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知”是怎样倒掉的
何谓“公知”？既公共知识分子。
在百度百科、360百科中，“公知”是这样被形容的：精确定义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人。而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中，“公知”一词更是对那些貌似公正博学，实则摇摆不定，自视甚高，以天下评判为已任，视政府和百姓问题多多，自认担纲启蒙责任，诲人不倦的一群文化人。尤其在网络和微博中，第三方提到“公知”多含有讥讽的意思。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公知”已然失去了伟大的含义。这就是我论它倒掉的原因。
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界定，到现在还没个定论。1987年,美国哲学家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最早提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立足专业,放眼天下,用自己的言行和创作参与社会运转,并呼吁富有社会责任感,勇于充当引路人。根据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理论提出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主张,就是要把知识分子视为超阶级的,是公共事务的介入者和公共利益的“守望人”。报人吉方平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但在实质上,“公共知识分子”是“独立”的意见领袖,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其实质是离间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和人民大众的关系。
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出现，大约是在2005年之后。以南方报系为主的媒体几乎每年都会评选年度公共知识分子。起初，这个名单里的人物包括左派右派。到后来，这个名单变成了右派主导。在2005年媒体发布的中国百位公共知识分子名单中，崔之元、汪晖、温铁军、郎咸平、旷新年等人入列，左派的人数占到了10%左右。这个名单也被网友称作政右经左版，也就是政治学界右派和经济学界左派都有的意思。到2010年，南方人物周刊发布了《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名单：左派只有温铁军、郎咸平两人入列。其余清一色右派。随着时间的继续演化，“公知”基本变成了右派的专属名词。
2011年，微博这一新兴网络工具运营发端，一年之内发展迅猛。人们的观点借助微博能够迅速传播，且容易构成公众事件。“公知”借助微博平台，迅速占领网络舆论阵地，在很多事件中，发挥了超越传统媒体的能量。但随着时间的推进，随着各类事件发生后“公知”发布的观点，让网民逐渐看透了“公知”。现在，“公知”变成了讥讽的代名词。
“公知”本是担当道义关怀民瘼促进政府行使公意的理想者的名称，为何蜕化了呢？
中国“公知”的变质主要取决于“公知”的言论，因为中国“公知”在过去两年中讨论问题时，反复出现了自相矛盾、前言不搭后语、逻辑断裂、双重标准等问题。比如在谈到私有制问题时，中国右派是坚决支持私有制的，右派坚决反对马克思建立公有制消灭私有制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的观点，所以右派天然地支持人类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实践之前的运行轨迹。中国右派支持私有制，进而支持改革开放。中国“公知”多为右派，所以中国“公知”的阵营由右派划定，观点也代表右派言论。三一重工本来是民营企业，也就是私企，按照右派的逻辑，右派是支持三一的。但是，当三一重工在美国投资时受到了不公正的限制。右派突然不支持三一，变得支持美国了。这让三一的老总非常痛苦。包括华为、中兴等民企都在美国受到投资限制，中国“公知”要么禁声要么支持美国。再比如，在瓮安、什邡、启东等事件出现破坏行为的时候，“公知”欢呼人民“觉醒”了，而面对举国上下如火如荼的反日爱国运动出现了一些极个别破坏行为时，公知又在口诛笔伐！有网友总结说：“就如同美国的双重标准：打你时是自由战士，打我时是恐怖分子，我们国内的公知也继承和发扬光大了这一双重标准：砸政府是争取自由民主，砸到我头上就是“文革余孽”、“义和团”。”
