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 曹 禺

武俊岭

伤 曹 禺

武俊岭

　　看到这个题目，也许有人会从内心里发问：曹禺是现代话剧之父，成就了得，为什么还要伤呢？

　　自然，我所伤的，不是1949年之前的曹禺，而是之后的。1949年，曹禺39岁。39岁之后，他在戏剧事业上几乎一事无成。这，怎么不让人们感到伤怀呢？

　　曹禺晚年，对自己后半生的碌碌无为很是伤感。他曾拿出黄永玉写给他的信念给客人听。内容是：“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你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

　　现在看，黄永玉所说“势位所误”，自有一定道理。但是，曹禺失去创作灵感的主要原因，应该是脑子被洗了。

　　曹禺的被洗脑，是有一个过程的。

　　1942年，曹禺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写作反映工人生活的《桥》。但是，此作虽然现实感十分强烈，艺术上却粗糙起来。

　　1943年，曹禺去大西北旅行一次，为《三人行》、《李白和杜甫》准备素材。但此行并没有让他激发起创作的灵感。因此，二剧便一直没有写出。

　　1945年，重庆谈判时，曹禺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说：“足下春秋鼎盛，好自为之。”这话，应该不是什么好话；估计在曹禺的内心深处留下了阴影。

　　抗战胜利后，曹禺到美国讲学时与林语堂发生争执：曹禺主张文学的社会意义，而林语堂则大谈文学的趣味主义。

　　从国统区到北京后，曹禺自我反省了：“把自己的作品在工农兵方向的X光线中照一照，挖去自己创作上的浓疮”。

　　这一反省，就坏了。反省得没有了一点灵感。至此，曹禺的脑子便让时代的力量洗得差不多了。虽然在其后的岁月里，1952年写《明朗的天》，1960年写《胆剑篇》，1961年按照周恩来之意写《王昭君》；但艺术水准都逊色于1949年之前所作。现在看，这些都是迎合时代之作，缺少作者自己发自内心的强烈情感；写不好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文革前后，曹禺都担任文艺界的领导职务。晚年，他陷于社会事务之中。虽然，他对戏剧创作还没有完全失去信心；并且试图重新获得创作灵感；但是，他找不回来了。

　　他对他的女儿说：“不行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出来那个劲儿，可是像是不太行了。”女儿问他为什么写不下去时，他说：“也不是害怕，就是觉得不对头，觉着可能出错。”

　　一直到逝世，曹禺再也没有恢复年轻时的那种自由的创作状态。

　　由曹禺，我想到了沈从文。这位写出《边城》、《长河》的作家，解放后开始搞文物研究，不再写作了。沈从文的失语，与曹禺的虽然写作但质量下降，原因是一样的。现在看，还是沈从文聪明：与其写不好，还不如不写，还不如搞其他研究有价值。

　　建国后，一次一次针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运动，使得许多大知识分子如履薄冰、诚慌诚恐。他们的脑子，经过强有力地洗刷后，对自己以前的文学作品、哲学著作，产生了真诚的否定心理。这样的人物，可以举出很多。如郭沫若，早年的文字是比较有头角的；后来堕落得迎合大人物的意思黑白颠倒地写作李白与杜甫。哲学家冯友兰，蒙毛泽东召见后，1962年写“怀人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1972年写“若有东风勤著力，朽株也要绿成荫”。 1974年发表《咏史》，其中有“则天敢于作皇帝，亘古中华一女雄”。逢迎江青，尤为肉麻。

　　由大知识分子的表现老实，可知某方面的“治绩”还是很“伟大”的。所以，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曹禺39岁后的作品，39岁后的人了。

　　往事已矣，警示应在；前人虽逝，后人金鉴。

　　

                    

[ 本帖最后由 武俊岭 于 2010-10-21 20:56 编辑 ]

太和五中张奇

前人虽逝，后人金鉴
政治体制导致文化体制的变革，危机文化事业的繁荣昌盛，曹禺是一个典型的个案，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和胡适才是不畏权势，敢于挑战权威的一代文豪。鲁迅更是堪称时代的楷模。读武老师的文章学到很多知识。问好

太和五中张奇

再次提读，欣赏

玉德

江郎才尽，个人因素也不可忽视，老舍解放后还写出了《龙须沟》、《茶馆》等作品，何况曹禺41年后就没有好作品，“洗脑”连过程也没有了。

辛文

如今对“曹禺”们也是有也不多，无也不少。现在最不值钱的就是纯文学作品，倒是有一点花拳绣腿功夫的最吃香。

玉德

呵呵，中国太伟大了，没有像样人材(尤其是理科人材)也能大发展。特别是后30年，据说可是了不得。

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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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禺能够不断拓宽创作的路径,由家庭悲剧走向社会悲剧、生命悲剧然后是生存悲剧,并且一戏一变招,从精功雕刻转向自然平淡,决不重复自己。而曹禺前期作品中一以贯之的神秘色彩与命运感,使它们获得了文学意义上的超然价值——象征性,从而涂抹了浓郁的现代色彩:我们从电闪雷鸣的雷雨里感觉到世界的摧毁力,从太阳初生的象喻里感受到新生对腐朽的风化力,从蛮荒原野感知了不可遏止的原始生命力,从行将就木的旧家庭里出现“北京人”魅影察知了旧式畸形文明将返璞归真。象征性是曹禺自觉追求的结果,是一种抓牢他心灵的“魔手”,它使其作品获得了形而上的更为深刻的心灵价值,既使之触及中国传统理解里境外之象、韵外之味的上乘境界,又使他能够在文学层次上超越同时代的中国剧作家而逼近和跨越话剧的欧美高度。

