佯狂者的悲哀

楚牧歌

　　再谈酒，我仍旧做不到疏狂豪迈。醉过方知酒浓，就像人生，品过才知味重。如果说刘伶是酒中的狂者，阮籍则是酒中的隐士。阮籍虽也有很多嗜酒狂诞的行为，但他的狂大多是出于无奈，是不得已而为之，不妨称之为佯狂。

　　阮籍自幼聪明，少负大志。他曾以狂侠自任，度过一段任侠浪游的生活。他也曾认真地研读过儒家的典籍，以求取功名。在阮籍所处的时代，虽然儒学式微，礼教衰落，老庄之学盛行，但统治者崇奉的仍然是儒教，推行的依然是名教，要想有所作为，进入仕途，仍必须熟悉儒家经典。阮籍胸怀大志，以孔子的高足颜渊、闵子骞自比，可见他是自视很高的。

　　因为阮籍的名气大，在士林中享有盛誉，引起了上层统治者对他的重视，统治者为了招揽天下贤才为己所用，也为了博取礼贤下士的美名，就不断请阮籍出来做官。齐王曹芳正始八年，执掌朝政大权的曹爽召请阮籍为参军，阮籍不得已前去，很快又以病为由辞官归里。就在他辞官后的一年多，曹爽在与司马氏的争权斗争中失败，被司马氏所杀，跟随曹爽的许多人都惨遭杀戮，阮籍则因为及早退身而保全了自己，当时的人无不佩服阮籍的远见卓识。阮籍不愿出仕做官，显然是看到当时上层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他不愿意卷入上层统治者的权利之争中去以致会引来杀身之祸。在司马氏掌握了朝廷大权后，阮籍虽应召做了司马氏的官，并被封为关内侯，散骑常侍等，但那只不过是他和光同尘。虚与委蛇，全身避害的权宜之计。实际上，他从未认真地做过官，履行过自己的职责。

　　阮籍曾以任诞放达，蔑视礼法闻名于世。自汉代以来，统治者大力倡导孝道，企图以此维护封建纲常，巩固封建政权，他们还常常借维护纲常的名义诛杀异己，镇压士子们的反抗。如曹操杀孔融，用的就是不孝的罪名，司马氏杀吕安、嵇康也是使用同样的手段。如此一来，礼教变得越来越虚伪、残酷，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礼教的怀疑和批判。阮籍辛辣地嘲讽了世上那些道貌岸然的礼法君子。这些所谓的君子，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为了谋取高位，获取美名，营私利己，他们是不折不扣的伪君子。阮籍还进一步揭露了封建统治者设立礼法的阴险用心。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阮籍才对礼法之士投以轻蔑的眼光，并以自己放诞越礼的行为向礼法社会挑战。阮籍善于用青白眼对待世人，遇到礼法之士与庸俗之人，他就把眼珠翻上去，只露出眼白部分，以示轻蔑，这叫白眼。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就用平常的黑眼珠看人，以示好友，这叫青眼。比如阮籍的母亲死时，嵇喜前去吊丧，阮籍就以白眼相待，弄得嵇喜很不高兴，而嵇喜的弟弟嵇康提酒携琴来见阮籍，阮籍就用青眼相看，两人饮酒畅谈，十分投机。阮籍的行为皆出自内心的真诚，不杂任何矫饰的成分，阮籍正是以自己的真诚来反对礼教虚伪的。

　　在阮籍的人格中，不仅有狂傲任诞的一面，也有谨慎韬晦的一面。阮籍的谨慎在当时是出了名的，甚至被人当作至慎君子的典型。当时从上层统治者到一般官吏都主张为人要谨慎，以慎为先。就连晋文帝司马昭也认为阮籍是天下最谨慎的人，阮籍的至慎主要表现于他不评论政事，口不臧否人物。阮籍为什么这么谨慎？而司马昭又为何这么强调臣子的谨慎呢？这与阮籍所处的特定时代以及他的特殊身份有关。阮籍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政权迭变，上层统治者内部权力争斗剧烈，文人牵连被杀的屡见不鲜。阮籍是大名士，属于司马氏笼络的对象，对于司马氏的笼络，阮籍虽不情愿，又不敢拒绝，只得采取随顺敷衍的态度。阮籍曾做过司马师、司马昭的从事中郎，做过步兵校尉和东平相，他深知司马氏的狠辣，为了避免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他对政治特别谨慎小心，从不妄发一言，对当世的人物也不加以品评。不评论时政就不会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不会导致杀身之祸，不褒贬当世人物，就可以不得罪人，避免别人的中伤和构陷，保全身家性命。

　　在日常生活中阮籍尽可以放诞无礼，因为这属生活小节，不是原则性的重大问题，一接触到政治，阮籍就十分谨慎小心，尽量躲开。生活放诞而不失名士风度，又可以舒展一下受压抑的人性，政治上慎小谨微则可以远害全身。司马昭也乐得阮籍这么做，只要阮籍不非议自己的政权，又愿意与自己合作，出仕做官，为自己礼贤下士做个标本，他尽可以让阮籍去放诞，所以他对阮籍也特别优容，司马昭对阮籍的态度是他收买名士的怀柔高招。只要不参与政事，阮籍在官任上也尽可以放诞越礼。