中国“公知”的可怕不在争论主义，而在沦为了美国的走卒。这也是中国“公知”极端无耻的标志。这种无耻与国际国内政治斗争形势休戚相关。苏联垮台后的世界，美国独大，由共济会主导的美国等西方势力将人类划分为优劣不等的级别，他们的雄心是保留优等民族，用生物战争掠杀发展中国家的人类。这个行动已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疫苗、转基因作物和人工病毒是三大武器。中国“公知”支持美国的一切并不是为了自己在中国实现建设中国的使命，而在于受雇于人做美国世界战略的帮凶。同样的选举，在美国叫民主，在俄罗斯叫独裁。中国“公知”拥抱美国，批判中国的根本原因不在政治制度，而在于受雇于人的天然使命。假使中国彻底变成了资本主义，中国公知依然要拥护美国，因为他们的根性就是受雇于人、热爱私利。直到他们主导了中国政治经济极其一切，他们照旧不会独立起来，他们只会做投降的奴才。所谓民主的日本、韩国、台湾都是谁都能骂，美国不能骂。这些国家的政府稍有反美就会立马垮台，日本的鸠山政权就是最近的一次证明。中国“公知”无视已有经验。就算他们真的做了主，变成了统治阶级，他们必然要招来新的反对派，那时候，他们的民主依然是杀人。
中国“公知”言行不一、人格分裂。民主的要义就是尊重所有人的自由，民主自由没有绝对的，都是相对的。中国“公知”将自己打扮成被禁闭者、被禁言者，佯装弱势。其实质是，中国“公知”大多都是公务体系、体制内部中人，是享受体制特权、便利之人。但他们还不够满足，一边吃着体制骂体制。活脱脱一副精神分裂相。比如，贺卫方，是党员，但他的思想是不承认中国现行法律体系，身为党员反党是中国的一大特色，这种人多是自命公知或是站到公知一边的人。如果党员敢于退党且反党，可以称作英雄，而居于党内反党、居于体制内反体制的算不了英雄。而在反的基础上甚至产生推倒想法的更是狗熊都不如。再比如重庆打黑，重庆打黑必然是按照中国现行法律体系操作的，不用细究，我们就能断定，重庆打黑肯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美国号称民主国家、法制健全国家，也存在违反法律的行为。而污蔑重庆打黑的人正好是中国不认同现行宪法、不认同中共合法执政地位、不认同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之人，这类人正就是中国“公知”。由此可以知晓中国“公知”为何要将重庆打黑描述为黑打。最最反映中国“公知”人格低劣的地方是，右派“公知”经常在自己的新书发布会上抨击政府限制言论自由，会在左派网站全部被封杀的情况下还咒骂左派是专制主义者，会在普世价值的旗帜底下大谈一旦民主时代来临必须杀光左派。就像美国和韩国自以为是民主国家，但都不允许共产党存在。韩国在天天批判朝鲜处理脱朝人士时的专制蛮狠，但自己对所有亲朝人士或是亲社会主义人士也是格杀勿论。
中国“公知”的过激、过火行为将很多知识分子和民众推向了反面。“公知”概念进入国人视野后，南方报系成了中国“公知”大本营，南方系基本充当着“公知”的喉舌。我们知道，南方报系的南方周末在上世纪90年代是一份影响超凡的报纸，素以新锐立言说事。但在沦为“公知”喉舌之后，这份报纸变了，变得唯美是从。司马南、方舟子曾是南方周末的忠实朋友，这两个打假人士曾是南方周末连篇累牍推崇的英雄，但后来两人都成了南方周末批判的对象。除了这样的朋友在南方系蜕化为“普世价值”观念喉舌后变成了其敌人外，很多普通的中庸人士也被南方系推向了反面，比如吴法天，他只是一位律师，和南方系过了几招后，变成了左翼；比如药家鑫案原告代理人张显,在这个案件被南方系报道后，张显如今也变成了左翼。在微博中，很多人说：之前我中立，现在我坚决反对南方系。在很多事件中，南方系秉持着“普世价值”的标准评判是非，总能因为“普世价值”的天然缺陷暴露而让人丧失信心。因为今天一切资本主义的制度、法律，都没能规避马克思曾经的批判，它依然如故地让自己剥夺压迫劳苦大众的血腥存在着。任凭一切衣冠楚楚的绅士讲述资本主义的华丽，劳苦大众只要切身利益和现实得不到维护，就会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受害者。这一切源自私有制、源自精英统治人类的弊端。南方报系团结的中国“公知”所信仰的东西是难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2012年岁尾，当中国“公知”已变为负面词汇的时候，由中国“公知”和境外同道者一起炮制了中国人渣名单，将所有左派人士全部列入了人渣之列。这种涉及严重人身攻击的东西如果出在个人之口，完全可以理解，但出自右派阵营的媒体就让人大跌眼镜。右派媒体推导着“公知”的神圣，不料“公知”在中国倒掉了，今天右派又推导“人渣”的低劣，不料很多人抢着当“人渣”以与右派为敌而乐。
