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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读聊斋之命运无常 郭沫若为蒲松龄故居题联，赞其“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不过蒲氏本人倒未必肯接受这一称赞，因其自称《聊斋志异》为“孤愤之书”，其主要想表达的似乎并不仅仅是“刺贪刺虐”，更是自己的一腔“孤愤”之情。固然，《聊斋》中的许多篇章都对当时贪腐暴虐的社会有足够的反应和批判；而同时，其对个人命运无常的感慨更是深入字里行间，读罢叫人唏嘘不已。 《促织》是《聊斋》里的名篇，因其故事曲折，形象生动，寓意深刻，而被多次被选入各版本教材，更是几乎所有《聊斋》选本的必选篇目。但就笔者看来，编者们之所以青睐本篇，更多的是看中了其对“偶用一物”的“天子”的微词。因为在那个时代，无论官场怎样黑暗，即使到处都是“官虎吏狼”，但“天子”始终都是“圣明”的。敢对皇帝老子说三道四，即使在这样一本“写鬼写狐”的作品里，也是极为罕见的。 不过笔者读来，更多感受到的是作者对命运无常的感叹，以及对被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上的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 由于涉及“天子”，所以故事背景自然不能安排在本朝，而是因“失德”而覆灭的明朝宣德年间。小说开头一反常态，没有采用“某地某生者”，直接叫主人公出场，而是先介绍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此物故非西产；有华阴令欲媚上官，以一头进，试使斗而才，因责常供。令以责之里正。市中游侠儿得佳者笼养之，昂其直，居为奇货。里胥猾黠，假此科敛丁口，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本来“宫中尚促织之戏”也没什么。但倒霉就倒霉在华阴县令想要溜须上级，进贡了一头厉害的。结果上司便“因责常供”，把偶尔当成了必然。这一下倒霉的就是当地的老百姓了。因为上贡蟋蟀从来就不仅仅是蟋蟀的事儿，就如某个时代农业税从来就不是农业税的事儿一样，都是基层差役们借机横征暴敛的由头，所以，就是因为一只用小小的蟋蟀，“辄倾数家之产”。这一后果，实在是太可怕了。 而且类似的事情向来都是如此，同是一乡一村的老百姓，那些有根基有背景，甚至只是有脾气、有暴力者，都可能倒霉得不那么彻底；最倒霉的往往是那些最听话最本分的“顺民”。在华阴县，这件倒霉的差事就落在了“操童子业，久不售，为人迂讷”的成名身上。正因为成名老实本分，“遂为猾胥报充里正役”；也正因为成名老实本分，所以对于这场横祸毫无办法，“百计营谋不能脱”。结果可以想象，“不终岁，薄产累尽。”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弄得倾家荡产了。最可悲的是，倾家荡产了他也逃脱不掉，“会征促织”时，老实本分的他，虽然充当了差役，可是既不敢搜刮老百姓，又没钱赔偿，所以直落到“忧闷欲死”的地步。至此，促织之祸才刚刚开始，只是使主人公成名“欲死”而已。 面对这一情况，成名的老婆还算清醒。她不像成名那样只会“忧闷”，反而积极思考对策：“死何裨益？不如自行搜觅，冀有万一之得。”虽说她好歹是想了个主意，可是在这种大形势下，她的对策也实在可怜，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万一”之上。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老婆的建议下，成名积极行动起来，“早出暮归，提竹筒丝笼，于败堵丛草处，探石发穴，靡计不施”，结果却只是“迄无济”，或者干脆捉不到，或者捉到了也“劣弱不中于款”。结果“宰严限追比，旬余，杖至百，两股间脓血流离，并虫亦不能行捉矣。”挨了县令一顿板子，行动困难，这下子，连“万一”的希望也没有了。至此，他只能“转侧床头，惟思自尽”，是真的准备一死了之了。 这时，积极思考对策并付诸行动的还是他老婆，而她的对策还是那么可怜：求神问卜。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在《聊斋志异》这样的神鬼小说里，这种对策产生效果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不过正因为是《聊斋志异》，其中仅仅一个偶尔来村中的“驼背巫”在接收了成妻的卜资后，装神弄鬼做了一套把戏后，居然真的有了神灵的指示：从帘子里抛出一张画，画中有寺庙，有小山，有怪石，有蛤蟆……对了，还有一只叫一家人心心相念的极品蟋蟀——青麻头。别说，这个大神还挺灵。 成名见了图，“反复自念”，最后得出结论：“得无教我猎虫所耶？”看图中情景，与村东大佛阁相似，于是“强起扶杖，执图诣寺”。结果所见景象“俨然类画”，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捉到一只“巨身修尾，青项金翅”“状极俊健”的宝贝蟋蟀。这简直是喜从天降，成名“举家庆贺，虽连城拱璧不啻也”。前一秒钟还“惟思自尽”，这一秒钟就如同中了大奖，成名一家人生的悲欢起伏就是如此。 而欢乐往往十分短暂，悲伤总是来得突然。