的司马迁

何足道哉

　　不知进退的司马迁
　　
　　1、
　　
　　司马迁的确是一个不知进退的人。
　　
　　李陵率军出击匈奴，兵败而被俘，消息传至长安，龙颜震怒，满朝文武察言观色，纷纷附和汉武帝的看法，指责李陵兵败被俘，辱没了堂堂大汉之威严，其罪不容恕。
　　
　　哪怕几天前还在汉武帝面前称赞李陵之英武，其祖上之盛德，汉武帝用人之得当。一转身，纷纷变了脸色，之前所有阿谀逢迎，全都统统当做放了一个个闷声不响的臭屁，臭了皇上，臭了自己个儿，也臭了满朝文武。臭与不臭，关乎面子，关乎尊严，但说错了话，却是关乎身家性命。面子、尊严与身家性命比起来，却是一文不值的。那些平日里道貌岸然的文武百官，哪一个不是察言观色之高手，揣摩圣上心思之精妙，几近炉火纯青。所以，尊严可以碎了一地，一条贱命，是万万不可伤之毫厘。所谓伴君如伴虎，没有察言观色之本领，岂不是羊入虎口，早晚一死吗？在关乎性命与尊严的时候，尊严就一文不值了。
　　
　　满朝文武的生存技能，简而言之，其实就是揣摩圣意，保全性命。
　　
　　这是在朝廷为官的免死之金牌。文也好，武也好，相也好，卿也罢，彼此心知肚明，平日里有再大的嫌隙，在这一点上倒是相当默契。五十步不去笑百步，百步者，也没有什么可难为情者，在任何功名利禄面前，生存之道是根本。所以，察言观色，揣摩圣意，并非是什么小人之行径，是知进退的智慧。
　　
　　满朝文武都心知肚明的道理，司马迁却不明就里。
　　
　　当汉武帝拿李陵事件征询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时，司马迁非常不合时宜地尽力为李陵辩护。龙颜震怒在前，你极力为其辩护在后，岂不是作死的节奏吗？满朝文武大臣，有的为司马迁捏了一把汗，有的却在旁边看热闹，只有司马迁浑然不知，在汉武帝面前侃侃而谈。
　　
　　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不知进退，若是平时小事，无非得罪几个心怀狭窄之人，将自己陷入尴尬之境地罢了，无关生死。生死关头还不知进退，岂能善终？司马迁不晓利害，不去随声附和落井下石，反倒仗义执言，因言获罪，究其原因，倒也怨不得别人。
　　
　　2、
　　
　　李陵出身名门，颇具乃祖之风，应该是深得汉武帝之信任。此次出兵失败，其罪应不致死。这个，想来满朝文武，连同司马迁都是明白的。但令汉武帝震怒的不是兵败，是李陵不能战死而被俘。天朝之国被匈奴击败，已是耻辱，朝廷名将被俘，在汉武帝看来，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在皇上的眼里，除了江山社稷身家性命，有什么不能牺牲呢？触犯龙颜，哪怕你名门之后，哪怕你贵为公卿。李凌可以牺牲，司马迁又如何不能牺牲？
　　
　　因为司马迁的不知进退，或者因为骨子里的那点倔强与耿直，在最不该说话的时候说了最不该说的话，把自己从太史令一下子扔进了死牢里面，猝不及防或许又后悔莫及。
　　
　　这世间又许多事情就是这样，当你春风得意的时候，那马的蹄儿也是轻捷而迅疾的。当你陷入人生低谷的时候，哪来的柳暗花明又一村呢？身陷死牢，却恰恰落入了臭名昭著的酷吏杜周手中。司马迁的人生，断崖似的跌落。所谓酷吏，乃手段残忍，泠酷无情，应该还具备青红不分，皂白不辩之特点，只要落入他的手里，无论你是因何获罪，统统都是他的猎物。猎物一旦落入狼口，岂有幸免之理。
　　
　　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上了各种手段，各式各样的刑法，从身体到精神无情进行摧残。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在酷吏面前，在各种折磨之下，司马迁不知进退的个性，展现无遗。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即便是身陷死牢，不去反思自己获罪之原因，还是念念不忘身为臣子之职责，念念不忘自己之忠诚与真诚。如此的顽冥不化，如此的不知进退，在朝廷之上，他不死，谁去死呢？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我想，那个时候，司马迁是抱定了必死之决心的。既然已经惹下杀身之祸，乞求与悔恨已经于事无补，倒不如磊磊落落慷慨赴死。人到了生死攸关之时，骨子里的东西是藏不住的。
　　
　　倔强与耿直，让司马迁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
　　
　　3、
　　
　　对于生死，孟子在《孟子•告子上》里曾这样论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司马迁自己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生死面前，如何取舍，司马迁动摇了。在他的心中，还有许多未了的心愿。孟子说，生与义二者不可兼得的时候，“舍身而取义者也。”或许，此时的司马迁真正领会了孟子所谓的“身”是什么，“义”是什么。身，就待死之身，义，就是未竟之事业——《史记》。所以，他才在那篇《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当一个人抱定了必死之决心的时候，死，是最简单的事情了。可让一个倔强而耿直的人忍辱偷生，则是一件及其残忍的事情了。可是，在生死抉择的时候，司马迁却选择了活下来。只有洞彻了司马迁关于生死的抉择，或许，这个时候，我们才会知道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关于一死之轻重的全部含义。一个人，哪怕贵为帝王，一死，也是化为尘埃，百年之后，只不过是凄凄荒草之一棵，何况司马迁乎？一条待死之身，与一部史书相比，孰轻孰重？司马迁做出了选择，即便是死，也要重于泰山。
　　
　　此时，我们才真正认识了那个不知进退的司马迁。
　　
　　在关于李陵的问题上，人们都选择了退，他却选择了进；在关于生死的问题上，牙一咬，脖子一伸，一了百了，他却退了回去，选择了忍辱偷生。
　　
　　史料记载：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肠一日而九回”之后，他毅然选择活下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死去，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
　　
　　我们现在无论如何也难以猜度当时司马迁的心情，几千年过去了，读他的《报任安书》中有关叙述，仍然让我们泪如雨下。他在《报任安书》写道：“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他心中念念不忘的，是他的《史记》。
　　
　　在光明磊落地死去，还是苟且偷生的抉择中，他选择了隐忍苟活，因为他的《史记》尚在腹中。
　　
　　倘若他在生与死的抉择中，在“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的悲愤中，选择了引颈就戮。他的死，就无足轻重了。
　　
　　因为他隐忍苟活，我们才有了一部光照千秋的《史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是一个最懂得进退的人。
　　
　　2019-1-11
　　
　　

何足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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