从世界范围内看，右的观点基本支持资本或者精英，左的观点基本支持劳工或者底层。在人类社会已经走过的脉络中，一直是精英统治底层，资本欺压劳工。即便统治演化为暴政、欺压变得灭绝人性时，革命的逻辑依然在于打倒旧治权，建立新统治，精英和资本的强势一直存在，只是革命者换成统治者而已。我无意划分左右论事说理，但中国右派乐于将自己的反对者称作左棍，左右便划分了。既然划分了就没必要回避。
中国公知之所以倒掉，是因为中国公知沦为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甚至反华反传统的工具。他们的理想在于迷信美式民主，认为只有美式民主能够解救世界；他们的行为在于独断专行，他们从来听不得反对甚至中肯的意见建议；他们的结局必然是越来越远离中国人民大众，因为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越来越远离人民大众。人民大众往往是居于中间位置的，任何极左极右的观点都是不得人心的。
在多党执政的西方国家，公共知识分子担当道义、心怀公意的存在是一种必要。但从来没有公共知识分子取代政党、主谋国计民生的实例出现。即便多么自由烂漫地存在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始终是游离于西方政治的边缘地带。西方政治少部分财阀垄断一切资源包括政治统治权的地位从来没有被所谓的公共只是分子所撼动。公共知识分子在西方的存在只是制度存在之外对公意构架的一种有益补充，而不是越俎代庖的主导或者主流。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带着怨气活着的，他们最大的恨意就是认为中国没有自由，没有民主。他们将中国的一切问题归结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他们言及中国事，必然落脚点就是体制有问题，他们开出的药方是改，如何改，改成美国。他们从来不研究中国的实际社会基础，不研究中国的文化传统、不研究中国的国情根本。他们将本该关注民生的力气全部花在了扳倒政治治权上，无异于堂吉诃德。中国的治权有问题，但不是彻底否定它，善意的提示应该是温和的改良或变革，而不是血腥的暴力毁灭。
以我的愚见，在中国内部划定“公知”圈子的人是别有用心的人，他们是美国推行普世价值的中国代办，他们借助媒体操弄舆论，将一切观点接近的知识分子纳入阵营，藉此扩大影响，“启蒙”大众。陈丹青是南方系报纸划定的“公知”代表，但陈本人对此不以为然。陈在一次访谈中否认自己是“公知”：我从不自称艺术家，更不是知识分子，用不着“平衡”。中国连真的公共空间还没出现，哪里来“公共知识分子”？这个例子足以证明划定“公知”圈子的确是有图谋的。这种图谋在南方系自述中，叫推动中国民主。真正推动民主是极好的事情，但中国“公知”在民族利益、国家利益面前依然唯美是从的论调暴露了自己的弱点。
有人类的地方就有斗争、就有观点的不同。在今天的中国，不论左右，都要以民族利益为出发点。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说：“对外，站在祖国一边；对内，站在人民一边；强势与弱势，站在弱势一边；正义与非正义，站在正义一边；形式与内容，站在内容一边；局部与全局，站在全局一边；眼前与长远，站在长远一边。当然，世上并不存在绝对的标准，有些事情是复杂的，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地加以对待。”其实，很多人看待问题，都是以这个标准行事的，正因国人有这样的标准，才有了中国“公知”的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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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海凹 于 2013-1-14 12:02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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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4 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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