就在成名夫妇把这只蟋蟀当宝贝伺候着，“蟹白栗黄，备极护爱”，准备“留待限期，以塞官责”时，他九岁的儿子“窥父不在，窃发盆”，结果放走了蟋蟀，他一把捉住，直接把蟋蟀弄得“股落腹裂，斯须就毙”。儿子哭着告诉母亲，母亲则“面色灰死”，告诉儿子：“业根，死期至矣！而翁归，自与汝复算耳！”儿子大哭而去。 成名回来，“闻妻言，如被冰雪”，希望再次断绝，自然要找儿子算账。可是儿子却早已吓得跳井身亡了。为了一只小小的蟋蟀，成名虽然没有自杀，可是却害了儿子的性命。此时手夫妇二人，先是“化怒为悲，抢呼欲绝”，之后“相对默然，不复聊赖”，至此，一家人生机彻底断绝。可以想象，接下来他们的命运根本无从选择，不是被上官打死，就是自杀了事，总之，没有任何活路。 不过正因为是在《聊斋》里，所以一切都有可能。就在天色将晚，夫妻二人将“取儿藁葬”时，却发现儿子并没有死，而是“气息惙然”。夫妻二人“喜置榻上，半夜复苏”。只是儿子虽然没死，却“神气痴木，奄奄思睡”，和死了也没差多少。 不管怎么说，儿子总算还有一口气。可是蟋蟀的问题仍没有解决，他们一家仍然没有活路。所以成名“顾蟋蟀笼虚，则气断声吞，亦不复以儿为念，自昏达曙，目不交睫。东曦既驾，僵卧长愁。”一夜都睡不着觉，这次不只是他，连他妻子也想出任何办法来了。 就在这时，他“忽闻门外虫鸣，惊起觇视”，发现“虫宛然尚在”。他高高兴兴追去，却发现这只“短小，黑赤色，顿非前物”。而且神奇的是，这只蟋蟀虽然长得小，却“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长胫，意似良”，它甚至还“跃落襟袖间”，简直就是主动送上门来的。这一来到，他又转悲为喜。 不过，成名的喜仍然没有保持多久，因为这只蟋蟀实在太小，他十分担心，“惴惴恐不当意”，所以总要找个对手试试才行。这一试，他的喜又回来了。因为就在那位村中“少年好事者”养的“日与子弟角，无不胜”的名虫“蟹壳青”面前，这只小虫在两撩“不动”后，居然“暴怒，直奔，遂相腾击，振奋作声”，然后突然“跃起，张尾伸须，直龁敌领”，以干净利落的手法获得了胜利。不仅获得胜利，还会“翘然矜鸣，似报主知”。这下，又轮到成名“大喜”了。 只是这次“大喜”仍没持续多久，又因一只公鸡的突然出现而吓得他“骇立愕呼”，在蟋蟀被鸡抓在爪下时更是“顿足失色”。而且他这次的惊吓仍然没有持续多久，又因蟋蟀吓住鸡冠打败公鸡而“益惊喜”。一日之间，悲喜交加，人生况味，无过于此了。 接下来的故事就变得十分简单，县官把蟋蟀进献给抚军，抚军再进献给皇帝，皇帝则“举天下所贡蝴蝶、螳螂、油利挞、青丝额一切异状遍试之，莫出其右者”。而且这只蟋蟀不仅善斗，更加懂得音律，“每闻琴瑟之声，则应节而舞”。于是皇帝赏赐抚军，抚军赏赐县令，县令一高兴，就免了成名的差役，又嘱咐学使，帮助屡试不中的成名考中了秀才……此时成名的人生如同开了外挂，一路顺风，结果“不数年，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蹄躈各千计；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从一个连秀才都考不上处处被人欺负的穷酸书生，一下子变成了超级富豪，造化弄人，就是如此不可思议。 故事的最后揭露了真相：那只改变成名一家命运的小小的蟋蟀，其实是成名儿子的灵魂所化——他在一年多后苏醒过来，亲自证明了这一点。当然，正因为是在《聊斋》中，才会有这种神奇的事情发生。那么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呢？如果没有神卜指示，他连一只普通的高等蟋蟀都不可能捉到（小说开头交代得很清楚“此物故非西产”），更不用说后面的儿子跳井，灵魂化为蟋蟀了。所以，等待他们一家的就只有死路一条。 是生，是死，成名全家的命运，看起来都悬在一只小小的蟋蟀上。而一只小小的蟋蟀，就能叫成名全家命运起起伏伏，演绎出一场场悲欢离合。一个人，在命运的巨手面前，显得是那样微不足道。对此，蒲松龄感叹道：“成氏子以蠹贫，以促织富，裘马扬扬。当其为里正，受扑责时，岂意其至此哉！” 蒲氏似乎无法解释其中的原因，只能在文末的“异史氏曰”中弄出一句“天将以酬长厚者”，以因果论做以简单的推断。其实这样的结论他自己都未必真信的，因为成名固然算得上是一位“长厚者”，那么把成名逼得几次要寻死的“并受促织恩荫”的“抚臣、令尹之流”，也算是“长厚者”者吗？所以在《聊斋自志》中，他又对这一因果论提出质疑：“盖有漏根因，未结人天之果；而随风荡堕，竟成藩溷之花。”其实说来说去，他未必真的相信什么因果律或是偶然律，因为就如成名之前的“惟思自尽”，以及以后的“裘马过世家”，都不是他自己能够主宰的，冥冥中有一只大手在操纵着他，他们全家，乃至他们“这些人”的命运。而什么因果律，什么偶然律，都是扯淡，如果不是在充满了神迹的《聊斋志异》中，成名者们的命运就是只有一种，在那个鲁迅笔下“吃人”的世界上被活活吃掉，区别只是鲸吞和蚕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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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0-23 11:56
收藏
发表于 2019-10-23 12:48
拜读了，细腻，犀利，喜欢，点赞，问好，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