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史志奇〉》之“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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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廿六年三月一日”，周作人作《谈食人》一文，谈“既不大高明，板也刻得很坏”的《谈史志奇》等书里关于“食人”的事。刊载于1937年4月1日《宇宙风》第38期，署名知堂。收入自编文集《秉烛谈》时，改名《〈谈史志奇〉》。


    文章从《谈史志奇》“卷四纪唐朝中事有‘朱粲好食人肉’一则”谈起，先查“朱粲好食人肉”一事于刘昫等著的《旧唐书》卷五十六《朱粲传》，再延伸至谢在杭《文海披沙》、徐君义《玉芝堂谈荟》、庄季裕《鸡肋编》等书，罗列“食人肉”事颇多。认为，古时中国之“食人肉”，“凡有两类，其一荒乱时军士以人为粮，如朱粲即其一例，其二乃人民自相买食。”


    在谈到朱粲“食”颜推之次子颜愍楚一家时，周作人感叹：


    在中国虽然太阳之下并无新事，不能算是什么意外，不过在我听了联想到《颜氏家训》，不禁感觉奇特有意思。颜之推在北齐很久，高洋们不是好相处的朋友（古人有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也），却幸无事，而其子孙乃为本族人所果腹，岂非天下一件很好玩之事乎。


    或许，在周作人心中，还没有中华民族的概念（即使有，也与今天所指不太一样），他的民族观甚至可能还是汉族中心主义。同我族类，血脉相通，本应相亲相爱，相恤相存；结果却大异其趣，同室操戈，同族相食。所以，周作人觉得颜之推在鲜卑族人高洋手下平安无事，而汉族人朱粲却吃了颜愍楚一家，是“天下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在引《鸡肋编》所叙宋室南渡之初，将被食者“老瘦男子谓之饶把火，妇女少艾者名之为美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后，周作人说：


    这些别名实在是定得很妙，但是人心真是死绝了。


    就事论事，“这些别名”的确“很妙”，特别是“两脚羊”：反正是被食之人，与天生就是被食的羊也没多大区别，唯一不同的是羊有四脚，而被食之人只两脚。而且，将被食之人称为“两脚羊”，似乎就不再只是粗糙的“食”，或许还隐藏着“品”的意思：人肉与羊肉吃起来口感相近，味道相似。当然，“很妙”与前面的“好玩”，都是反语：妙个狗屁，好玩个蛋。仔细瞧，认真品，“好玩”、“很妙”的背后是无奈与无情，是血腥与残暴，一如鲁迅在《狂人日记》里所说：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也一如鲁迅在《夜颂》里所说：


    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


    周氏兄弟二人，都说到“食人”、“吃人”。只不过，周作人笔下的“食人”是直言，是真的以“人”为“食”；而鲁迅笔下的“吃人”、“人肉酱缸”是隐语，是指传统封建制度、礼教文化仿佛张着的血盆大口，一直在吞噬人生，毁灭人性。其实，鲁迅也曾说到真的吃人。在《“抄靶子”》一文里就说：


    黄巢造反，以人为粮，但若说他吃人，是不对的，他所吃的物事，叫作“两脚羊”。


    虽然“两脚羊”一词最早出现在南宋庄季裕的《鸡肋编》里，讲的也是南宋初年的事，但鲁迅将其提前到了唐末，可视为以“后”证“前”，若不斤斤搜求，津津考证，并不影响文意。


    刚说完“好玩”，周作人一刻也不停歇，用一个“但”字，将自己的真实态度清楚明晰地表达出来：“人心真是死绝了”。人心死了，人即死了；人死了，就只是尸体，就不能再谓之人了。人心，也就是人性。人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没有人性，人与动物还有什么区别？不但是死了，而且是“死绝了”，一点人性也没有，彻彻底底地沦为非人了。这是周作人的风格，看似平淡的背后，隐藏着深切的情绪，需要慢慢体会、细细咀嚼，才能读出所以。


    谈了国内，再说国外。“威斯透玛克大著《道德观念之起源与发达》下册第四十六章‘食人’中所说，吃人肉有几种不同的原因，如一是肉食缺乏，二是贪嘴，三是报复等。”