    尽管曹禺早期作品始终保持客观冷静的写实态度,他的作品却印有时代精神的鲜明投影,深刻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矛盾,预示了社会的变革,“暗示出一个伟大的未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曹禺虽然没有鲁迅、茅盾等人揭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乡村和都市生活矛盾的主观自觉,客观上却与之殊途同归,其作品补充完整了中国现代文学史链。如果说,巴金的《家》揭示了封建大家庭的崩溃,茅盾的《子夜》揭示了都市资产者的破产,萧红的《生死场》揭示了农村的凋敝,曹禺的前期作品则用话剧形式把这些内容涵括并浓缩在了舞台上。此前,中国新文学在诗歌、散文、小说上的建树已经树立了新标竿,而话剧这一最难领域尚在期待,曹禺则完成了中国新文学在戏剧领域里的最后一跃。曹禺的成绩使中国话剧这一文艺新种类不到30年时间就实现了蝉蜕,也使他在当时仓促草率浮光掠影意念取代形象的众多剧作家中独树一帜。

    当然,高个体性和心灵度的经历与写作,缺陷在局限于自我感知,对社会与时代的辐射力不足。虽然一生都在探索人、人生、人的灵魂和人生哲学,曹禺却不尽懂得社会、政治与政治哲学。因此当中期试图从人与黑暗世界抗争的意象命题里跳出来,转而响应时代呼唤、采用较宏大叙事视角观照社会题材时,曹禺显然不具备这方面的特长,他的独特性光芒就削减了。这是曹禺后来作品都未能达到前期水准、因而未能满足人们更高期待峰值的原因。

    曹禺现象给我们的启示

    曹禺现象表明,作家观察与感受生活、把握时代精神的能力,掌握艺术门类内在规律、广博积累的库存量,对于恰当创作方法和个性风格的自觉遵守与坚守,共同组合为其成功的基石。更重要的,我们从曹禺的价值、意义及其创作生涯的峰谷现象所看到的,是人性魅力的突显和审美价值的张扬——这是戏剧和文学的真谛,是作家须听从内心召唤不随波逐流立足特色保持淡定的创作经验。文学艺术的“大家”就是这样成就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成就。

    曹禺戏剧成功的真谛是关注人、关注人生、关注人的命运,揭示人性的复杂矛盾成为始终纠缠其作品的主题。他初期一再抵制创作的观念先行,反复强调自己的写作是情感宣泄,是寂寞、痛苦之情的抒发,而并非预设主题。他坚持剖析人性矛盾、人生困惑、人类挣扎的精神探索,使作品具有了人性深度和哲学高度。而曹禺的中期后转向不成功告诉我们,创作须遵从于时代精神,但不能直接听命于观念和主题,而要以自我感受和形象思维为主导,坚持“我手写我心”、“写自己熟悉的东西”,才是成功的不二法门。

玉德

上面几段是转来的，题目为《曹禺的独特价值》。一家之言，可作参考。

微风轻拂

曹禺后半生是悲剧，一直认为《雷雨》是比较成功的作品，不知是否受到《哈姆雷特》的影响，有些情节和戏剧冲突似乎有一些相似。

中国文坛在1949年后已经少有力作，梁实秋先生的话有些道理：文学远离政治。但这话我觉得要稍微修改一下：文学离不开政治的，但文学不能被政治左右。鲁迅和狄更斯、马克吐温等文豪的作品都离不开政治。

辛文

再读一遍。

周施梅

观点引人思考。欣赏。

武俊岭

谢谢各位，容体力恢复后再一一回贴。

武俊岭

原帖由 玉德 于 2010-10-22 17:48 发表
上面几段是转来的，题目为《曹禺的独特价值》。一家之言，可作参考。

但不能直接听命于观念和主题,而要以自我感受和形象思维为主导,坚持“我手写我心”、“写自己熟悉的东西”,才是成功的不二法门。
这句话说到根子上了。

渭水河

学习，不错的东西

武俊岭

原帖由 太和五中张奇 于 2010-10-21 22:03 发表
前人虽逝，后人金鉴
政治体制导致文化体制的变革，危机文化事业的繁荣昌盛，曹禺是一个典型的个案，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和胡适才是不畏权势，敢于挑战权威的一代文豪。鲁迅更是堪称时代的楷模。读武老师的文章学到很多 ...

谢谢张奇！
是啊，原来敢挑战，后来谁敢啊？