　　阮籍喜欢喝酒，常喝得醉熏熏的。不要看他似乎整日醉昏昏的，其实他心里清醒得很，对他来说喝酒是一种享受，更是一种掩护，有了什么难办的棘手之事，他常借酒糊弄过去。阮籍纵酒使狂，借酒全身，也以酒浇愁，在他的酒中有放诞，也有至慎，狂与慎被阮籍溶入酒中，使他的酒带有一种苦涩的味道。

　　阮籍一方面狂放任诞，不拘礼法，另一方面又谨慎小心，不妄发言论，这就造成他人格上的矛盾，给他的内心带来无法排解的痛苦。他想以酒来麻醉自己的神经，减轻内心的痛苦，岂不知举杯浇愁愁更愁，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悲痛并不是几杯酒就能消除掉的。心中的痛苦难以消解，他只有借助文学创作抒发胸中的苦闷，文学创作在阮籍这里才真正成为苦闷的象征，其代表作品就是他的八十余篇《咏怀》诗。

　　在《咏怀》诗中，阮籍用隐晦曲折的手法，真实地再现了他内心的忧患与苦闷，尤其令人触目惊心的是阮籍对生命的悲叹。时光迅疾，人生短暂，生命无常，在阮籍的心中时刻存在生活的焦灼感，这种生命的焦灼不仅来自对人的自然命运的感叹，更主要是对来自社会的对生命摧残的忧惧。人生在世上，难逃名缰利索的栓束，尤其是阮籍这样的大名士，更倍感由名声带来的痛苦。世途险恶，人心叵测，使人生活在世上得不到爱的温暖，人相仇杀，令人心寒。在政治的罗网中，人生如履薄冰，生命朝不保夕，失去了安全感。总之，阮籍感到人生在世是痛苦不安的，生命不能由自己掌握，没有一点自由。忧患与苦闷像山一样沉重，像海一样深广，压抑在阮籍的心头，几乎使他难以承受。

　　在表达生命的忧患时，阮籍特别喜欢使用两种意象，一是夕阳意象，一是寒冷意象。夕阳给人以美人迟暮之感，隐寓生命枯萎之意，对夕阳的描绘，可以看作是阮籍对生命短促，人生飘忽的悲叹，也可以看作是他对黑暗沉闷，阴沉而无生气的时代特征的隐喻。这寒冷的意象使人感到秋气扑面，阴寒袭人，表现出人世风刀霜剑对诗人内心的摧伤，使他的心中失去温暖，充满寒意。夕阳和寒冷这两种意象是时代与人生在阮籍心理中的投影，是阮籍以他敏锐的神经对社会的感悟与认识。

　　与人生忧患、内心苦闷相伴而生的是阮籍心中那不可名状，难以消弥的孤独感。阮籍对社会政治心存是非而不敢陈说是非，对人物心怀褒贬而不能加以褒贬，世无知交，有苦难诉，口谈玄远又无人能够理解，孤独犹如魔鬼的阴影时时跟踪着他，使他痛苦无比。回想一下前面描述阮籍的狂诞行为，比照一下他在《咏怀》诗中的悲叹与哀伤。不难看出阮籍的狂具有佯狂的意味，在狂放的外表下深埋的是孤独和痛苦。人们在论及魏晋名士的风度时，常常偏重于欣赏他们的狂放和飘逸，而忽略了去体味他们的哀伤和痛苦。事实上魏晋名士们并非一味地放达，在他们的放达和任诞中常伴随着难言的痛苦，甚至是悲剧，阮籍和嵇康就是很好的例证。

　　对于阮籍来说，现实是痛苦的，人生是无奈的，现实无法逃避，人生也必须忍耐，无路可走也得往前走。人生没有自由更要追求自由，阮籍所追求的自由不在现实中，而在幻想的世界里。在《大人先生传》中，阮籍塑造了一位大人先生的形象，这位大人先生“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阮籍理想中的大人先生是从《庄子》中藐姑射山神人的形象变化而来的，是与大道冥一，与自然一体，至高至大，无欲无为，达到绝对自由境界的真人。对大人先生的塑造表现出阮籍对理想人格，对自由境界的追求。

　　大人先生是阮籍所神往的理想人格，大人先生所遨游的世界是阮籍心理上追求的自由境界。这种境界是自由精神的无何有之乡，对这类无何有之乡的追求正表现出阮籍对现实的厌恶，他幻想通过对自由精神的追求来摆脱现实带来的痛苦。然而，如同画饼不能充饥一样，幻想也无法代替现实，一旦从幻想的天空跌落到现实的土地，阮籍所棉队的依然是污浊的社会与痛苦的人生。悲凉、苦闷、孤独如同蚕食桑叶那样咬噬着他的心，他很快又陷入无路可走的境地。不由径路的任意独行，终至途穷痛哭而返，这看似狂诞的行为恰恰是阮籍人生的人生写照。无论是狂也好，慎也罢，人生在世，无所选择，竟至于无路可走，还有比这更令人痛苦的吗？这就是阮籍的真实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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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梅

又是一篇写阮籍佯狂的好文！
结合魏晋的历史背景，写出阮籍在现实与理想中的醒醉人生。

大树下的小河

好,优秀的东西~文思另人回味

山野闲人

好好学习，补充自己营养
问好

落梅

　再谈酒，我仍旧做不到疏狂豪迈。醉过方知酒浓，就像人生，品过才知味重。

好文笔，只是朋友许久不曾来了。

风清骨峻

步兵，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