    周作人引用了一段威斯透玛克谈“食人”的原文：


    人肉并不单是在非常时救急的食物，实在还多是当作美味看的。菲支岛人说到好吃的东西，最好的赞辞是说它鲜嫩像死人似的。在南海的别岛上，人肉都说是美味食品，比猪肉要好。澳洲的苦耳耶人说其味胜于牛肉。在澳洲有些部落里，胖小孩是被认为一口好吃食，假如母亲不在旁，几个刚愎的男子手中的木棍就会把他一下子结果了的。


    “结果了”，干什么？自然是当“好吃食”吃了！虽然中外都一样，都曾“食人”，但外国人在这方面似乎更胜国人一筹：一是“食人”的理由多于国人，国人“凡有两类”，而外国人则有三方面的原因；二是国人“食人”多是战乱、饥荒时缺粮的无奈，而外国人除此之外，还把人肉“当作美味”。在文明之前、文明缺失或人性消隐、道德沦丧时，中外、东西方都是野蛮的、都曾野蛮过，外国的月亮不一定就比中国的更圆更亮，反而可能缺得更凶，更晦暗无端。


    文章结尾，周作人再次回到国内，说：


    听说罗思举在他自著的年谱里讲到军中乏食，曾经煮贼为粮，这是清末的事，以后大约没有了罢？


    罗思举“自著的年谱”以《罗壮勇公年谱》行世，被胡适誉为“中国近一二百年来最有趣味的传记”。关于“煮贼为粮”一事，年谱里的原文为：嘉庆六年，“贼败入楚，向二竹一带老林奔窜，官兵屯扎茅平，缺粮，实属无法。余上前回明，令所获三千五百多贼人剥杀煮食，七大人应允。每日将所获贼人立斩均剥肉煮食。至十日，竹溪粮米运到始接兵食。”将“贼人剥杀煮食”是因为“缺粮，实属无法”；如果不缺粮，有办法，自然不会将“贼人剥杀煮食”了。罗思举所言，真实阐述事实的同时，多少有为自己辩护的意思。


    周作人将罗思举“煮贼为粮”归为“清末的事”不准确：罗思举生于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死于道光二十年（1840），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煮贼为粮”是嘉庆六年的事，不是清末，应属清中。


    在我这里，周作人的《〈谈史志奇〉》有两“奇”。


    一是文名变化，“奇”。初次发表为，文名《谈食人》，主旨直接，清楚，明白。或许是觉得《谈食人》太直白，不符合自己为文的特色；或许是觉得《谈食人》太血腥残忍，需要更隐晦一点，收入自编文集《秉烛谈》时，改名为《〈谈史志奇〉》。虽然加了书名号，表面上看是介绍《谈史志奇》这本书，但书名里的一个“奇”字，也很能说明问题。如果不看书名号，所谓“谈史志奇”，即通过谈论正史、野史中的奇异、奇特、奇怪、奇葩之事，永以志之。这，不也正是周作人的写作这篇文章的意蕴所在吗？


    二是提及罗思举，“奇”。罗思举是清代中期四川达州宣汉（旧称东乡）老君百花坪人，少时放浪为盗，后加入乡勇镇压白莲教，因军功由普通一勇而官至提督，死后追赐太子太保，谥壮勇，是宣汉历史上最为知名的人物之一。周作人在《〈谈史志奇〉》一文里提及罗思举，虽然充任的是“煮贼为粮”的“反面教员”，但对于我这个宣汉人来说，也算是书里遇故知了！

刘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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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彦林

《〈谈史志奇〉之“奇”》是关于周作人作品的又一篇研究性文章，着重探究其“奇”在哪里，既有分析，又有实例；在结尾概括出“奇”表现在两方面：文名变化、提及罗思举。拜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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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彦林 发表于 2024-7-24 08:59
《〈谈史志奇〉之“奇”》是关于周作人作品的又一篇研究性文章，着重探究其“奇”在哪里，既有分析，又有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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